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留守经历对农村留守儿童成年后生育动机的影响

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将生育动机分为个人导向型和家庭导向型,探讨了早年留守经历对农村留守儿童成年后生育动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早年留守经历会减弱农村留守儿童成年后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并加强其个人导向型生育动机;异质性分析表明留守经历主要弱化男性、“90后”、独生子女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的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而机制分析表明,农村留守儿童的留守经历会通过影响心理健康和社会地位进而影响其成年后的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留守经历对仅父亲外出以及在0~3岁时经历留守的群体的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的负面影响程度更深,且最终会降低其生育意愿。因此,应重点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尽力弥补其家庭父母教育和情感的缺失,以帮助其形成积极的生育观。

从生态移民迈向生态富民——百年演进、经验启示及行动策略

生态移民迈向生态富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一个缩影。首先对生态移民与生态富民进行了内涵界定,并结合百年建党历程和生态移民实践,剖析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的生态移民思想,将其划分为孕育发端阶段、初步形成阶段、调适完善阶段和巩固拓展阶段,总结凝练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推进生态移民的典型经验和有效做法,为新时代高质量推进生态移民迈向生态富民奠定了坚实基础,供给了宝贵经验。并就如何让生态移民有效衔接生态富民,提出从生态理念、生态环境、生态产业、生态产品、生态补偿等方面构建实现生态富民的行动策略。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市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对不同群体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进行针对性分析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为了探索新市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市民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可以显著促进新市民实现共同富裕;同时,采用工具变量法和更换模型等方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显著;此外,经过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其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指数均可以通过提升就业稳定性来促进新市民实现共同富裕;最后,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市民、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的新市民会更容易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而提升其共同富裕水平。基于此,可以通过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就业保障制度、大力普及基础教育等策略推进新市民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对城镇家庭的增收效应研究

在共同富裕的伟大蓝图下,促进人民收入增长是基础。采用2019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城镇家庭的增收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城镇家庭收入增加有促进作用;分位数回归显示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其促进作用也随之增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城镇家庭的移动支付使用、金融市场参与以及充分就业来提高家庭收入;异质性分析说明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高受教育水平以及高金融素养水平的群体有更为显著的增收效应。基于此,应当通过促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持续推进教育均等化等措施推动城镇家庭收入增加。

红树林布置参数对其消浪效果的敏感性试验研究

近年来,红树林在海岸带保护与修复工程中的应用越发广泛,如何科学布置红树林以发挥其消浪效果至关重要。红树林的淹没度、种植密度、种植宽度以及排布方式等因素均会对红树林的消浪效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探究上述参数对红树林消浪的影响,开展物理模型试验并对不同参数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选取浙江乐清湾内海山西塘前沿红树林带为研究对象,构建1∶5正态水槽模型,将桧柏树二次加工制作模型树,开展红树林消浪试验,研究红树林各布置参数对其消浪效果的影响及敏感性。试验结果表明:红树林的消浪效果随着淹没度的增大而减弱;红树林的宽度越大,消浪效果越好,但红树林前半段单位长度的消浪率往往大于后半段;种植密度的增大会提升红树林的消浪效果;相同种植密度下,“品”形排布的消浪效果总体上接近或略好于矩形排布。经敏感性分析,淹没度对于红树林消浪效果的影响最显著,其次为红树林宽度。研究成果初步探明了红树林较优消浪效果的布置参数及其组合方式,为海塘安澜工程的红树林种植工程防灾减灾效益最大化提供了参考。

数字金融、互联网使用与居民金融素养

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我国居民的互联网使用程度与金融参与度越来越高,如何提升居民金融素养愈发受到重视。文章基于CFPS 2014数据和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Tobit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促进居民金融素养提升,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可靠。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支付业务、保险业务、投资业务、信用业务和基金业务均能有效促进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此外,互联网使用在数字金融对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中高学历群体、东部地区居民和中青年的金融素养有显著促进作用。文章建议通过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金融技术创新、推动互联网知识及应用的普及、大力开展多元化金融教育等方式助力数字金融发展,提升居民金融素养。

