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解放的特点及其形成因素

武汉解放已经整整四十周年了。武汉的解放,既不同天津方式,也不同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武汉是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与城市党组织领导的地下斗争紧密配合下,迫使敌军仓促撤退,较顺利较和平地获得解放的。武汉较顺利和平地获得解放,这是以下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直接或间接的力量有机结合的结果。

孙权用人方略

论及三国用人方略，一般都称道曹操“唯才是举”和刘备“三顾茅庐”，而很少提到孙权“知人善任”。早在孙策临终时就对孙权作了高度的评价：“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由于孙权“招延俊秀，聘求名士”，使内部很不稳定的吴国统治维持了较长的时间。王夫之说过：“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而角立不相上下，吴有人焉，足与诸葛颉颃，魏得士虽多，无有及之者也。”他由此得出“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的正确结论。

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重温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

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谋略由来已久。近10年来，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日益尖锐，特别是80年代末开始的由布什总统制订的“超越遏制”战略，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主动进攻性和疯狂性，使和平演变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坚持生产力标准与坚持历史辩证法的统一

【正】 生产力标准的理论正确地指出了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促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是否先进的根本标准。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必然要将生产力标准提出来。事实也正是这样。邓小平同志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报告中,在阐明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同时,就鲜明地并精辟地论述了生产力标准问题。三中全会以来的10年,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10年。始终不渝地坚持生产力标准,这对于坚持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推进我国建设和改革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应当指出,前一段时期,在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讨论中,许多同志提出并论证了一些正确观点。但也存在着简单化、绝对化和庸俗化等倾向,这为割裂两个基本点。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武汉地区的斗争方略——纪念武汉解放四十周年

【正】 抗战胜利以后,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熬过了7年悲惨生活的武汉人民,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萌生了对美好前景的向往。可是残酷的现实使强烈的希望立即变成了强烈的失望。1945年至1946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无休止地抓兵筹饷,调兵遣将,迭次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摆在武汉人民面前的任务,是进行反对美蒋统治,迎接武汉解放的斗争。当时,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我们的总方针是从解放区自卫战争与蒋管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的配合发展中,取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在长达7年的日伪统治时期,党在武汉的活动长期中断,鄂豫边区党委的城市派遣工作时断时续,党在武汉的领导机关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日本投降后不久,中共中央南方局(后改称为重庆局、南京局、上海局)根据党中央的战略策略方针,从革命形势与武汉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派人到武汉开辟工作,重新建立党的组织,恢复党的活动。董必武当时曾对派往武汉工作的同志说过:“目前武汉是块沙漠,党还没有深深扎下根。你们返回武汉的人就是‘垦荒’队员,去开垦这块沙漠,把根深深扎下去。”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在同派遣到武汉开辟工作的负责人曾惇谈话时指出:“武汉是革命名城,党在那里有很深的影响;武汉又是华中重镇,南北交通要冲,做好武汉的工作,对全国都有影响。”

义利、群己、远近之辨与长治久安

义利、群己、远近之辨,这三位一体的古老哲理课题是历代价值观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试加辨析,企图对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起到借鉴作用。一、两个文明要一起抓,不要“一手硬一手软”义利之辨涉及精神性的政治道德原则与物质性的财货需求的关系。现阶段,义与利有其时代内涵,涉及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义与利本来应当是统一的,而儒家传统的义利观却从统一走向分裂以至对立。孔子虽然把义与利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但总还是倾向把义与利在一定程度上联系起来,教人“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在杨朱、墨翟等人伦理观念的冲击下,孟子开始把义与利推向对立。《孟子》首篇载孟子答梁惠王的第一句话就是“王何必曰利?

坚持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其基本要求是将对象作为一个整体,从其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及各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辩证思维,以便从本质上系统地、完整地认识对象。辩证思维与实证思维、经验直观思维相区别,是与形而上学思维根本对立的思维方式。但一些同志在认识上和工作中,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这样那样的片面性之间摇来摆去,问题就在于没有掌握辩证法。学习唯物辩证法,坚持辩证思维,对于正确处理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义与利、人与物。

试析在所有制上盲目求纯的思想症结

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纯而又纯,绝对平均。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曾经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盲目求纯,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形成了过份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特别是近几年的全面改革,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纠正了盲目求纯的“左”倾错误,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但是,这种盲目求纯的错误思想观念,至今仍然在一部分同志的头脑中或隐或现的存在着,成为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思想障碍。为了清除盲目求纯的僵化思想影响,提高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特对盲目求纯的思想症结及认识根源剖析如下:

同心合力 迎接解放

(一)珞珈山上迎黎明1949年4月中旬,中共武汉地下市委鉴于在决战的时刻,可能出现青黄不接的“真空”短暂时期,大江南北一时可能难以取得联系.在这个极为严峻的黎明前夜的关键时刻,地下市委书记曾停在市委会上提出并通过了《为保护城市渡过青黄不接进入接管而斗争的报告提纲》.报告提纲分析了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武汉青黄不接时期可能于解放大军在武汉上下游渡江,粤汉铁路截断前,或三面包围逼紧时,敌人撤退并执行有计划的预定的破坏时.既是青黄不接的前奏。

五十年代干部理论学习热潮拾零

偶读张学知兄《忆五十年代的理论求知热》一文(载《武汉文史资料》49、50辑合刊),引起我对往事的一些回忆.第一次学习高潮(1949年夏至1952年秋)提起50年代的干部理论学习,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如饥似渴,趋之若骛.”当年我们生活是苦的,吃的是小米,穿的是灰色粗布制服和蓝色帆布鞋,每月发几万元零用钱(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几块钱),住的是集体大宿舍,我们工作是够忙的.当时局面可以说是满目疮痍,内忧外患交织,千头万绪,百废待兴.然而再苦、再忙、再累,影响不了大家的学习和求知热.我们生活感到很充实、很欢乐,因为我们从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光明和正义,从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中看到了理想之光和真理之路.

论经济社会生活中失度的表现及其防治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矛盾的统一体都有一个“度”和两个“关节点”。“度”是矛盾统一体的质所能容纳的总量，也就是矛盾统一体质的规定性及其所能容纳的量变幅度的统一。这种统一，使得矛盾统一体保持相对稳定状态。存“度”的总量范围内，矛盾统一体是稳定存在的，只有渐变而没有质变。

略论蹲点——学习《反对本本主义》的一点心得

一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題(例如粮食问題、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題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別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这就是说,蹲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蹲点的过程是变革客观事物的实践过程,是深入客观事物底里的过程。

当前党史应注重研究的若干问题

四项基本原则是党史工作之本。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党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党史是科学性和战斗性很强的学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往往以某一点为突破口,歪曲党的历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全局这个根本要求出发,用确凿翔实的历史事实,回答人们提出的一些重大认识问题,总结和阐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