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C AR6报告解读:气候治理政策的新视角及对我国的启示

2022年4月,IPCC发布了第六次评估报告(AR6)第三工作组报告(WGⅢ),指出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行动与目标尚存巨大差距,亟待立即行动,推动经济、社会、科技全系统的深刻和全面变革。气候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治理广泛交互,政策体系的设计需要更加注重多维度、多层级、多目标政策工具的交互,推动法律与规划、国家行动与城市等次国家行动、规制性政策与经济性政策、直接控排政策与间接气候政策间的协同,实现更全面、深入的低碳转型。为此,需优化政策供给,在明确长期变革愿景的基础上,强化气候治理对环境健康、经济增长等其他发展目标的溢出效应、关注气候治理对社会分配的影响、加强社会观念引导和广泛参与,有助于最大化综合效应、最小化行动阻力,为气候治理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对我国而言,面对“双碳”目标的严峻挑战,亟待做好碳市场与其他关键政策节点衔接;鼓励、引导各地因地制宜自主行动深化低碳转型,强化国家支持和区域间协同;深入探索以低碳转型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协同路径;并从推动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角度,优化减排、增汇、负碳长期路径。通过跨系统、跨部门、多层级政策协同,构建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气候治理等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原油价格冲击的动态传导机制--基于中国工业部门的实证研究

本文建立了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藉此研究油价冲击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传导路径、作用机制,以及实际的影响程度,重点对油价冲击的长期与短期影响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国内市场价格机制扭曲严重,价格冲击无法充分传导,导致油价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更严重、更持久。油价冲击发生后的半年时间里,短期影响占主导地位,但长期影响的比例会不断上升,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由于投资下降直接影响产能建设,因此,油价冲击造成的产出下降会持续很长时间。

不完全竞争电力市场中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比较

上网电价补贴(FIT)与绿色能源组合标准(RPS)是目前针对可再生能源实施的两类主要支持政策。对于二者政策效果的比较、特别是在非竞争性电力市场中二者政策效果的扭曲,是理论和政策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构建由传统火力发电企业和绿色能源发电企业两类主体构成的部分均衡模型,比较了不完全竞争的电力市场中,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补贴制度与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和份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寡头垄断的电力市场中,FIT政策比RPS政策更能有效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和比重的上升。模型中RPS政策下的均衡电价高于FIT政策的情况,导致对绿色能源的需求下降。对欧盟2004-2011年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FIT政策对风力发电总量有显著促进作用,而RPS政策有助于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使用中的比重。其背后的机制是尽管RPS导致较高的电价、降低能源需求,但仍然能促进可再生能源需求的相对提高。电力市场垄断对风力发电量有负面影响,但并不能证明这一影响是通过可再生能源政策实现的。电力市场规模、技术等控制变量也对可再生能源使用有一定影响。在门限面板模型中,当电力市场垄断程度指数大于0.35时,即一国最大电力企业市场份额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垄断对风力发电的负面影响更大。

基于智能电网大数据的工业企业大气污染排放特征研究

本文尝试构建基于智能电网大数据的工业企业污染排放预测方法。通过分析上海大中型工业企业用电量与工业总产出、工业总产出与主要污染物直接排放量之间的关联关系,本文建立了工业企业基于用电量的直接污染排放清单估算方法。利用此估算方法,可在实时的智能电网大数据基础上估算工业企业直接污染排放量,服务于大气污染的实时预警和预测。本文研究表明,这种清单估算方法可直接应用于工业企业污染的实时防控,既可服务于政府大气污染监测、应急机制启动时防控对象的选择,也可服务于未来的污染物排放权实时交易市场的供需分析等,是大数据在污染防治领域应用的可行路径。

碳关税的理论机制与经济影响

一、研究背景 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会议（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在美中印巴等五国通过了一项不具备法律意义、未获缔约国正式通过的协定之后黯然落幕。此次会议充分表明尽管气候变化这一直接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挑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所重视，然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非欧盟发达国家集团、欧盟、中印等新兴经济体、77国集团、小岛国联盟等各类利益团体之间仍然存在着太多短期内无法弥合的分歧．

