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视角下的安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文章从倒U型假说入手,讨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可能性,并以安徽为例,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消极影响,指出安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社会结构的非包容性因素所致。最后提出,在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规划过程中,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以农业促增收,实现工农业的包容性发展;以城镇化实现城乡之间的包容性发展;赋权农民,形成农民与城镇居民的利益兼容机制;建设包容性政府,实现农民与政府的双赢。

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应认清的几个问题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确立有一个从实践到理论逐渐丰富与完善的过程。经历三十年改革开放实践的检验,这一基本经营制度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农民和社会安定的基石,为农村经济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国家现代化全面演进和经济社会加速转型期,如何处理好三农问题,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稳定和完善这一基本经营制度,仍然是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本文粗略梳理了从大包干以来农村经营制度形成的脉络,对这一制度的内涵、外延、核心与关键进行了思考,提出应从转型国家的国情事实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把握"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农村政策基石的深刻含义,为推进农村社会转型和真正造福广大农民提供政策保障。

论中国农村改革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谨以此文迎接党的十八大

发端于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村改革,客观上开启了中国大转型的时代之门。在金融危机加深、改革难度加大、社会分化加快的今天,我们反思安徽农村改革,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段历史,而且更加有助于我们看清现实和把握未来。起源于安徽的农村改革推动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进步,增强了国力,是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背景下,中国内生发展和我们成功抵御各种风险的基础;认识其政治经济起源,不仅将为我们从事的社会文化建设和各种危机应对提供历史依据,也将为我们解决当下社会矛盾和理清改革开放的一些认识思路提供决策参考。

媒介融合、文化强国及对新闻传播教育的新期待——文化建设背景下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研究

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发展,固有的媒体格局正在经历一场裂变,适应媒介融合"新常态",重塑媒体生态,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事实上,在瞬息万变的新媒体发展趋势中,如何实现媒介融合,是目前摆在各级各类媒体和宣传主管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前提下,实现媒介融合,重新构建媒体生态,是文化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而实现这一历史使命,对于新闻传播类人才提出了空前的新要求。

铜陵社区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成效与意义

作为全国第一个城市社区综合改革试验区,铜陵社区综合管理体制改革三年实践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的样本,具有很好的现实参鉴价值。

一个贫困县的变迁——利辛县“十二五”统筹城乡脱贫发展观察

工业发展迟缓与城镇建设滞后互为恶性循环,而农村空心化又与农业生产经营恰成尖锐矛盾,这是目前摆在中部大多数县(区)面前的现实困顿,是安徽统筹城乡发展必须破解的难题。中部县(区)应采取怎样的策略走出这一现实困顿呢?安徽"十三五"应如何促进县域振兴,更大程度地缩小城乡差异,确保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利辛"十二五"期间统筹城乡脱贫发展的策略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启示。"十二五"期间利辛的深刻变迁在中部地区。

地缘政治视野里的农地制度——三个思想维度中的农地制度与农民权利

地缘政治独特的分析视角、巨大的经世致用价值为我们观察农地制度提供了一种维度。国家是带有暴力性质的人类共同体,而土地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也是地缘政治的起点。从地缘政治逻辑出发,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保农地长期使用权不变异,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是统筹国际国内关系,分步解决国家发展转型中各种问题的基础;是真正保护农民利益,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的要害。在大国现代化转型和地缘政治环境改变的今天,这一制度为广大国民提供自给的自然条件,因而就具有国家地缘竞争的内生支撑力量,虽然尚有缺陷,但在继续完善中必将成为实现国家复兴、构筑和谐社会的战略基石。

简论教育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谈中华复兴的教育发展战略选择

大国崛起既是世界地缘政治力量量比变化的产物,也是其内生性成长的结果。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正确战略和策略,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世界大国崛起经验表明,教育不仅起到提升国民素质、提供人才支撑的作用,更是推进科技文化创新的不竭动力。

铜陵社区综合改革的实践经验、问题与启示

铜陵位于安徽中部,1956年建市。现辖铜陵县、铜官山区、狮子山区、郊区和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总面积1200平方公里,人口74万,总户数253272户。2010年,被列为全国第一个城市社区综合改革实验区,其所进行的撤消街道办,建设新社区的改革,揭开了中国城市管理告别街居制体制的大幕,其社区综合改革实践是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一次有益探索。

