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强音遮覆下的顽强言说——论茹志鹃十七年小说中的女性声音

十七年是一个意识形态高度一元的时代,女性声音这种按性别而非按阶级区分出来的意识很难"浮出历史的地表",但茹志鹃小说或借日常叙事自身负载的信息而言说,或借宏大叙事将自己具有女性特点的意识权威化,或在无意识中化妆表演,虽然受到主流话语的压抑、扭曲、异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女性声音顽强地表现出来。

童谣与谶纬

古代文献中的谶谣绝大部分都是童谣,因为在那时的人们觉得儿童与自然近,与"天"通,"天意"能借儿童的无意识话语泄露出来,人们可经由童谣窥测"天意"。这将童谣与一般民谣区分开来,启发和推动了童谣和儿童文学的自觉,但也由于谶纬的过度神秘化和直接的工具意识使童谣的艺术本性受到压制。

张天翼童话的反欲望叙事

张天翼童话以旧时诱导儿童不劳而获的儿童读物为互文本,但反其道而用之,属于反欲望叙事。但这种反对、拒绝不是相对扭曲人性的额外压制而说的,从这一角度对张天翼的童话进行批评是无的放矢。无原则地鼓吹欲望、趣味只会导向享乐主义、纵欲主义,这正是当前儿童文学中正在涌动的暗流之一。

后殖民视域中的中国儿童文学

近代中国曾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的殖民文化不仅实际地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走向自觉的进程,而且影响了自觉后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存在方式,即和中国传统的"教化"观念相结合,成为成人对儿童的殖民。直到现代的并喻文化、后喻文化的出现,我们才有可能从原来的殖民文化中走出来,站在一定距离外对其进行审视。

“礼”与中国儿童的身体建构

五四时期,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抨击礼教吃人,呼吁"救救孩子",这一批判五四后没有深入地进行下去,从新文化运动自身反思,就是忽视了旧礼教与儿童身体建构的关系。礼是在空间安置人的身体的艺术,旧礼教对儿童的戕害主要在其将儿童的身体置放在一个事先确定的等级森严的呆板凝滞的网络里,将身体僵化固化异化,失去生气,使其出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宗法人伦社会制度等决定的,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方式的残留为旧的建构儿童身体的方式保留了空间,新的商品经济社会的到来则为新的建构儿童身体的方式提供了机会。

反抗现代化——20世纪儿童文学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和成人文学一样,现代性也是20世纪儿童文学的基本内涵。只是由于表现对象等等的不同,儿童文学中现代性常常以反现代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或以儿童的清洁精神批判现代社会的人性陷落;或以荒野文化反抗园艺文化;或以唤神精神反抗祛魅化。这种表现现代性的方式深化了儿童文学,也使儿童文学带上较多的成人化倾向。

儿童文学不只是写给儿童的——关于儿童文学中“双隐含读者”问题的探讨

儿童文学是社会、成人和少年儿童的文学对话。它既要适应儿童的兴趣、能力和成长需求,将儿童设定为隐含读者;又要表现成人的理想、愿望,是一个成人自我满足的寓言。或表现与儿童相通的情感,或为实用的目的要在作品中说服老师和家长,或在对童年的回忆中渗进成人的情绪,或在写儿童的作品中表现对成人也有教育意义的内容,儿童文学都常把成人也设定为隐含读者。所以,许多儿童文学作品存有双隐含读者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儿童形象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作家们创造了众多的少年儿童形象。其中,最主要的有五类。它们是:安琪儿——提纯了的道德境界和人格理想的象征;精神家园的守望者;苦难现实的体现者;红色接班人以及浪子和逆子。这些内涵各异的形象反映着作家们不同的社会理想、人格理想和美学追求。

审美虚构与现实:文本间性

在反思摹仿论的时候 ,人们越来越多谈及审美虚构。但“现实”也是一种虚构 ,一种文本。这 样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就主要不是摹仿而是文本间性。

淘气的现象学分析

从现象学的角度看,淘气是某些孩子的天然性情和一定的境况相遇生成的一种具有喜剧性的情景。它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因为"出格"而显出非常态;在这种非常态表现的后面显示的是孩子的聪明和机灵。

“复演说”和成人对儿童的殖民

清末民初,中国处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时刻,人们迫切需要将自己和传统区分出来,采取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为传统命名,相对自己的现代、都市、成熟将传统命名为原始、乡村、孩子,由此发明出一个"原始社会",将原始社会的文学称为"童话",并将原始人、童话和儿童、儿童文学等同起来,无意中却将"儿童"、"儿童文学"发明出来了。这原主要是为着成人自己的需要,在发明"儿童"的同时又完成了对儿童的殖民。

从《草房子》谈中国儿童文学之走向世界

在近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中,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是一个重要事件。虽然获奖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其意义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读解,但安徒生奖评委会在此时将奖项授予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无疑是对曹文轩、对当前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肯定。这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而言,也是一次总结经验、探讨中国儿童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绝佳机会。

《马兰花》:一部因社会误读而被严重扭曲的作品

《马兰花》是改编自《蛇郎》《马莲花》等民间故事的童话作品。由于当时具有政治意味的接受语境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左右着人们的思维,使阅读不知不觉成为一种集体性的误读,而这种误读从整体上改变了《马兰花》的面貌。《马兰花》既留存着民间故事的烙印又体现出改编者的价值理想,成为表现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

《李寄》的精神分析

在中国儿童文学走向自觉的过程中,《李寄斩蛇》的故事是作为古代最具儿童文学特点的作品最早被发掘出来。《李寄》一直被读解为一个少年奇女子杀蛇自救并为民除害的故事,这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将"蛇"当作真实的蛇来理解的。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将"蛇"看作是男性或阳具的隐喻,《李寄》就是一个女孩杀死一个祸害女孩的豪强,或者女孩自己习惯婚姻生活、从性恐惧中走出来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女孩的成人仪式。

《百合花》中的女性潜意识

建国后十七年是一个意识形态高度一元的时代,女性意识这种按性别而非按阶级区分出来的意识很难"浮出历史的地表",但茹志鹃小说《百合花》将女性意识潜隐于文本深层,虽然受到主流话语的压抑、扭曲、异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女性意识顽强地表现出来。

《百合花》中的女性潜意识

在当代文学史中,《百合花》的主题往往被界定为"歌颂军民鱼水情"。实际上,去除简单化和功利化的认识,《百合花》的主题有其多义性和丰富性,它表现了茹志娟作为一个女性作者对于战争和人性的独特体验与思考。《百合花》中的"新媳妇"形象完全出自于作者的虚构,她掩盖了作品中对女性潜意识的抒写,以便于迎合20世纪50年代读者的审美期待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

从逃亡到归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生态儿童文学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不满现实儿童生活的"偏枯",儿童文学中曾有一次被称为"野出去"的表现空间的转移,用"自然""荒野"对异化了的学校题材予以校正。在这一过程中,自然成了真正的主体、他者,儿童文学也因此获得了生态文学的视角。以此视角反观现实,便有了对世纪之交儿童生活的许多新的理解和表现。

“野出去”之后——对几部近年出版的少儿小说的评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儿童文学中曾有一次集体性的反叛活动,即从传统的家庭、学校、社会题材中突围。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这些突围者在什么地方?他们在写些什么?本文追踪了三位作家近年几部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是:曹文轩的《草房子》,班马的《巫师的沉船》,周锐的《幽默三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