中国各省循环经济发展效率——基于动态DEA方法的研究

以工业"三废"的排放量作为负向产出指标,以工业总产值、工业企业从业人数和能源消费量作为正向投入指标,来评估各省的循环经济运行的效率水平。研究表明,再利用效率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而排放效率较低的省份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绝大部分省份的再利用效率上升,技术效率提高和技术水平提高各贡献了一半的增长率。

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对中国、美国和日本宏观经济的影响

2002年至2007年,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特点包括:1)油价持续上涨的周期长,上涨幅度大;2)油价上涨与美元走弱密不可分;3)原油期货市场的投机因素对现货市场的影响逐渐加大。2003-2006年,原油价格波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有明显弱化的迹象,但是,2007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指标方面出现波动,高油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似乎初现苗头。本文采用一种新的非对称协整检验方法,研究分析2002年以来原油价格波动对美国、日本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由持续到2002年的数据得出的结论,与持续到2007年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原油价格冲击对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影响,近年来发生了变化。原油价格冲击对于经济体的影响取决于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原油价格波动与总体价格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协整关系,原油价格波动影响总体价格水平的传导机制相对而言更为复杂。

关税与非关税气候壁垒对中国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

气候变化领域直接影响国际贸易的两类非关税壁垒主要是边境调整型碳关税和技术型碳标签,二者直接影响后京都时代各国的增长与贸易条件变化。当发展中国家不采取任何行动而被动征收碳关税时,人民币相对于金砖国家集团出现了升值,与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贬值趋势相反;对于同一货币篮子的实际汇率指数,不同的碳关税政策情景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在征税总量相等的情况下,更多地征收碳关税会增大人民币REER的升值压力,导致人民币竞争力受损;相对于碳税政策,碳标签政策是短期内唯一可能带来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升值压力的气候壁垒,其影响程度取决于实践过程中的产业调整程度;无论是在国际贸易还是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都应该争取与金砖国家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在行动和政策方面的一致与合作。

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和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

在构建环境多元共治体系背景下,系统研究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该研究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环保行为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并利用2011—2019年的百度雾霾搜索指数分析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环保技术投入和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环境关注度通过两种渠道对环境治理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公众环境关注度通过降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谋行为,促进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和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最终激励企业进行环保治理投资;另一方面,公众环境关注度提升市场对绿色产品和环保治理企业投资需求,促进环保治理企业规模扩张,最终带来环境质量提升。理论实证结果都表明公众环境关注度有效发挥了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约束作用,激励污染企业环保转型的同时有效督促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环境规制。中央政府应重视公众的环境不满意度;建立和推行环境标志制度,满足公众绿色商品需求;优化公众环境参与途径,将公众环境关注度转变为公众环境参与。还应根据各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异质性反应来制定差异化引导和激励机制,形成更为有效的政府、企业、公众良性互动的环境治理结构,改善环境治理效果。

环境规制执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环保的集权制度可提升环境规制执行的严格程度,从而有效降低分权体制带来的政企合谋可能;但企业创新在中央垂直管理下受何影响,也即波特假说是否成立依然有待验证。文章通过构建有关企业创新选择的理论模型,证明中央垂直化监管能够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并且相比于创新能力弱的企业,创新能力更强的企业会进行更多的绿色创新。实证部分,文章使用2005—2009年企业面板数据,研究了2007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提出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对废水排放企业绿色专利创新的影响,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进行了验证,为弱波特假说提供了新的支持。双重差分的结果显示,被纳入重点监控名单后,企业的绿色专利和绿色发明专利有显著提升,并且回归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使用PSM-DID方法后结果也依然稳健。经企业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创新能力会强化上述政策效应,也即高创新能力的企业相比低创新能力企业会增加更多的绿色专利。上述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1)在我国环境标准趋严背景下,仅依靠地方监管存在诸如执行不力等问题,中央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可克服上述弊病。(2)企业异质性分析结果也提示我们在实行上述中央监管政策时切勿"一刀切",要注意环境规制的设计强度和执行强度,同时考虑企业自身实际,保护企业在适度政策压力下进行绿色创新,或有序引导退出现有市场。(3)仅依靠单一的中央或地方监管是无法胜任目前复杂的环境治理任务的,需要通过严格的环保制度设计,形成中国独有的环境治理格局。