中国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成因、特征与趋势:一个综述

中国农民工"半城市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回顾已有研究,文章归纳了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成因在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城市倾向的公共政策、人力资本不足、社会资本缺乏和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受这些因素影响,进城农民工在地域、非农就业、居住、公共服务、生活消费、心理认同和政治权利方面表现出城市化的不彻底性。在趋势上,由于渐变的制度环境和城市性累积后的阶层分异,农民工"半城市化"虽是普遍的、长期的,但已在趋弱、且现加速之势。

基于城市容量的农民工深度城市化探析

从城市容量角度关注农民工城市化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本文从城市容量出发结合人口城市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城市容量是一个以人口负荷量为主体,包含自然容量、经济容量和社会容量的三维系统,并建构了人口城市化与城市容量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认为,在现阶段,城市的自然容量和经济容量有助于人口城市化,而城市的社会容量则因无法满足农民工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而延缓着这一过程,也使农民工"半城市化"成为长期现象。因此,作出农民工城市化进程包括两个阶段、四种身份和八个特征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认为,解决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关键须从城市的社会容量着手,系统地考虑三维容量之间的相互嵌入和协调扩张,并提出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几点建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11-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以及相关的经济社会数据,探讨了该地区人口空间分布总体特征,并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这一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整个经济圈人口整体呈现出边缘地区不断向中心地区聚集、不均衡性持续加剧的空间分布格局;可能对这种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影响的因素按作用大小排序依次是:滞后效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医疗卫生机构数>第三产业占比>普通中学专任教师人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房均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每万人医疗卫生床位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率。其中,前八个变量与经济圈内人口中心化聚集和不平衡分布程度正相关,即其水平提升将导致人口进一步聚集和更大的分布不平衡;后四个变量负相关,即其水平的上升趋于弱化人口中心化聚集和分布不平衡性,可能的原因是以重庆、成都为代表的核心区域对为数众多的边缘地区产生了过强的人口虹吸效应。

长期贫困、发展干扰与城乡居民健康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 2013,2014)研究发现:贫困经历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对健康都有持续的负面影响,而长期贫困对健康的影响还存在纵向的暴露时间累积效应。本文通过控制初始健康禀赋、生命历程因素和原生家庭特征等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0～17岁有挨饿经历会显著降低成年后的健康状况;伴随挨饿时间的延长,抑郁情绪会明显上升,但只有超过12年的贫困状态才会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产生负面影响。贫困的发展干扰效应是解释长期贫困影响健康的重要机制,早年长期经历贫困会减少人们受教育和职业地位获得的机会,进而降低成年后的健康福利水平;长期贫困会导致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偏低,进而影响老年时医疗服务资源的可获得性。因此,可利用早年贫困经历对健康的影响效应及其发展干扰的渠道变量,对健康中国战略和脱贫攻坚实施精准施策。

基于多维灰色系统模型的城市人口密度预测

科学预测城市人口密度发展态势对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应用灰色系统建模技术对城市人口密度的预测问题展开研究:通过灰色关联度模型筛选城市人口密度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消除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建立城市人口密度的多维灰色系统预测模型OGM(1,N),提出OGM(1,N)的参数估计方法与时间响应函数;应用OGM(1,N)模型对重庆市人口密度进行模拟和预测,结果显示其性能均优于经典的GM(1,1)模型。本研究成果为城市人口密度的因素分析与模型构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建模方法与预测手段,对城市管理者制订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城乡商贸统筹与我国商贸流通业转型升级的新思考——以重庆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分割的商贸流通业日渐成为经济发展方式向"外需、内需共同发展"战略转变难以逾越的障碍。近年来在政策"介入性"助推和市场内生驱动双重作用下,我国城乡商贸获得统筹发展的同时,商贸流通业也从整体上得以转型升级,重庆市城乡商贸统筹的实践也检验了这种良性关系的存在。在市场内生动力尚未真正形成之前,推动城乡商贸统筹的各项举措都是我国商贸流通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矩阵变量的矩阵值函数的导数

