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学业导师的职责定位与工作方向——基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本科生学业导师制的思考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学业导师的职责定位,应符合大学培养精英人才的高端办学理念,满足高起点学生的高层次需求,从"全能咨询师"转为"学术引路人"。而人文专业学业导师的工作方向,要放在专业认同、学业指导和学术引导上。具体而言,对低年级学生主要在专业课程学习中诱发其"求知欲",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与学习方法,帮助学生完成从应试性学习到自主性学习的转变;对高年级学生则以课外阅读和论文写作为主要方式激发其"学问欲",培养学生的治学素质与创新能力,帮助学生完成从自主性学习到研究性学习的提升。

《师伏堂日记》所见皮锡瑞之经学观

根据《师伏堂日记》可以窥探皮锡瑞经学观 ,归之为三 :通经致用的为学旨趣、“义理必兼考证”的治经方法和力戒门户的经学立场。皮氏以其治学主张与成就 ,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 ,堪称清代今文经学之集大成者。

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的内容及其价值

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中的一组经学文稿,是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晚年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所编讲义原稿。这部《经学家法讲义》手稿对先秦至魏晋的经学变迁与得失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和评述,描绘出魏晋以前经学历史的基本轮廓,其中的新见卓识,更显示出这部隐秘至今的经学遗稿的学术价值。皮锡瑞还在稿中自道其"郑学"研究,有助于今人全面体认他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学术品性,确证他决非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

汉初“诛吕安刘”之真相辨

汉初“诛吕安刘”政治事变，实际上是一场由功臣阴谋集团和齐刘分裂势力合谋发动、事后又完全歪曲其真相的血腥政变。吕后分封全是为了“安刘”，诸吕也未曾据兵擅权，更未曾谋乱危刘，诸吕不过是阴谋政治的无辜牺牲品。

朱一新、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考》若干史实考——基于被人遗忘的康氏两札所作的研究

朱一新与康有为关于《新学伪经考》的辩论一直颇受学界关注,但其中直接关系此次论学始末详情的若干史实,如康有为致朱一新的书札数量、双方书札的往返次序、各通书札的撰写时间以及论辩的中心话题等,仍有必要再作细致考察。朱、康有关《新学伪经考》的辩论起自1890年秋末冬初,迄于1891年夏末秋初,《新学伪经考》始终是这场学术辩论的中心话题。康有为两通佚札的发现以及与之相关的考察,不仅能够纠补已有研究的诸多讹失,更有助于重建朱、康辩论《新学伪经考》的基本经过。

论王国维对中国近代学术的三大贡献

学术界对王国维于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贡献缺乏专门研究。他对中国近代学术有三大贡献：第一，他构建起“无中西无新旧无有用无用”的新学术，从理论上解决了学术的中西新旧之争和学术经世与求真的矛盾，后来的学人继此而推促中国学术走上比较参证、融贯创新之路；第二，他对中国传统的治学手段与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浑然一体的娴熟运用，为近代学界树立了典范，“互证法”和“因疑得信法”影响深远；第三，他关心国运世变，以中国学术之存亡为己责，奋然兴学以图强国，这种“遗世而不忘世”的学者态度，在近代学术界极有回应。

皮锡瑞《经学历史》并非经学史著作

《经学历史》的"十个时代",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皮锡瑞所分中国经学史的"十期",并因此将《经学历史》视作中国第一本经学史著作。然而细读《经学历史》,可见书中分十个时代所作的论述,并非是对经学史的分期与评述,而是着力宣扬"尊孔"、"崇经"的思想,体现出皮锡瑞"信古"、"宗汉"、"主郑"的经学取向。因此《经学历史》绝非经学史书,而是一本借史立论的经学论著。

皮锡瑞南学会讲学内容述论

南学会之创设与皮锡瑞之主讲,为湖南维新变法一大举措。本文综观皮锡瑞在南学会的12次讲学,将其内容要旨概括为三并略作评论:一是大力宣扬合群之义,破除学派门户之见,以兼采众长,经世救亡;二是强调开启绅民之智,反对仇外打教,主张“文明排外”,以坚忍之志,变法自强;三是从经史中阐发素王改制之义,引申维新变法之说,推进湖南的维新运动。

皮锡瑞与晚清教育变革

皮锡瑞较早认识到国家富强的根本 ,不在选拔任用人才 ,而在大兴教育、培植人才 ,因此对八股取士制度十分不满 ,而对兴办新式教育生出浓厚兴趣。戌戊变法期间 ,他极力推动湘赣两省废除八股、改革书院 ;在清末新政中 ,他更积极参加湘中兴办新学 ,为湖南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蒋百里对中国抗战的理论探索与贡献