环境规制下中国煤炭发电企业成本技术效率研究

煤炭发电是中国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十一五"期间中国环保部门通过命令控制型的脱硫设施安装计划、经济激励型的脱硫电价补贴和排污费促进煤炭发电企业减排,大幅降低了中国煤炭发电企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决策行为形成约束,进而影响成本技术效率。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减排措施和成本技术效率的影响能够为未来制定有效、且对企业负面影响较小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参考。本文利用2007—2012年中国煤炭发电企业的微观数据,基于空间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命令控制与经济激励型二氧化硫减排政策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中国煤炭发电企业减排行为和成本技术效率受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地区的煤炭发电厂通过降低煤耗率、减少产出的行为降低二氧化硫排放。而脱硫设施的安装主要由命令控制型的规制政策决定,脱硫电价补贴和排污费征收的经济激励型政策造成的影响较小。此外,基于成本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表明,重点减排地区煤炭发电企业成本技术效率相对于非重点减排地区受到环境规制的负面影响更大;发电企业降低煤耗率和产出的行为都显著降低了成本技术效率;但依据行政指令安装脱硫装置的行为对成本技术效率起初产生负面影响,随后转变为正面影响,最后影响消失,总体上促进效率提高。因此,安装脱硫装置相对于降低煤耗率、减少产出的行为对煤电企业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最小。命令控制型的脱硫设施安装计划不仅实现了二氧化硫减排目标,并且相对于征收排污费对企业成本技术效率的负面影响更小。

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环境效应的差异性研究

中国的贸易和环境污染特征,在总体规模、地域分布和行业分布上都呈现了较高程度的一致性。本文从内外贸易及环境质量的理论模型出发,以工业企业数据库为主要数据来源对国际贸易、国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行业层面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对中国主要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都有抑制作用,这说明国际贸易对环境的脱钩效应和收入效应占主导地位;而国内贸易对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则有促进作用,说明国内贸易对环境的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从行业污染排放层面来看,行业规模的扩大会导致污染物排放增加,行业环境规制的提高会导致污染物排放下降,而行业资本密集度、行业科技水平、行业外资比例等对不同污染物排放的影响不尽相同;从贸易结构来看,行业的后向关联性越大,当该行业的出口增加时,国内的污染物排放将会下降。中国的工业行业应该坚持走清洁发展道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面向双碳的能源产业和金融政策体系设计思考

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持续深化,技术创新和技术竞争不断升温,双碳转型对中国而言既是承担大国责任、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实现国家能源安全自主的历史性机遇,也会给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传统能源系统带来巨大挑战。能源转型过程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绿色、经济、安全的多目标权衡−“不可能三角”问题,为此有必要构建“1+N”双碳政策体系,以克服单个减排政策的局限性。而构建完善双碳“1+N”政策体系需要把握其内在特征:多政策交互、主体微观特征丰富、转型风险复杂,把握内在特征是构建政策体系的关键问题。综述关键问题领域的研究进展,按照政策实证评估和政策仿真两条方法论主线,提出只有通过事后评估与事前仿真、传统研究方法和大数据等新型研究方法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构建、完善双碳“1+N”政策体系,推动平稳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在双碳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变革。

上海市居民绿色电力支付意愿研究

绿色电力在具有环保属性的同时,生产成本也远高于火力发电,因而其市场价格要高于传统火电。在面对电力市场改革的政策背景下,需求侧对绿色电力环境属性的额外支付意愿是绿色电力保持市场竞争力、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上海是中国发展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对上海市绿色电力发展的研究将为未来中国绿色电力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本研究使用双边界条件价值评估法测算了上海市居民对绿色电力环境属性的额外支付意愿,并分析了影响该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上海市居民对于绿色电力的支付意愿受到被访者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生活条件、对环境的敏感性等因素的影响;年龄较低、收入水平较高、教育程度较高的被访者对绿色电力的额外支付意愿较高,相比于自有住房居民,租住用户的支付意愿相对较低;居住在较为老旧住房的被访者对绿色电力的额外支付意愿相对较高,该支付意愿也将随着被访者对上海市电价水平以及环境情况了解程度的加深而增高。进一步,根据本文对绿色电力支付意愿的测算结果,结合2016年居民部门用电总量及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本文测得2016年居民部门的额外支付意愿能够给予绿色电力约3.34亿元的支持。本文认为,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绿色能源的发展空间仍非常巨大,居民部门为代表的需求侧将成为促进中国绿色电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应该充分发挥需求侧的作用,进一步推进中国绿色能源的发展。