利用矩阵的 Kronecker积 ,对矩阵变量给出了矩阵微分算子 ,任一矩阵值函数关于矩阵变量的导数定义为矩阵微分算子与矩阵值函数的右 Kronecker积 ,从而通常的一元函数的导数、多元函数的偏导数、梯度等概念都可作为其特殊情形 .文中得出了矩阵微分算子的三条基本性质并由此建立了函数矩阵的导数、数量函数对矩阵变量的导数及矩阵值函数对矩阵变量的导数之间的联系 .作为 Kronecker积的另一应用 ,文中得出了矩阵方程 AX=XB有非零解矩阵的充分条件是 :当λ1 ,λ2 ,… ,λs是 n阶矩阵 A与 B的全部互异特征值 ,ki,ri 分别为 λi 在矩阵 A与 B中的重数时 ,∑si=1kiri ≥ 1 .

劳动力及人口城乡配置的户籍控制机制研究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我国人口大规模"非正式迁移"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从经济学视角看,户籍制度在不同等级城市政府间出现改革程度及进度的差异有着内生性根源,数量模型推导的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原动力来自城市和农村效用最大化的组合决策,依附于户口差别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以及城市和农村两个维度的户籍门槛内生性地调控着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规模,同时引导着非农就业转移劳动力及其附载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户籍配置。

统筹户籍改革成本的构成、测度与分担——基于有关文献的研究与启示

统筹户籍改革成本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统筹"农民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户改成本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伴随城乡利益博弈而逐渐累积增大的过程;户改成本的构成具有分类复杂、形态多样的特点;户改成本的测度存在依据、方法和数量上的差异;户改成本的分担涉及政府、企业、个人等利益相关者,中央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增量成本的主要负担者,其与地方政府分担的比例会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有所不同。统筹户籍改革还需要在政策上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核心诉求进一步聚焦。

Householder矩阵的性质及其等价表示

对Househo lder矩阵的特征值给出了3种不同的求法,对此矩阵的初等反射性质作出了具有几何意义的证明,并讨论了该矩阵的若干性质.还作出了此矩阵的一个等价表示及给出了一个特殊的线性变换,使得在此变换下的表示矩阵就是Househo lder矩阵.

矩阵多项式的逆矩阵的求法

给出了矩阵多项式的逆矩阵的一般求法.

重庆市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变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人口分布的时空变化研究对揭示人口空间分布的规律、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82年以来的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结合2000年以来重庆市各区县经济数据,运用人口分布指数、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度和耦合指数,分析重庆市人口分布的特征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重庆市人口呈现出“总量升、比重降”“渝西多、渝东少”和“一区增、两群减”的特征;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呈“一区高、两群低”的特点,耦合指数呈“一区降、两群升”的趋势;重庆市人口与经济发展协调程度不断提高,表现在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县数量不断增多。为此,需进一步加强重庆市“一区两群”之间及其内部各区县人口与经济的系统分析、精准定位和分类施策,不断促进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的持续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城郊农户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调查城乡户籍统筹下重庆城郊农户市民化意愿发现,"农转城式"市民化向人口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回归,乡—城"举家迁徙"移民模式成为城市化的常态,中小城市及小城镇成为大多数转户群体的首选。同时,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农村土地处置及其补偿方式是影响"农转城式"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程度是影响户改成败的关键。本文在总结重庆户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有序脱下农村"三件衣服"与逐渐穿上穿全城市"五件衣服"的政策建议。

征地失业者的就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重庆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实证

文章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描述了征地失业者的区域空间分布、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结构方面的主要特点,并借助重庆市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系统探讨了区域分布、生活来源和个体特征对征地失业者就业意愿的影响,阐释了分析结果对提升征地失业者就业参与意愿的政策意义。总体而言,与其他主要失业群体相比,征地失业者在人力资本和年龄上都处于劣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区域发展水平越高、生活来源保障度越弱、受教育程度越低、外出经历越被动的征地失业者,其就业参与意愿的概率比更小。结合其他相关分析结果推断,失地农民的就业参与意愿或许是当前及今后征用土地都会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在人口城镇化加速的背景下,提高失地农民的就业意愿对于土地征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影响群体可持续生计获取尤显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