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者的意象关联性中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下)——世界秩序原理的批判性解读:关于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位置：世界秩序原理批判 也许，我们应该足够重视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周宁的这样一段经典表述：1750年前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确立，成为改变中国形象的决定性因素。

在他者的意象关联性中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上)——世界秩序原理的批判性解读:关于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本文的研究指出，《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以其“新拓扑历史主义”的视角和话语理论，而成为中国学术界前反思性阶段即仅仅消费、搬运后现代学术阶段的结束而进入反思性阶段的标志性著作。作者周宁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出色的知识系谱化能力，有效地回答了“中国”和“中国形象”的问题在西方现代性以及东方主义话语谱系中是如何形成和被建构起来的问题，

幽默:错位范畴的拓展与延伸——三论孙绍振

幽默理论研究是孙绍振运用“错位”范畴研究文学中的情感逻辑的必然拓展,由“错位”出发,他对幽默中的二重逻辑错位、各类幽默文本如喜剧、幽默散文等的形式规范均做了深入的研究,并将这些研究成果运用于幽默散文的写作而自成一家。本文在赞赏其幽默研究的经验深度与理论高度的同时,也对其所提出的“审智”范畴提出了质疑,以求在对孙氏理论的研究对象的质疑、检测、批判中展开真正的学术批评。

二元转化错位:孙绍振的解构——二论孙绍振

本系列论文则是对孙绍振先生丰硕的研究成果的深入研究,着重剖析其理论体系中的形式主义因素和解构主义精神,前者表现为对于研究范式的自觉铸造与贯彻到底,后者则表现为对僵化的正统马列文论与横移的西方文论的颠覆与拆解。研究的目的在于为中国文论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所欠缺而又亟需的研究范式提供一枚具有示范意义的标本。

新道统、新道学与人间秩序的终极关怀——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并与魏敦友、孙国东二君谈辩新道论

读罢余英时煌煌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下册，七十二万字），启发意义确实重大：比如宋学与道学的区别，以及在道学的形成过程中深刻地揭示出了与哲学的区别，“道学既然‘内圣’与‘外王’兼收并蓄，它的内涵便远远超出了形而上的‘道体’。道学与哲学之间不能划等号，这是不证自明的”⑴，

呼唤中国思想巨人之四(上) 生存性智慧:元社会科学与全球理性的双重变异转向

无须讳言，我是所有评论和研究邓正来理论者中最关注邓氏的论辩方式的，除了邓氏知识论辩本身特有的知识社会学品格和魅力之外，显然有这样几大原因：邓氏的论辩方式首先是从大师的知识发展脉络中追究出来的，这如所周知涉及到知识增量的问题，

孙绍振的美学之“酷”和经典之“眼”——兼论与夏志清经典之“眼”的相关重叠

孙绍振在解读诸多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本身，如今也成了经典。谓予不信，建议认真读一读孙氏最新著作《演说经典之美》，有眼光的读者读后可能会大致以为此言不虚。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即便是“演说”经典也是演说，除了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孙氏演说的精神风采之外，

逻辑与历史的不平衡和统一性的对比研究--孙绍振研究兼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比较

本文的研究聚集于孙绍振的新著《文学性讲演录》,着重分析其对情感逻辑、文学形式规范等问题的研究,并将之与苏珊.朗格的形式主义美学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比较。虽然苏珊.朗格对艺术形式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与力度,但也因其形而上特质而流于空疏,而孙绍振恰恰在她无法深入之处,以其罕见的经验归纳与理论抽象能力,将原本形而上的概念与规律予以深化、细化、具体化与可操作化。而这种分区,所体现的乃是二者各自基于不同的学术传统所做的继承与超越,以及出于不同的理论目的与兴趣所进行的理论建构。

呼唤中国思想巨人之四(下) 生存性智慧:元社会科学与全球理性的双重变异转向

（三）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已然清楚邓氏理论体系性追求与规范性论述的基本走向,因此诸如＂多代人的正义观＂（如：＂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主流人权观强调生存权的基础性。