论坛:大数据人才培养

大数据科技与产业的迅猛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数据科学家需要具备从巨量数据中挖掘商业价值的能力,因此要进行多学科交叉培养。从大数据人才培养目前进展和需求来探讨多＂源＂异＂构＂大数据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人才培养中要打造核心知识体系,使未来的数据科学家能够具备持续创新的基础。大数据人才培养必须要有数据环境,要打通政府、企业与高校之间的数据壁垒,面向真实数据培养针对性的应用技能。大数据人才培养要打破学科壁垒,从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到教学、实习、毕业、考核各个环节标准都要体现交叉特色。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级响应对城市空气污染物减排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生产生活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评估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至关重要。我国各省市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由此带来的生产和出行活动强度变化产生了显著的环境污染物减排效应。本文基于我国289个地级市层级日度空气污染数据,使用断点回归方法识别了一级响应政策对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研究表明,一级响应政策下城市平均空气质量指数下降了36%,通过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结果依然一致。并且上述政策的环境效应存在城市异质性:流程式生产型企业分布集中的城市空气污染下降的幅度较小,而道路更为密集的城市空气污染下降的幅度则较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启示不同城市在进行减排工作时应有所侧重,长期看,需在流程式生产行业推广更先进的过程减排技术,同时在交通部门推广新能源汽车和公共交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部门关联与企业创新

经济政策的不确定对经济运行存在深刻的影响,同时会使市场主体的决策方式与行为复杂化,企业创新活动受其影响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基于互联网新闻文本信息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可以发现,前者对于部门层级的企业创新活动存在抑制作用,且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受到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异质性,论证了使用基于中文新闻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必要性。而在考虑部门间投入产出关系后,进一步细分部门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发现,上游部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下游部门的创新活动存在正向推动作用。相反地,下游部门不确定性的上升则会引致上游部门减少自身的创新行为,实现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分解。

国际碳市场发展模式研究

中国尚未对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做出严格的约束，因而缺乏来自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但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需要调整、能源利用效率相对较低，具有广阔的减排空间。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只能是国际市场的供给方和一个潜在的志愿性市场的组合。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和国际比较，分析了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基本情况，对碳交易市场结构、主体构成、价格形成机制、未来发展趋势等关键因素进行探讨，明确中国碳交易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研究碳交易市场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机制，提出现阶段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新常态下上海市绿色转型发展路径与2015～2030情景研究

分析比较了国际性大都市的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演化路径,为上海市2015至2030转型路径的情景设计提供借鉴。在此基础上,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上海市在基础增长情景(经济新常态)和高增长情景(自贸区加速建设)下,实现2030年前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所需要的碳税水平。以各条排放路径下的最终能源需求为输入变量,本项目利用自下而上的上海能源系统经济技术优化模型(Times)模拟了2015至2030年上海市绿色转型的技术路径、成本收益以及各部门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情况。

中国工业生产的劳动、资本和能源的替代分析

用实证的方法对中国工业生产部门劳动、资本和能源之间的替代与互补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工作以超越对数形式的成本函数为出发点,以局部替代弹性、交叉价格弹性和相对替代弹性为工具,结合1986年—2006年间的年度劳动、资本和能源价格的有关数据,对劳动或资本价格的下降所导致的能源使用比例下降效果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表明:放开能源市场、容许能源价格按照市场供求关系上浮,是降低经济结构中能源消耗的一条可行路径;虽然下降幅度相当有限,但是资本或劳动价格的下降都可以减少能源使用比例,其中能源对劳动的替代程度要高于能源对资本的替代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