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家族繁衍的生殖灵物“兰”——郑国“执兰”(秉蔄)的民俗与“梦兰得子”

人类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除了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外,还要从事“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但在古代社会,当“蕃衍”受某种自然力支配而不为原始人群理解时,他们便凭着自身的经验、心理和行为,设想或幻想自然界的种种因果关系.“生殖灵物”的出现,便是这种原始观念的产物.人们希望以祈祷、献祭以及巫术之类的方式,求得大自然的免灾赐福.“生殖灵物”所具备的威力,不是由其本身自然形态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人体本身和社会现象中的神秘力量……是原始人通过神秘的因果关系来实现的.”在中国古代社会,菊科泽兰属的植物“兰”(即下文《诗经·溱洧》的“(艹问)”,古今注家无异议.亦即“佩兰”.并非今之兰科兰属兰花.古今“兰”的对接,当在唐以后),就曾被视为“生殖灵物”.作为一种原始信仰,也许并未真正达到西方人所说的“崇拜”的程度.这大抵是作为农耕民族的华夏,其崇拜观念较为淡薄,而儒家的崇“礼”——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与道家的“无为”——追求心灵上的“物我合一”影响深远的缘故.

“兰文化”探微之十 双璧辉映话沉浮──从李白杜甫诗文的“兰蕙”看其文化品格

本文主要取文化学视角，以文化符号“兰蕙”剖析李白、杜甫有关诗文内涵，揭示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品格。 李白诗文的兰（蕙）即屈原首创的君子人格形象，它主要是审美的、自我欣赏的，具有芬芳、雅洁、孤高的品格，是李白独立人格的象征；杜甫的兰（蕙）则主要体现功利与重生，用以调节仕途中的人际关系而求闻达，因而具有复杂、随机、以之为用的特点。 文化符号“兰蕙”客观表明：长江（楚）文化孕育了道家的李白，黄河（齐鲁）文化玉成了儒家的杜甫──虽然李白难免儒、法思想的影响，杜甫亦为道家思想所吸引。因此，大河（长江、黄河）“农”文化所塑造的主要民族品格，诸如执着、热烈、坚毅、锐敏、质朴等，以及知识分子的盲目乐观和依附性，均不难在他们身上发现──李白偏于开放灵动，杜甫偏于内向严峻。李杜犹如中华“农”文化之树的同根两干，并峙辉映，俯仰天地，共同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品格。

《兰文化探微》之十二 “人文文化”与科学──从赵时庚《金漳兰谱》与王贵学《兰谱》引出的话题

以世界上最早的两部兰花专论为个案，从研究其富含的人文思想及哲学底蕴，揭示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并进而审视现代科学“人文文化”精神的缺失。我们不必为过去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感到羞愧，也不应因我们重人文理性而科学理性姗姗来迟就以为别有一方“绿洲”。以现代人文理性和科学理性完成新的“天人合一”──建立和谐的文化生态系统已不容忽视。

“人”与“景”的模式化——两汉辞、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蕙)

两汉的辞(代言体)、赋(汉大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蕙,表现为两种“语言模式”,一曰赞“人”(主要指“君子”),出自屈原;一曰写“景”(旨在颂扬帝王),出自《招魂》。这同封建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包括致思途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相联系,即同文化(观念和准则)有关。因而,“语言模式”实际是“文化模式”的反映。以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论之,反映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大抵是“自律”的又是“他律”的,而最终归于“他律”。所以,有自律(修身)的“君子”(人)的模式,以及为最高统治者服务(他律)的“景”的模式产生。由兰蕙所呈现的两种“语言模式”,并不因文体之变而消亡,它将继续留存于其后的文学(包括艺术)样式之中——只是“角色”有所转换。因为,它受制于长久未变的“文化模式”——自律与他律。

审美的人生态度──宋元“兰画”与“文人寄兴派”

