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水平对劳动力工作时间投入影响的性别差异——基于CLDS(2016)数据的实证分析

工作时间投入是劳动供给的微观体现,是劳动力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方面.本文从性别角度出发,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通过WLS回归与分位数回归分析,探讨工资对劳动力工作时间投入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女性劳动力工资激励效应比男性劳动力高出28.5%;第二,男性劳动力工资激励效应随分位数增加表现为"分阶段型"的下降模式,女性劳动力表现为"扁平弧形"的先降后升态势;第三,男女劳动力工作时间投入其他影响因素中家庭因素影响的性别差异较大.工具变量的使用加强了实证分析的可靠性.基于实证结论,论文对工资激励效应性别差异、 劳动力时间供给性别差异以及两者关系进行了延展式思考.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进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布局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越发重要,本文在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行业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生产性服务集聚对现代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相较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部门,以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强劲;同时,就城市发展现阶段而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线性发展特征仍占主导。因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重点在于继续强化集聚发展趋势,提高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促进其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医疗保险类型与劳动力健康改善研究——来自CLDS经验数据的证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表明全民健康已经上升到了政策层面,而医疗保险是降低疾病风险、保证全民健康的社会制度支撑,与此同时,医保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经验数据,运用Probit、PSM-DID等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探寻四种医保类型对于城乡劳动力综合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综合来看,参与医疗保险对于劳动力健康水平有着提升效应并存在城乡异质性。从数值看,参保促进劳动力健康自我评价指标提升1.7%—7.2%,促进劳动力心理健康水平指标提升6.3%—11.5%,而促进劳动力生理健康水平指标提升1.8%—6.0%。由此可见,除了可以减轻劳动力在看病求医时的经济负担,参与医保更多地使得劳动力心理增加了安全感和获得感;第二,利用技术手段减弱自选择偏误并进行城乡对比分析后发现,城镇医保提升了城镇劳动力生理健康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商业医保也对城乡劳动力身心健康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相比较而言,新农合却没有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心理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新农合的健康绩效有待进一步衡量和探讨;第三,除四类医疗保险之外,其他控制变量如日常生活习惯对于劳动力健康同样产生了一定影响。具体地,抽烟对于身心健康不利,饮酒则对心理健康产生更多影响。值得一提的是,饮酒并没有降低劳动力对于自身健康的评价指标,睡眠质量能够显著提升健康水平。另外,随着年龄增长,劳动力的生理健康和自评健康指标体现下降的趋势,而生理健康指标则会增加,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均对劳动力健康产生了异质性影响,提高医保报销比例能够显著提升劳动力的身心健康和健康自评。工具变量的使用加强了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就实证分析结论,全面统筹城乡医保覆盖率和服务质量,努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医保制度发展的影响,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决定了新农合的健康绩效和经济绩效尤其值得关注。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倡导之下,包含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在内的劳动年龄人口综合健康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普及健康观念、营造健康氛围、提升健康水平、发展健康产业是新时期建设全民健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信息化的农村减贫效应及区域差异——基于中国2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本文从理论层面探讨信息化的减贫效应机制,进而采用中国2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3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对信息化农村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显著降低了农村地区的贫困水平,但是这种减贫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具体来看,信息化对东部地区的农村减贫效应并不明显,对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减贫效应较为显著,对中部地区的农村减贫效应最为强烈。因此,要加大信息和通信技术等产业的创新支持,尤其注重对农村地区的扶持力度;在支持信息化发展方面应给予中西部地区一定的政策支持,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信息化的减贫作用。

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非线性影响:部门市场化程度差异视角

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国不同部门市场化程度有所差异,劳动供给的部门异质性随之体现。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结合汉森门槛回归模型和劳动供给模型,依托部门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性,文章探讨了工资对劳动力个人供给的非线性影响及其部门异质性。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我国市场部门与公共部门劳动力的个人劳动供给有所差异。第二,工资与个人劳动供给呈现非线性关系并且存在部门异质性。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三个"突变点",工资门槛均使得工资"激励效应"加强并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第三,劳动供给的工资门槛存在性别、城乡和行业异质性。第四,随着年龄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个人劳动时间供给趋于降低,签署书面劳工合同使得市场部门劳动力工作时间显著增加,而政治面貌显著影响公共部门劳动供给。总体来看,无论是市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我国劳动力个人供给曲线均未"向后弯曲",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居民幸福感等议题需持续关注。

工资对劳动力时间安排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基于“工作—家庭”视角

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通过回归方法分别探寻工资水平对于工作投入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在低收入群体当中,工资水平对于工作投入时间的弹性为正且女性比男性高出30.5%,而工资水平对于家务劳动时间的弹性为负且对男性的影响比女性高出82.5%;在高收入群体当中,工资水平对男女劳动力工作投入与家务劳动皆为负影响,工资对男性工作投入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比女性分别高出22.9%和16.8%,从而这部分劳动力会适当增加闲暇时间。总体来看,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对工作投入和家务劳动的影响相较于高收入群体更加明显,不同收入群体当中,工资水平对于工作投入和家务劳动的影响不同且存在一定性别差异。工具变量的使用增强了本文实证分析的稳健性。

