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坛与吴全节的“儒仙”印记

元代玄教宗师吴全节不仅以其儒道素养际遇元廷,由主持皇室斋醮、国家祭祀进而参与元廷政治,取得了元代汉人、南人无法企及的功业;而且以其艺文素养参与元代艺文活动,营造了元代最为庞大的艺文交游圈,成为元代文坛的一大盟主,元代文坛与吴全节的交游唱和遂成为元代艺文创作的一道靓丽风景。就留存至今的73位作家的393篇(首)作品加以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唱和题赠之作反映了元代士人对吴全节庙堂功业、江湖情怀的体认与感悟,反映了元代士人对吴全节身份和地位的判断,“儒仙”吴全节也因此成为折射元代士人心态的绝佳窗口,彰显了元代儒士的用世情怀和出世愿景,是元代文学、元代文化“儒道互补”结构的集中体现。吴全节的功业、吴全节与文坛的交游、吴全节的“儒仙”印记,在道教史、文化史、文学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乃元代特殊的制度使然,值得我们深思。

《长春真人西游记》诗词的创作旨趣

《长春真人西游记》不仅载录了丘处机应诏西游及其东返直至羽化期间创作的81首诗词,而且详细叙述了这些诗词的创作语境,这是宗教文学史上乃至一般文学史上颇为难得的创作史料。这些诗词可以分为三类:交游述怀类诗词不仅向燕京士大夫宣说了其应诏西行的理念、豪情和硕果,而且获得了这些士大夫的理解和支持,为全真教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示众宣教类诗词不仅成功地宣说了全真教宗教实践活动的内涵、意义及其灵验效果,而且形象地阐述了全真教禁欲修行的心性修持理论。写景咏物类诗词反映了丘处机越界体验带来的文化震惊,揭示了丘处机用道眼观世界所抒发的“道理”和“道情”,彰显了丘处机用自己的阅读体验、山居斗闲体验观察漠北、西域景物的独特感受,并形成了“清雄”的诗风。

道举与唐代文人的文学创作

道经取士的道举制度自开元二十九年始,在唐代施行了一百多年。作为联结官方崇道政策与文人读书做官的关键环节之一,道举为熟读指定道教经典、深谙老庄要义的文人提供了一条仕进途径。分析有史可考的近三十位经由道举入仕的文人资料,可以发现他们的文坛交游涉及一些直接描写道举活动的作品,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则或深或浅地留有道教文化的印记。道举影响了这一文人群体的外在文化特征和内在精神品格,这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有鲜明的体现。以盛唐至中唐时期的文坛大家独孤及为例,其文学创作的题材内涵与内容风格深受道举经历影响,而他表达个人思想和抒发个人情感的作品则蕴含着丰富的道家文化精神。

杜光庭道教传、记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杜光庭道教传、记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中国台湾、日本学者首开风气,内地小说研究界、宗教研究界随即推出了一系列成果。纵观这五十来年杜光庭道教传、记研究,文献学、语言学、宗教学维度的成果相对成熟,而小说研究界的成果却有点令人沮丧。其原因在于小说研究界用西方的“小说”观念来观照杜光庭的道教传、记,导致杜光庭道教传、记的文体归属、文本分析和理论阐释均陷入了困惑之中。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将这些作品归属于道教知识体系和文类体系中的“记传”和“谱箓”,尊重其实录性、神圣性、谱系性和教化性等文体属性和功能,这样才能揭示“传统文学”的“文学传统”。

花主、诗人和哲人——神道设教与贾宝玉的形象设计

通过神道设教这一叙事传统,曹雪芹将大观园写成了花柳世界,赋予大观园群钗以花柳的特质,赋予贾宝玉以花主、诗人和哲人的秉性,将贾宝玉那近似"花痴"的意淫行为写成了一种诗意的行动,目的在于呈现一种生命意识,即对青春和美丽的欣赏、体贴和眷恋,《红楼梦》的叙事因此呈现出诗性叙事的特质。根据叙事传统去把握作品可以达到对作品的还原解读,而二十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基本上属于文化建构甚至是意识形态建构,是一种"别有动机"的误读。