呼唤中国思想巨人之三(下) 整体秩序型构以及正当性叩问:哈耶克问题的理论化处理和转换

究其实，最为关键的问题，自然是也只能是何谓真正可欲的社会秩序乃至世界秩序？而所有的“可争辩性”问题，均是往可欲性的并具有正当性的社会秩序乃至世界秩序方向型构努力。坦率地说，汪晖的详尽研究其实跟哈耶克一样，基本都是在重述各自的文化传统，问题的焦点即在于哪个秩序原理更可欲且更具正当性。

经验解剖与文本人文的双向回旋——从《名作细读——微观分析研究》看孙绍振的研究方法

孙绍振的新作《名作细读——微观分析研究》是一本用科学方法训练中学师生做文本分析的教辅读物,但该书的意义超出了重建中学语文教育的范围,其经验理性主义的理论立场和研究方法为文本分析学科的建设乃至整个汉语文论的建构都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又极为稀缺的方法论。

文学的困厄之境与困在何境——关于当下文学困境与突围的潜在可能性对话

提起现在的中国文坛，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走人困境”，作品的阅读越来越局限于小圈子，失去了对公众的影响力。文坛之事即使暂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那也是针对某些作家的行为，比如王朔为《我的千岁寒》的出版而进行的自我炒作，而并不是针对他们的作品。像这本书的实际销量就与预期差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对文学尚存一丝热爱的人都会考虑一个问题：中国文学为何走人困境？

结构性拆解:潜规则撒播与新官人叙事——杨少衡中篇小说集《林老板的枪》解读

官场小说的传统在汉语文学中可以上溯至晚清的谴责小说与黑幕小说，及至新时期，则有改革者小说、反腐小说等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阅读热潮。可以看出，一旦政治的高压松弛下来，以官场为题材的小说便“供需两旺”——在创作冲动与阅读需求两方面都蔚为大观。

全球主义话语审查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三

针对邓正来《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建构》一文做的知识批判。在一如既往地肯定邓氏对中国法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从现代性范式到全球化范式)所做的贡献及其开放问题的能力与论辩能力的同时,也指出其知识—法学的论辩路径对本土特殊问题的遮蔽,如意识形态话语对学术和学者的宰制,以及缺乏良性互动的话语机制和学术机制等。

天道绝对:元法律、建制化与共识结构(下)——中国深度研究的哲学之维:法律哲学的当下之思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六十条"》)所确立起来的纲领性目标,预示着新时代运用法律性质的根本转变,尤其预示着中国现代化性质的有效转向。"非常政治"就可能在法律发展的可能性之中转向"日常政治",比如:当下中国的最新政治意志的形成便来自一种颇为有效的"共识结构",除了用好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之外,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行政系统不仅要为经济系统提供合理而必要的行政决策,更需为法律建制化与形式化提供必要而迫切的条件和前提。最后,建制化的法律形式与非建制化的公共意见,就将在生活世界逐渐分化出来的经济系统与行政系统中寻找一个崭新的支点并往更高级的形式重新整合,中国的全方位变革也即孕育在这种立体有效的高度整合之中。

从文本细读到理论范式——初论孙绍振

孙绍振简介: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华侨大学中文系任教,1973年奉调至福建师范大学。现为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外文论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北京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孙氏曾致力于诗歌创作,曾有诗集出版。上个世纪80年代初卷入朦胧诗大辩论,其《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从1981年在《诗刊》刊出以后,引起广泛的批判,1983年又与谢冕之《在新的崛起面前》、徐敬亚之《崛起的诗群》遭到批判。但是日后的实践证明:孙氏的这一论文已成为当代新诗发展史的重要文献。到90年代中期,已经为一系列当代文学史所肯定,其手稿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自1981年以后,孙氏集中力量从事文艺理论之研究。有专著《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当代文学的艺术探险》《审美价值结构和情感逻辑》《怎样写小说》《孙绍振如是说》《你会幽默吗?》《挑剔文坛》《直谏中学语文教学》等等。孙氏的所有学术以其独创之真善美三维错位及形象之三维结构之理论为基础,自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