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对母国城镇就业效应研究--基于行业因子提取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2007-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分行业数据,利用因子分析和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方法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城镇居民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地产业和制造零售业在七类对外直接投资中贡献度较大,两大行业投资贡献度达87.59%。以两类行业为代表的OFDI对于母国就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正向效应,服务地产业的就业影响效应为制造零售业的1.5倍,近些年的科技进步给服务业带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另外,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工资水平等因素对城镇就业产生了较大影响。

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中小企业发展一直是国民经济增长的生力军,然而由于中小企业存在规模小、无抵押、无担保以及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因素,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在发展内循环的背景下,利用金融科技的普惠性,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助于实现其数字化转型、提升其融资能力。利用2011-2018年我国中小板上市企业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编制的数字金融发展指数,通过双向固定效应以及工具变量方法,检验了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金融科技通过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对中小企业成长的作用路径。研究结论:第一,金融科技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成长,即金融科技发达程度越高的地区,中小企业的成长速度越快;通过金融科技三个不同维度指数的作用可以进一步表明,金融科技覆盖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支持服务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中小企业成长。换言之,中小企业外部环境越好,享受到的金融服务、个性化水平以及便利性越高,外部融资成本越低,中小企业成长性越好。在使用工具变量以及改变估计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表明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可以稳定存在。第二,通过外界环境的调节作用以及企业异质性检验后发现,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表现出异质性,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以及非国有中小企业更能受到金融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且金融科技也是对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有益补充。第三,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后表明,金融科技发展主要通过降低中小企业外部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企业研发创新的渠道对企业成长产生促进作用,在使用不同的融资约束和研发创新代理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影响机制依然存在。研究结果支持了金融科技的普惠性,有助于理解在"双循环"新发展战略背景下,金融科技如何在微观层面上畅通要素流动、提升内循环效率。

劳动时间供给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研究述评

劳动供给是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因素,劳动时间是劳动供给的微观体现,劳动时间供给影响到劳动力自身的工作效率和健康发展。梳理近30年国内外有关劳动时间供给的研究发现:劳动时间受到宏微观各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阶段、性别差异、职业差异、工资水平对劳动时间的影响是主要研究领域。从近些年的研究来看,对于工时制度、过度劳动以及工作时间影响因素的研究居多,针对特定群体或行业职业工作者劳动时间的研究居多,这恰恰体现了劳动时间的群体异质性。

城镇化、逆城镇化与产业转型升级

城市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发展水平得到了长足进步,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和乡村振兴等战略的提出,逆城镇化现象在我国逐步显现,城乡协调发展成为城市农村经济的共同发展目标。从产业转型升级角度解读我国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厘清了三者之间的内在影响机理与逻辑关系,产业结构转型作为中轴力量,与城镇化、逆城镇化进程有着密切联系,在促进城镇化与逆城镇化进程中均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当前我国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应相互协调、相得益彰,共同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性别差异

非正规就业逐渐成为重要的新型就业方式,其就业满意度是评价劳动力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基于CFPS 2016年数据,结合理论分析,利用probit回归等计量方法,从性别差异角度探讨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非正规就业显著影响劳动者就业满意度,非正规就业的满意度“挤出效应”明显;第二,非正规就业降低了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且存在性别差异,非正规就业更加降低了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满意度,这种效应比男性劳动力高出38.5%;第三,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满意度“惩罚效应”最明显,其就业质量值得持续关注;第四,工作指标、人力资本禀赋对就业满意度亦产生了一定影响。劳动力市场发育和转型促成的非正规就业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值得进一步关注。

劳动时间的工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性别差异视角

文章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经验数据,探究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对劳动时间供给的非线性影响,估计相应门槛值并探寻门槛前后的工资激励效果。研究发现:男性劳动力工资门槛要普遍高于女性劳动力,男性劳动力工资水平对工作时间的激励效应表现为双重门槛,而女性劳动力工资水平对工作时间的激励效应表现为单一门槛;"生存门槛"导致男性劳动力工资对工作时间的激励增加83.93%,女性劳动力则增加31.44%,"小康门槛"导致男性劳动力工资弹性由正变负,且这种工资激励变化率降低了219.02%,男女工资"生存门槛"分别达到其调查平均工资水平的80.0%和43.9%,并且分别有47.8%和74.7%的男女劳动力跨越了此门槛,而当工资水平达到调查平均工资水平的1.76倍时,男性劳动力将跨越"小康门槛";"生存门槛"对于青年男性劳动力的激励水平较中年男性高,而对于青年女性劳动力的激励水平则低于中年女性。

不同形貌钛酸钡纳米晶体的光催化性能研究

采用水热法,分别利用聚乙二醇200(PEG200)和乙醇的调控作用,合成了十二面体和立方块两种不同形貌的钛酸钡(BaTiO_3,BTO)纳米晶体,两种晶体分别具有(110)和(100)不同的晶面。利用X射线衍射(XRD)、扫描电子显微镜(SEM)、透射电子显微镜(TEM)以及UV-Vis漫反射光谱对BTO纳米晶体进行表征分析,结果显示十二面体BTO纳米晶体具有较小的粒径,较大的表面活性;而立方块BTO纳米晶体具有较大的粒径,较小的表面活性。在相同条件下对甲基橙进行光催化降解实验,十二面体BTO纳米晶体显示出优于立方块BTO纳米晶体的催化性能。光催化动力学理论模拟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实验结果。

