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智慧化转型的著作权保护研究

在图书馆智慧化转型过程中,新兴信息技术积极赋能并助力图书馆实现价值增值。然而智慧图书馆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应用所激发的著作权保护困境。加之相关法律制度滞后,图书馆智慧化转型主要面临“馆舍”范围狭窄、文本与数据挖掘合理使用制度空白、智能合约限制图书馆权利等诸多问题。相应地,对“馆舍”概念做出扩张解释,对文本与数据挖掘作出制度反思,对智能合约进行技术改进,或可构成解决这一困境的可行方案。

论作为法治话语的“法律渊源”

法治话语是以塑造法治认同为目标的法学表达。将“法律渊源”这一法学术语作为法治话语,一方面是建构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的时代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化解司法裁判必须援引法外规范这一可能诱发法治话语危机的现实诉求“。法律渊源”作为法治话语具有丰富的法理意涵,其既预设了语用视角的内部性,又预示了裁判规范来源的开放性,还预决了“所指”的制度事实属性“。法律渊源”作为法治话语具有多维功能,其不仅能为法律获取经验提供理论构造,为“据法裁判”观念提供证立依据,还能塑造法治运行的现实结构。

《民法典》阐释的“体系”依据及其限度

作为体系性存在的《民法典》,在文本层面指向了民法概念体系、民法规范体系、民法价值体系和民法法源体系。“解释论时代”的《民法典》阐释,需要紧密贴合《民法典》的内外体系。在《民法典》阐释的“体系效益”上,概念体系可以便捷概念涵摄,规范体系有助维系规范周延,价值体系能够衍生价值秩序,法源体系益于指引法源应用。当然,由于深受“实益型”法典编纂思路的影响,《民法典》的概念逻辑性、规范纯粹性、价值融贯性和法源完整性难免不足,《民法典》的阐释应当在兼顾法典体系缺漏的基础上恪守体系限度:防止概念专断;阻断规范逾界;规避价值错位;警惕法源封闭。

正视社会保障权及其实现方法

社会保障权是一种新型权利,它不仅与传统的权利义务等置结构不同,还与行政权力有密切关联。全面落实社会保障权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公民美好生活的重要方式。当今的法治中国建设,不仅需要重视主体的行为自由,还需要借助社会保障权落实人权和平等的要求。然而,现在人们对社会保障权还不是十分重视,执法、司法过程中对社会保障权的理解、解释和运用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因而我们不仅需要从法治中国建设、人权目标实现的高度来认知社会保障权,还需要从正确理解、恰当解释、完善制度、设计方法等维度来正视社会保障权。

体系解释的逻辑展开及其方法论意义

体系解释的逻辑意蕴是塑造法治思维的必备成分。忽视体系解释的逻辑维度,不仅会酿成过度文义解释的机械执法、司法,还极易在法律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思辨中丢失法律的确定性和权威性。体系解释在我国的演进历史表明,逻辑必将成为当代中国法律解释的理论支点。因而需要对体系解释进行"方法意识、思维依据、操作规则"层面的逻辑展开,在细分法体系要素的基础上,塑造以探寻逻辑一致性为目标的操作规则。体系解释的逻辑展开,对促进法律规范的体系性适用、矫正传统思维侵蚀法意、证成体系解释的黄金解释规则属性等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积极主义刑法观视域下的未成年人保护刑事立法

为有效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失序"状态,未成年人保护刑事立法应当跳出积极主义刑法观、消极主义刑法观和折衷主义刑法观的观念聚讼,恪守法益保护的根本立场,依循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具体要求,推进涉未成年人不法行为的预防性刑事立法进程。提高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制度效能,应以立法方法的"客体相应性"为导向,根据规制对象的类型学区分:在立法原则上,"未成年人实施的不法行为"的刑事立法应秉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侵害未成年人的不法行为"的刑事立法应秉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的不法行为"的刑事立法应秉持"双向保护原则"。在立法手段上,应结合规制对象的具体特征,融贯犯罪圈的设定与刑事制裁处遇。

论“股东出资期限约定”效力的法教义学构造

《公司法》资本认缴制改革催生了以股东出资期限利益为中心的实践纠纷。围绕着股东出资期限约定的效力构造,实务和理论在通说层面展开了胶着对决。强化出资期限约定效力的实践通说,不仅会带来债权人利益保护不周的弊病,也会严重限制公司的经营管理能力;否认出资期限约定对外效力的理论通说,则会回归资本信用的固有弊端,构成对资本认缴制改革的目的悖反。在法教义学层面,经由法律解释规则和法律续造规则的指引,以公司资产信用为支点,应认可出资期限约定的内外效力结构,但是须赋予公司董事会催缴出资的相应职责,并辅之针对相关股东的限权、失权规则,实现公司经营管理利益和债权人利益的双重有效保护。