先以“儒道互补”，考察宋亡不仕的“文人寄兴派”“兰”画家郑思肖和赵孟坚，以为前者主要以孤傲淡泊、捐洁超逸的品性和笔独，体现了儒家政治伦理所赋予的刚健之美；后者主要以洒脱不羁、爽直率真的风姿与画这，显出道家法自然的韵秀风致。进而从文化心理层面，论述仕元的赵孟 为行儒家“天下主义”而陷入“华夷之别”中的矛盾；其由此而来的园润谨秀风格，透露出儒家刚健的另一面──“厚德载物”。一郑二起的选择，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提供案例。

芳菲袭予为说兰——从古代菊科佩兰到今天兰科兰花

本文是专著《兰文化探微》之首篇,即中国“兰史”的概貌勾勒,以为从文化学的意义上研究“兰”作准备。其间,自然也对某些代表性撰述之误,进行匡正。 本文认为,以语言符号而言,中唐以前的“兰”当指菊科泽兰属的佩兰,是为古兰。至唐末宋初,始有今日兰科兰属之“兰花”与之“对接”而共其“兰”名。就图象符号而论,直至隋唐五代犹未见画今日兰花者。而宋以来,凡画兰,决无画“古兰”者;其所画,必不出兰科兰属之五个“种”:春兰、蕙兰、墨兰、建兰、寒兰,即所画,皆为“国兰”。 目前,“兰”(花)的外延已有扩大至整个兰科植物的趋势,与传统意义上的“兰”的文化内涵大相径庭。是喜还是忧,有待评说。

《兰文化探微》之十一 清香幽处共“兰”名——古代佩兰与今日兰花“对接”探秘

古代菊科佩兰与今日兰科兰花的“对接”交混,是文学界以至植物学界至令纠缠不清的问题.本文以为,这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致思途径以及价值观念有关.古今兰之重合交混,乃是“外因”(自然生态与文化背景)通过“内因”(植物本身特点与民族心理素质)起了作用,是“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结果.

兰燔而不灭其馨——再论兰(菊科佩兰)之非兰科兰花

唐末五代之前的兰(菊科泽兰属佩兰Eupatoricum fortunei Turcz.)并非今日兰科兰属(Cymbidium)植物,笔者曾著文论及。但目前许多“兰花”著述,因未深入研究,即判定“兰”(古兰)即今“兰花”,实非审慎之举。即以唐末以前诗文中的“兰”来看,其诸多特征,也为兰花所不具备。何况兰花之混同兰(古兰),自北宋末郑樵之疑,经南宋朱熹的“辨证”,至明李时珍之考定,到清吴其懏的实地验证,足以证明“兰”(古代佩兰)实非兰花。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既不应人云亦云,或随意“折衷”,更不能凭空想象。针对“非兰为兰”而“惑之难解”的痼疾,重新予以考辨,是为再论。

圣洁犹系天地间——从民俗到儒家礼俗中的兰(佩兰)

兰(佩兰)因其芳香高洁,最初见于民间祭祀习俗,而后进入儒家礼俗(如祭天、祭祖等)。它在顺应儒家“天命”而终遂“人治”的家族农业社会中,寄寓着庄稼丰茂、子孙兴旺、家庭和睦、国泰民安的愿望。古代华夏这种祈盼现世回报的泛神信仰,同某些民族超越现世而尊一神的观念异趣。不过,正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长期超稳定结构的农业文明,使“兰”所蕴含的民族血缘基质及其芬芳的品格,始终昭示着华夏美好的明天。

幽芳自赏亦鑑人——三国魏晋南北朝诗文中的兰(蕙)

三国魏晋南北朝既是分裂动荡黑暗的时代,也是精神自由解放的时代。对人性、个性及人的价值追求——“人格审美”,已成为时代潮流。于是,久违了的、由屈原创造的君子形象(兰蕙),自然地被赋予了新的“品格”:人物品藻——以“美”自赏或鑑人。此时的君子(兰蕙),大抵已非屈原时代的安邦定国者,亦非汉末下层落魄文人,而是具独特个性又极富才情的士人阶层精英——“俊杰”(俊士、俊才、俊良、俊彦、俊秀)。即便承《招魂》而以“兰蕙”写景,亦是“自我”的反映。若论此时“兰蕙”被赋予的新意,则是越八百年上承屈骚善与美的传统,又凸现“欣赏人格个性之美”的时代特色。相关史料及文学史上名家诗文,提供了上述结论。