新颖十二面体钛酸钡纳米晶体的水热生长机理

本研究采用水热法,利用表面活性剂聚乙二醇200(PEG200)合成具有12个(110)晶面的新颖十二面体钛酸钡纳米晶体。采用X射线衍射(XRD)、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分析了钛酸钡纳米颗粒的水热生长结构特点:在反应初始阶段,强碱性条件下,前驱体TiO2颗粒表面发生溶解沉淀的过程,迅速生成BaTiO3晶核;该纳米晶核在PEG200的作用下,发生溶解沉淀的再生长过程,最后长大为十二面体BaTiO3纳米晶体。Johnson-Mehl-Avrami(JMA)方程动力学模拟结果表明:晶体的成核是控制步骤,晶体的生长符合“溶解-沉淀”的机理。这种表面活性剂调控下的“溶解-沉淀”形成过程,揭示了以TiO2颗粒为前驱体形成十二面体钛酸钡纳米晶体的生长机理。

科技进步真正改善就业状况了吗?——基于性别比较的讨论

本文从性别角度出发,基于传统产业和科技产业的分类就业数据,通过分析科技进步的表现及其对就业结构的改善,解释其中的内在原因并给出一定讨论和建议。研究发现,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体力劳动比例下降和社会需求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男女就业状况,女性劳动力在科技行业占比高于男性,男性劳动力在传统行业占比高于女性,科技进步对于科技行业中占有更高比例的女性更有利,另外,高科技行业就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率明显高于其他行业,本文从经济、社会和自然因素方面就科技进步对于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做出了一定理论解释。

最低工资标准、地区环境规制与外资企业撤离

基于2008—2016年中国地级市最低工资和环境规制的数据,运用Logit模型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以及环境规制的提高对外资企业撤离的系统影响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显著增加了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可能,而环境规制的作用方向是不确定的;其次,就异质性分析来看,生产率低、创新能力弱、非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所在地市场化程度低、人力资本低的外资企业容易受最低工资标准与环境规制的影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行业竞争激烈的外资企业影响更大;最后基于实证结论,对“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产业企业转型升级、环境治理与企业发展等展开延展性思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者培训的收入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研究了不同培训方式对农村劳动者收入的提升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培训和个人技能培训均能显著提升农村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企业培训的收入效应接近于学校正规教育;个人技能培训的收入效应在不同性别、年龄等样本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政府培训对于农村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升效应不显著,但政府培训可能在农村劳动者就业和生活水平提升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基于分析结果,本文认为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应该提高政府培训的质量;另一方面应该鼓励企业和个人培训,对相应的企业和个人进行减税和补助激励。

企业信息披露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是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的重要非财务信息,发布公司未来发展以及战略部署的相关信息,可以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信息,并且有效增强资本市场有效性。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对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所披露的信息进行度量,研究其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MD&A文本相似度的提升会显著降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MD&A文本复杂性的提升则会提升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在经过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并且进一步的检验发现,文本复杂性的提升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通过影响路径的检验发现,低于目标资本结构时,MD&A文本相关度以及复杂度均会通过调整负债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而高于目标资本结构时,MD&A文本相关度会通过调整股票发行影响资本结构,文本复杂度会同时通过调整负债和股票的路径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此外,通过对文本内部的因果解释性研究发现,文本的因果解释性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存在正U型关系,即较少的解释性信息是一种掩饰态度,充分的解释信息表现了对企业发展及战略等的阐述。从非文本信息的视角研究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为上市公司的企业治理以及投资者的信息决策提供了借鉴,同时为监管制度和政策的改进提供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外资撤离——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8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上市公司外资股权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外资撤离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在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受政府的积极作为、沉没成本的存在以及决策的不可逆性的影响,外资倾向于做出延迟撤离的决策。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及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其次,外资撤离在不同企业和行业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从企业特征来看,对于全要素生产率高、采取进攻型战略、风险承担水平高、创新能力强、融资约束低以及有实力进行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外资更有可能延迟退出;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行业内的激烈竞争增加了外资直接退出的可能性。最后,外资撤离在不同时空特征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就时间差异来说,2008年后这种"延迟撤离"的意愿有所降低;从地区特征来说,企业所在地区的人力资本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对外资越有吸引力,从而增加了外资延迟退出的概率。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宏观政策、政府扶持和地区差异等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电力通信网中通信电源故障及解决对策

通信网络是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力通信网络的正常运行决定了整个电力系统的稳定性。电力通信网由多条供电线路和其他电气设备构成,其中电源在电力通信系统中占有很大比重。在电力通信网的日常维修中,供电部门应高度重视通信电源的运行情况。重点分析电力通信网通信电源故障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