“宗教实践与文学创作”开栏弁言——从叙事文学角度看宋代佛教史书中的灵异故事

考察赞宁的《宋高僧传》，惠洪的《林间录》等佛教史书中对禅宗五祖弘忍身世的不同叙述方式，可以发现佛教史书叙事文学的本质属性。从叙事学角度看，惠洪的一些著作是佛教史书从“实录”到“虚构”的跨越，这一尝试在佛教传说的接受史来看，其叙事策略相当成功。同时，从叙事学角度切入对佛教史书中存在的大量灵异故事也可作出新的阐释和评价。

宗教文学史:宗教徒创作的文学的历史

百年中国宗教文学研究大致涵盖了宗教文学、受宗教影响的文学和文学中的宗教三大领域。其中,备受学者关注的是受宗教影响的文学和文学中的宗教,而宗教文学尤其是宗教徒创作的文学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严重影响了学界对中国宗教文学的体认。有鉴于此,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在北方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邀请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一批中青年学者撰写12卷24册本《中国宗教文学史》。这部《中国宗教文学史》是国内第一部全面清理包括道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在内的宗教徒的文学创作通史,也是国内第一部兼含汉语、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西南少数民族语种在内的大中华宗教文学通史。经过5年的酝酿,在清理文献的基础上,课题组就《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理念、主要内容、写作体例等展开了认真思考,现发表一组笔谈,恳请各位学界前辈、同道多提宝贵意见。

从吕洞宾戏白牡丹传说看宗教圣者传说的建构及其流变

妓女白牡丹传说、观世音化妓度人传说、吕洞宾妓馆度人传说是吕洞宾戏白牡丹传说得以形成的内在机缘 ,这一机缘在全真教清修理论的支配下最终完成了宗教圣者传说的建构。这一传说的早期形态还保留在由说唱道情发展而来的道情戏传统剧目、清代拟话本和鼓词中。这是一个地道的宗教度脱传说 ,但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 ,其文化内涵却由“无情”向“有情”、由“清修”向“双修”、由“尚理”向“尚智”转变 ,充分展示了宗教圣者传说民间化的内在规律。

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

本文借用"神道设教"这一概念来描述明清章回小说的叙事特性,即作者总是利用宗教描写来搭建时空架构,结构故事情节,确立叙事权威,传达创作意图,预设情节走向,完成人物设计;作者总是借助宗教描写来营造象征性情节、象征性人物和象征性意象,并据以提升小说的哲学品位。清理这一体现民族传统的叙事特征,有助于找到解读明清章回小说的门径,有助于探寻中国文学民族精神的内在特质,有助于建立中国自己的叙事理论。

1949年前敦煌文学的收集、著录和整理

20世纪初,罗振玉、王国维、董康等人为敦煌文献的搜集做出了贡献。20年代,刘半农、胡适、郑振铎等为搜集、整理敦煌文献也做出了努力。30年代,国家公派的学者终于起程前往欧洲调查敦煌文献。其中,1934年,王重民被派前往巴黎查阅和编辑、摄影敦煌遗书。这一时期的敦煌文献著录实际上分为五大块,即国内、巴黎、伦敦敦煌文献目录和有关文献散录以及敦煌文学专科目录。敦煌文献的整理和搜集、著录是同步的。最早的整理者是王仁俊。紧接着,罗振玉及罗氏家族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做出了重大贡献。敦煌文学专题文献的出版也始于罗振玉。此外,刘复、郑振铎等也为敦煌文献的整理做出了贡献。

苏轼与佛禅研究百年述评

本文从苏轼的佛禅因缘、学佛特征、佛禅与苏轼文学创作、苏轼佛禅文学创作与宋代文学风貌四个层面综述百年来苏轼与佛禅的研究论著,指出这些论著揭示了佛禅对士大夫生命意识、文学创作乃至一代文风的影响,尤其揭示了经典阅读对于安顿士大夫心灵、形塑士大夫创作思维的重要作用。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居士学佛具有强烈的实用理性特征,其文学创作迥然有别于僧尼文学创作;士大夫学佛往往儒道释兼容,其文学创作也迥然有别于僧尼文学创作。尽管两者的宗教实践有别,但从宗教实践的角度来探究宗教文学创作是最为妥当的一种研究模型。