昔日“君子”凭谁赏——兰蕙(兰画、兰花、兰谱)由雅入俗的文化变迁

从文化地理的视角看,江南自古即受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晋室东迁以来的三次大移民,促成了北方先进文化与南方(古楚地吴越)文化的融合与创新,遂奠定江南“雅文化”的根基,明清以来兰蕙画家灿若群星是其证。儒雅的文人气息(审美欣赏)沾润濡染周边地区。此时,已有兰画、兰花作商品买卖以“求食”,并有众多兰谱面向民间,是为由雅入俗的“渐变”(雅俗共赏)而不失其雅,直至上世纪80年代。其后,大陆民间对兰蕙“三艺”的追求——奇瓣、复色、缟、斑、矮种等,多表现为炒作牟利而不在审美欣赏,是为由雅入俗的“突变”,其传播路线起始于日本而后辐射台湾、香港、东南亚,经沿海进入大陆。兰蕙由雅入俗的文化变迁,大抵反映了工业化进程中的“世相”,提高国民的审美境界,予之以高尚的情操,乃是新时期的任务。

《兰文化探微》之二 兰芬馥郁自高洁——作为文化符号的兰(蕙)

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切入,通过比较研究,指出兰(蕙)已超越一般语言符号,上升为凝聚民族文化精义,并反映和塑造民族品格的“文化符号”.其“文化”内涵因历史的演进而丰满厚实,又不断影响和规范民族文化素质的趋向,这是一个不断“积沉”又不断升华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文化符号”的诞生,乃是社会实践并不断抽象的结果.

《兰文化探微》之五——沐浴洁身祈赐福——古代祓楔礼俗与兰(佩兰)

祓禊是古代除灾去邪的一种祭祀仪式,为儒家礼制中的“吉礼”.之后,演变为同“水”有关的民俗.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观念及其“置换变形”与兰(蕙)

恩格斯关于人类有两种“生产”的论述,是中华“阴阳”观念产生的依据。先秦儒家孔孟未涉及阴阳和兰蕙,至《荀子》之言“兰”,旨在明“礼”。此前屈原视兰蕙为“君子”,其阴阳与之无直接关系。阴阳观念对于《易》学的贡献,落到了道家的身上。发端于《老子》的“道”的阴阳“气”说,经《庄子》的发挥提升以及《易传》的系统深化,遂将“天道”推及于人事,解释大千世界。“阴阳”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最基本的范畴和根本法则。《易传》的“阴阳合德”至汉武以后演为“阳为阴纲”,其“原型”(阴阳)的“置换变形”,可以儒家的礼制和文人诗文中的“兰蕙”为证。此乃以今人的立场,借古人的眼光,对“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生生”《易》理作尝试性的诠释。

“内美”“修能”话君子——屈原首创的审美意象兰(蕙)

屈原首次将客观实体——香草植物“兰葱”视为审美对象,并升华为综合性审美意象——“君子”形象,创造了从未有的审美境界,这就使兰(葱)告别了春秋时代郑人所期望的巫——医功能及其后曾参赋予的外在教化功能。兰(蕙)意象的意义在于:首次以典型形象(物的人格化)进入文学领域,并成为屈原作品阳刚之美(崇高)——耿介、雄奇、激越、华彩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只能是楚地自然生态与巫文化心理营造的“芳”的产物,而不会产生子因“香”而看重黍稷丰熟以献祭的中原。战国末期社会生态变革,促成了呼唤人性、人道的理性思潮,兰(蕙)的人格化,正是屈原顺应历史潮流,高扬人的价值的理想主义寄托。兰(蕙)意象,是屈原为富国强兵对君子“内美”“修能”的企盼,它植根于每况愈下的楚国,又闪烁着儒法思想的光芒。

漫谈素质教育

变“应试教育”而为“素质教育”是大势所趋,但文化落后地区非一日之功能奏效;“素质教育”并非仅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素质”是人格、道德、综合的思维方式和具体能力的体现.作为教师,是将聪明才智传递奉献而具永久价值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