充分发挥“第一书记”在美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安徽省选派工作自开展以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肯定,在助推美好乡村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总体上实现了省委确定的选派工作"六句话"目标。但是,由于选派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第一书记"在美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为此,需要进一步突出选派重点,转变选派工作方式,形成选派工作合力,完善制度,从制度上给力"第一书记"工作,以充分发挥"第一书记"在美好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基于中国崛起背景下的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始终是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也是新时期促进高校稳定的重要着力点。本文阐述了我国在实施＂和平发展＂战略时期,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与时代要求,剖析了当前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依此提出新时期高校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

地缘政治的斗争逻辑及对当前人类命运的启迪

地缘政治思想起源于人类生活的基本常识和事实,是对资源有限与发展无限的人类世界根本矛盾的深刻洞察。国家的地理位置、生存空间、对空间的把握能力及地缘边际利益关系是地缘政治思想的核心内涵,地理位置、边际关系、权力优势等是其斗争逻辑的主要内容。但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依存度明显提高,地缘政治的斗争逻辑已成人类命运的阻遏力量,人类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因时而出,必将开辟人类命运的光明未来。

包容性发展:安徽经济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

实现包容性发展不仅是现代文明的表现,也是城乡一体化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在安徽这个农业大省,由于长期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城乡差别,导致区域、城乡与阶层之间存在较大发展差距,发展资源与机会分配仍存在许多不合理现象。因此,建设美好安徽,必须进一步统筹发展要素,促进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坚持公平优先的原则,实现包容性发展实为安徽经济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

现代企业管理文化背景下高校班干部管理模式研究

社会发展使现代企业提高了对应届毕业生的要求,希望高校毕业生能够具备基本的工作能力和实践能力。在现代企业管理文化背景下开展高校的班干部管理,运用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创新性的选拔、使用、培养和管理好班干部,可以使班干部通过锻炼逐步具备企业化思维能力和基本的职业素养,以点带面,实现班级学生的职业综合素质和岗位适应能力的工作目标,使高校的人才培养适应现代企业用人单位的需要,这是高校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综合性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

在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中,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承担着特殊使命。要实现规划确定的"一极三区一高地"战略目标,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要论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重要原则落到实处,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切实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加快推进区域乡村全面振兴,为打造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增长极提供支撑。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再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关键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开创新局面"[1],又指出:"要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当前,随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党的深入开展,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赢来大好机遇。

长江沿岸城市生态文明示范带建设研究——以安徽铜陵等沿江五市为例

长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地缘战略价值极为突出。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新时代背景下,沿岸城市应融合国家三大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资源,进一步突出主体功能定位、优化发展空间布局、加速产业变革步伐、厚植绿色发展基础、推进生活方式变革,尽快建立起协同、联动机制,加快创建沿岸城市生态文明示范带,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示范。

一个贴近泥土的社会学教授

雨果说:从根部去观察世界吧,你能看到那流淌的赤热岩浆。辛秋水正是这样,像一个痴迷的圣徒,潜心贴近了苦难中沉睡却又在春天里苏醒的大地。

浅谈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

中国哲学源深流远,其独特的气质涵养着华夏民族的独特心智,其中所包含的宇宙精神、人文精神、自强精神、实践精神、大同精神,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本,不但造就了民族的认知结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而且也塑造了民族天下大同的价值理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渊源。

农民合作组织内生性价值与社会学意义的个案研究——安徽阜阳三合镇南塘兴农合作社考察报告

发掘乡村建设实践的社会学意义,重点还是要看这一实践在多大程度上改进了农民的地位与利益状况;要看这种实践是否遵从了广大乡村民众的意志或者是否促进了农民群体性行为模式的改变,从而达到了古老的农民生态向现代型公民社会迈进的目标。农民合作组织的社会准入程度则是考察现代法治社会进步的一个标杆,农民经济社会行为的合作方式、组织形式、合作组织的内生源动力、科学治理,农民权利的实现机制以及农民在合作过程中的理性化程度将成为公民社会普遍形成的有力证据得以呈现。南塘兴农合作社先天具有了权益组织性质,是一个政治型权益组织在维权组织化过程中,维权精英通过民主程序由非执政转变为执政时,唐殿林与杨云彪双双在民主自治选举中成为村民自治骨干。南塘合作组织的产生有其内生逻辑,其内生价值根本来源于农民权益的神圣,市场化的需要,弱势阶层对公共福祉的渴望以及乡村精英的组织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