“神道设教”对《红楼梦》叙事架构的人性掌控与悲情关怀

在《红楼梦》广阔而宏达的叙事中,曹雪芹利用"神道设教"的民族叙事传统诗意地搭建了《红楼梦》的叙事架构,确立了多元的叙事权威,完成了人物设计和情节设计,传达了自己的生命感悟,使《红楼梦》成为抒情体小说经典。透过宗教叙事、诗性叙事,我们发现,曹雪芹关注的焦点是情性和生命。曹雪芹利用"神道设教"完成了小说的时间设置和空间设置,将所有人物聚集于大观园,将所有人物的生命律动聚焦于贾宝玉的诗意体验和悲剧感悟,通过"降凡"、"历劫"到"回归"这样一种心路历程,传达出作者对人性的掌控和对悲情的关怀。

西游故事系统中的色欲考验

梳理由唐玄奘传闻中的女人国一步步变为唐玄奘亲身经历的女人国,最终扩大为来自神、人、妖三界的女色幻相,成为考验取经四众戒色成佛的手段等文籍资料,认为这演变过程乃是佛、道文化交融的过程。正是世情与佛理的融合锻造了《西游记》宗教文化小说、哲理小说的品格。

《西游记》的宗教叙事与孙悟空的三种身份

明清章回小说中的一些宗教神灵和宗教人物,通常是配合作者用以传达创作意图的叙事权威。要理解孙悟空这个形象,必须注意到孙悟空这一长期被忽视的作为唐僧精神导师的身份。孙悟空作为唐僧修行导师这一身份具体体现为如下一些叙事功能:他对取经队伍的分工一清二楚,他对神佛的安排和唐僧的磨难了如指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特意安排孙悟空在西天取经的路上不断点化唐僧,并引导时时口念《心经》的唐僧领悟《心经》精髓。这些功能就使得孙悟空成了一个全能全知的权威叙事者。西游记的叙事规则受制于性命双修这一宗教目的,因此,我们分析相关人物时需要从宗教叙事的角度加以考察:孙悟空的降妖实际上是为了给自己赎罪,孙悟空的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还有自我修行和点化唐僧的任务,孙悟空所具有的赎罪者、修行者和修行导师这三重身份又都是附属于唐僧的心性修炼的,因此,唐僧才是《西游记》的中心人物,唐僧的心性修炼体现了作者对《西游记》的整体构思。

道教与文学互动关系个案分析——张果老故事考论

以张果老故事为个案可以分析道教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唐代外丹道太师张果不仅留下了大量的丹道著作,而且形成了大量的法术故事;张果老在宋金时期加入八仙队伍,其文学故事也在内丹道的弘传下得到普及和定型;张果老故事则反映了道教不同时期的丹道思想,并最终形成了相关的民俗。

中国宗教文学研究笔谈

[主持人语]近五年来，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藏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共同编撰12卷25册《中国宗教文学史》。

《中国宗教文学史》导论

编撰《中国宗教文学史》必须从宗教实践的角度界定其论述对象、文学经典,必须从文体学的立场探索其功能并建构宗教诗学。这样的文学史,其影响力不仅仅在文学领域,更可能在宗教和文化领域。

《无声息的歌唱》与星云的宗教革新意识

星云的早期文学创作《无声息的歌唱》是一部渗透了对佛教状况反省与改良期盼的作品。全书采用第一人称全知叙事,运用独白体和对话体建构了全书的叙事框架,运用物语体作为文学方式,来表达创作意图。星云用文学之笔法从事宗教宣传,源于其自身的文学兴趣和对文学功能的充分认识。《无声息的歌唱》是星云爱教、弘教的产物,是星云面对佛教现状而进行的独立思考,它吹响了宗教改革的号角,是星云人间佛教运动的先声,是星云文学才华的初次展现,反映了星云应时代需要利用新文体、新方式弘传佛教的革新思维。星云的早期文学创作,对于了解星云人间佛教的酝酿、发展以及佛光山模式的建构、运作思维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