蒋百里很早就把日本视作中国国防的首要敌人,预料日本会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拟出持久抵抗、攻守结合的国防战略,并从军事布置、物质准备、工业布局和实施国家总动员等方面,积极筹划抵御日本侵略的国防建设。他的“机动作战”论和组建大规模机械化部队开展运动战抗击日军的建议,为中国抗战军事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抗战必胜”论,更激励了士心民气,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下一份心理基础。

论廖平1880年并未转向今文经学——“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辨析

廖平入读尊经书院后学思两变,自称第二变是"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学术界据此认为廖平自1880年开始,在王闿运影响下,厌弃汉学考据,转向今文经学。但细检相关史料后发现,研究者推证廖平学思二变的契机发自王闿运入主尊经讲席的证据虚空不实。廖平从1881年至1886年间一直从事文字训诂之业,并且始终强调"治经之道,不能离声音训诂"。廖平"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的真正意蕴,是主张跳出琐碎的名物考订,着力推寻经书条例、解证经典大义,由勤学变为深思会悟,但他的经学立场和治经方法并无明显变化,直到经学二变后才一度转向今文经学。廖平治学在庚辰以后得入新境,既要归功于他对专治小学训诂弊端的自省,又是他不喜记诵、长于悟思的个体特性自然发展的结果,与刚到尊经书院的王闿运没有直接关系。

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

有关孙复的研究多集中于舍传求经的方面,忽略了继承三传的方面。其实,孙复的《春秋》学与《公羊》关系密切。他认为孔子作六经为万世立法,且推崇董仲舒、批评刘歆。他的《春秋尊王发微》在方法上继承了《公羊》学重义略事、属辞比事、以例言经的思路;思想上继承了《公羊》尊王、恶盟、天人感应、讥世卿等思想,改造了《公羊》君臣之分与三世说。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启发对宋代《春秋》学、历代《公羊》学书写的进一步思考。

皮锡瑞《王制》研究评析

清儒尤其晚清今文学家重视《王制》研究,皮锡瑞承前人之绪,对《王制》的文字训诂与名物典制、《王制》郑注的是非得失、《王制》的成书时代及其性质、《王制》与《周礼》的异同优劣等问题作了反复探讨,最后撰成《王制笺》一书,将清代的《王制》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通过检视皮锡瑞的《王制》研究及其对待郑注的态度,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出他从专守古文到兼宗今古最后独尊今文的治经历程,这也是清代经学演进的一个缩影。

项羽自杀原因新探

项羽自杀原因新探吴仰湘长期以来，史学界对项羽的研究虽多，但集中于探讨项羽败亡的原因，至于项羽乌江自刎，则认为是他垓下兵败被迫自杀。然而细读史书，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项羽从垓下突围南逃，在东城一番冲杀，撇下了刘汉追兵，到达乌江岸边。“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

皮锡瑞对《春秋公羊传注疏》的批评——稿本《师伏堂经说·公羊传》例说

皮锡瑞的未刊稿《师伏堂经说》,是他始治经学时的笔记,其中《公羊传》题下的93条札记,有61条针对《春秋公羊传注疏》的各种缺失而发。细检皮锡瑞对何注、徐疏的批评,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纠补其文字训释之误,二是指陈其违离传义之弊,三是揭举其前后乖异之失。清代公羊学家重义例而轻文辞,对《春秋公羊传注疏》作训诂、考释的不多,皮锡瑞本着朴学精神,指陈其瑕疵,纠补其缺失,因此十分值得今人重视。

“纵橫计不就”:王闿运光绪四年“出山入川”发微

王闿运受聘主讲四川尊经书院,是他传奇人生中备受关注的一件大事。而翻检相关史料,发现王闿运光绪四年"出山入川",接受总督丁宝桢邀聘,初衷并非充任尊经书院山长,后来他勉强受聘,却不安于位,拟想"辞师居友,聊尽所长",再展其"纵横名士"的奇才大略,扶助丁宝桢、刘长佑在西南成就霸业,但"赞幕无功,诲人复倦",于光绪十二年倦归湖南,留下一段"纵横计不就"的豪情与悲苦。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训释讹误两例——兼论清代学者纠改之失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对《公羊传》字词的训释时有讹误,清代学者曾力加纠匡,但仍有纠而未安或正而不是者。本文以僖二年“吾马之齿亦已长矣,盖戏之也”与襄二十六年“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为例,辨析何休训解中的讹误所在,同时指陈孔广森、何若瑶、俞樾、陈立、王闿运、皮锡瑞相关纠改的是非得失,最后提出新的解说,以求合乎经传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