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闻学院(香港)的教育活动

中国共产党和抗战时期中国新闻学院(香港)的教育活动密不可分,中国新闻学院(香港)开创了香港地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新闻教育传统。“福建事变”失败后,抗日反蒋势力聚集于香港地区,并寻求与中国共产党联合。中共地下党员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主持宣传工作,促成了第一所中国新闻学院(香港)的诞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香港地区最早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念教育的新闻教育机构;由“青记”香港分会创立的第二所中国新闻学院(香港),则是完全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教育机构,培养了一批在抗战时期发挥重要宣传作用的新闻人才。两所学院均致力于培养能够投身抗战宣传工作的专业人才,阐扬科学与进步的新闻理念、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及学用结合等是共同的培养特色。

人类、技术与媒介主体性——麦克卢汉、基特勒与克莱默尔媒介理论评析

近五十年来,讨论人与媒介和技术关系的媒介学研究发生了重要的理论范式转折。先前以技术为核心、着重技术的决定力量的视角,逐渐转向以媒介本体为核心的视角。本文沿着媒介理论的发展脉络,从理论叙事的本体论角度出发,以麦克卢汉、基特勒和克莱默尔三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的媒介思想为主线,对媒介理论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比较和评析。麦克卢汉强调技术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这一机械化的传播过程中,狭义层面上的人的主体性消失,媒介成为人的延伸;基特勒认为传播渠道仅仅只是物质技术的体现,他更关注"传播的物质性"和技术的自主性,从而开辟了一条从媒介发展的历史条件、权力与话语,以及传播的结构来理解媒介的研究路径;克莱默尔则借助"信使模型"的比喻来强调媒介的中介作用,认为机器是符号"中介功能"的体现或者"形式化过程"的结果,更加突出一种"去人类主体性"的媒介观,她构建出一套更为宏大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并不区分技术与人,也不强调技术的决定力量。上述三位代表学者的理论对于人工智能时代探讨人与技术和机器的关系,以及其中的伦理和价值观问题,技术变迁如何改变媒介与人的关系等"技术—社会"话题具有重要的时代紧迫性与启发意义,也将为中国的媒介研究与新闻传播研究的理论创新提供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资源。

新闻传播类博物馆发展方向管窥

本文通过对部分国家和地区新闻传播类博物馆的考察,提炼出这一类别博物馆的三种主题方向,或以媒体行业为主题、或以媒体技术为主题、或将媒体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历史进行勾连。通过梳理各地新闻传播类博物馆的不同主题的表现,审视其运营模式、展陈布置、功能性,总结可资借鉴的建设经验,为中国建设自己的新闻传播类博物馆提供参考。

德国当代媒介学派中的“本雅明支流”:诺伯特·博尔兹“感知”论初探

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课程体系中,与媒介理论相关的内容大多源自于英美一脉,而对于除了基特勒以外的德国当代媒介学派学者着力不多。在本雅明逝世八十周年纪念之际,本文梳理了诺伯特·博尔兹这位德国当代媒介学派学者的"感知"媒介理论,认为他是德国当代媒介学派中异于"基特勒主流"的"本雅明支流"。博尔兹的学术发展路径与德国当代媒介学派的"成长"存在关联,他基于本雅明理论所发展出来的"感知",从微观层面上是一种基于个体感官与媒介技术综合作用的感知理论,从中观层面上是一种基于某一集体的感知理论,从宏观层面上是一种基于美学理论的感知理论,这和中文学术界熟知的基特勒的理论大不相同。

网络营销号治理的有效模式

社交平台化带来的流量经济产生了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消费市场,也催生了“营销号”这一负面事物,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信息传播秩序。要以“主流媒体+网络平台”双管齐下的方式,从根源上进行营销号的治理,廓清营销号带来的污浊之气,“消灭”营销号的生存土壤,营造清朗的信息传播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