法源概念的本土化重构

法治话语是以塑造法治认同为目标的法学表达。“据法裁判”是司法语境下的法治表征,法律渊源构成“据法裁判”之“法”的来源。因此,确定法律渊源的法源概念,应当被视为塑造“据法裁判”认同的法治话语。任何法治话语都是与特定法秩序相关联的、对特定法治实践的理论概括与反思促进。因应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和中国特色法治话语建构的法源概念,应当以获致法理共识为目标,超越概念争议和功用定义,进而以形成性质定义之方式,有效彰显本土法治价值观,并就我国法治建设的现实问题给出有力回应。在具体构造上,法源概念应以“良法善治”为价值依归,将“效力”作为法源的类型要素而非概念要素,最终生成“包含权威性规范命题的事实”这一法理内涵。

论法秩序统一性视角下违法判断的法域协调

欲妥善处理违法判断的法域协调问题,必须超越部门法本位的研究范式,从法秩序统一性这一法理论命题出发,在兼顾法秩序“目的论属性”和“存在论属性”的基础上,引入法律论证方法。法秩序统一系兼顾存在论属性的目的论统一;法秩序统一性要求排除“违法类型”的法域冲突;“违法类型”作为违法行为的事实构成存在于不同法域之内;违法判断的法域协调须以排除“违法类型”冲突为基础展开法律论证。违法判断法域协调的方法论规程,起点是“违法类型”的法域兼容,归宿则是“规范目的”的法域联动。在教义学构造上:首先,针对相同行为,不同法域在“违法类型”上不能做出矛盾认定;其次,基于法体系的目的论特性,为实现规范目的的法域联动,还须分别通过法律论证,尤其是后果主义论证,协调“实质违法性”判断和“法律责任”判断。

论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司法应用逻辑

法秩序统一性原则是司法裁判必须遵循的辅助性原则,该原则不仅构成裁判说理的有益“论证公式”,也是源于恪守司法德性、落实裁判义务、维护宪法价值和尊严等现代法治基础命题的法理设计。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规范要求在意义结构上具有层次性,其既表征为排除上下位规范的效力矛盾,也呈现为排除同位阶规范的适用矛盾和排除关联性规范的价值判断矛盾。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司法应用须依附“构成要件—法律后果”评价结构。构成要件评价应以法的行为规范属性为出发点,通过先行排除相关规范间的效力矛盾、适用矛盾和价值判断矛盾,再判定案件事实能否为构成要件所涵摄。法律后果评价须先行排除相关规范间的效力矛盾和适用矛盾,继而以法律后果的法秩序均衡性为导向,审慎决定具体法律后果的分配。

法治话语的修辞建构及其思维路向——第十一届法律修辞学学术研讨会述评

因应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法律修辞学,应当在正确认知中国法治话语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之基础上,将塑造法治话语作为理论研究的时代使命,进而使修辞成为证立法治命题的有效方法论工具。中国特色法治话语的建构,需要恰当发挥法律修辞的布局谋篇功能,通过培育钩联本土与世界视野的修辞自觉、融贯历史与现实质料的修辞风格、聚焦学科整合的修辞路向,科学擘划法治中国的话语蓝图。以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治理实践为场域,面向法治话语的修辞应用,必须着力提升立法的修辞转化能力、司法的修辞说理能力、社会治理的修辞整合能力,最终生成由法治话语主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模式。

论部门规章在商法中的价值补充功能及其规范实现——从“合同违反部门规章无效”的司法认定切入

价值补充是"不确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条款"在个案中得以具体化的法律方法程序。在各级人民法院"合同违反部门规章无效"的类案导向之下,商事审判实践似乎形成了"以部门规章作为不确定法概念或概括条款价值补充媒介"这一崭新进路。在应然意义上,相较于"法官自己对不确定概念或概括条款作价值补充"的传统进路,该进路确能提高价值补充说理的权威性、专业性和裁量拘束性。然而,作为"执行性解释"的部门规章,由于自身过于强烈的政策属性和强制秩序属性,介入商事裁判可能会引发政策对法律的不利影响,强制秩序对私法自治的不当干预等风险。因此,在商事裁判中,必须遵循严格的个案审查进路,对部门规章的合法性和裁判援引的必要性进行充分检讨,尽量规避法外因素的不当干扰,发挥部门规章在价值补充作业中的积极功能。

《民法总则》第171条第3款评释

《民法总则》第171条第3款系我国法上无权代理责任内容的基本规范.相较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票据法》等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民法总则》对无权代理责任的内容进行了具化,但是规范表达的模糊依旧会造成司法实践的释义难题.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本条本款的理解与解释,首先须从文本所提供的基本索引出发,在对该法条的类型、构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进行结构凝练的基础上,明晰其在解释论上需要加以补正的解释要点.其次,须根据文理对各个解释要点作文义层面的诠释,厘清文义解释的结论及其阙如;再次,还应基于体系论据对相关解释要点加以补充;最后,在体系论据不足之处,通过目的论据的引入,应用目的解释和目的性续造方法实现解释难点的证立.

聚焦与拓展:法理思维的纵深展开——第六届“法理研究行动计划”暨“法理思维与法律方法”学术研讨会述评

以新时代为底色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由'法律之治'到'良法善治'的历史性转型,而法理就是能够精准表述这一'良法善治'转型之本质的现成概念。(1)新时代的法理研究已经明确意识到,中国法理学的叙事必然以中国社会的固有特征为理论背景。借着舶来的法学知识,自清末引进西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后发的中国法理学带着学术的谦虚与自信,不断探索与重塑着自身的法理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