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en可行能力理论测度中国社会福利指数

本研究基于阿玛蒂亚·森(Sen)可行能力理论,运用2008-2013年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采取模糊数学理论与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测度中国社会福利指数。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第一,东中西部地区社会福利指数差异性较大,其波动呈不规则趋势,且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呈脱钩状况。第二,计算MI与GC指数发现,各地区社会福利指数之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且东中西部地区社会福利指数存在空间集聚与扩散现象。第三,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发现,社会福利指数存在时滞性,且城镇化率与外贸出口占比越高,越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经济增长与工业化对社会福利影响力相对较低。鉴于此,为有效提高中国社会福利,使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二者相匹配,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学术界应改变传统的福利经济学思维体系,将更多的研究重点放在功能自由与能力自由两方面。其次,各地区应加强区域间交流合作,减少"以邻为壑"现象,促进区域发展一体化。最后,中央与地方政府应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与理念,加大民生与环境保护方面投入,进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房价、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3年28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空间经济学视角探究房价、土地财政与城镇化三者关系,通过理论与实证检验发现:第一,中国房价有利于促进土地城镇化发展,却抑制人口城镇化发展,而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实行"摊大饼式"城镇化发展的根源;第二,2004—2013年289个地级市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大部分处于不协调状态,即人口城镇化远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第三,2004—2013年各地级市房价、土地财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及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指数之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第四,基于地理距离、地理相邻与经济距离权重,利用静态SDM模型实证检验发现,商品房价格与土地财政收入水平越高,越不利于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中国土地财政的社会福利效应——基于森(Sen)的可行能力理论

本文基于森(Sen)的可行能力理论,运用模糊数学与因子分析法测度中国2004—2013年31个省份社会福利指数,并分析社会福利与土地财政关系。通过理论与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沿海城市社会福利指数相对较高,且透明性担保、社会机会、经济条件、防护性保障和政治自由对社会福利指数贡献率呈递增的趋势。第二,东部沿海地区土地财政收入绝对值与相对值远超西部地区,且各地区社会福利与土地财政二者呈脱钩现象。第三,各地区社会福利指数之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且各省社会福利指数存在空间集聚与扩散现象。最后,利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占比与社会福利之间呈倒U型曲线。

城乡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与犯罪治理成本——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空间经济学视角对城乡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与犯罪治理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探究其传导机制。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各省犯罪治理成本之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且东中西部地区空间差异性相对较大。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对犯罪治理成本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而政府社会福利支出有助于降低犯罪治理成本,此外,空间系数项、被解释变量滞后项、通货膨胀率、城镇化率等因素对犯罪治理成本存在影响。鉴于此,本文提出为有效降低社会犯罪率与犯罪治理成本,政府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改革户籍制度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中国2004-2013年28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空间经济学视角探究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短期及长期影响,并引入脱钩指数以衡量二者之间数量关系。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第一,2004-2013年289个地级市土地财政绝对值与相对值存在较大差异,即东部沿海地区土地财政绝对值与相对值远超西部地区,且中部地区土地财政增长幅度相对较高,此外,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总体呈相对脱钩状态。第二,通过计算全局莫兰指数(MI)发现,不管是基于地理相邻权重、地理距离权重还是经济距离权重,2004-2013年289个地级市土地财政、经济增长全局MI值均大于0,即各地区土地财政、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第三,基于静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发现,不管是基于地理相邻权重、地理距离权重还是经济距离权重,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即土地财政短期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过度土地财政会抑制经济增长,此外,财政分权、城镇化、房价等因素均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鉴于此,为合理利用土地财政促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应正确看待土地财政,改革土地、财税与官员晋升制度,并加强各地区之间交流合作。

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与犯罪率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城乡、城市与乡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过程中,社会犯罪率水平,尤其是刑事犯罪率也不断攀升。基于中国1986—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发现:不管在短期还是长期中,刑事犯罪率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倒U型关系,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社会刑事犯罪率水平越高。此外,乡村流动人口率、失业率、城市人口密度与破案率对刑事犯罪率也存在影响。因此,中央与地方政府应建立完善的城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养老保险与劳动力市场制度,降低城市准入门槛,缩小城乡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同时,要重视犯罪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客观规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注意降低社会犯罪率水平。

环境税费、政府补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戴维·罗默(D.Romer)研究与开发模型,利用中国31个省(市)1997-2016年面板数据,将空间地理因素纳入分析范畴,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时间段实证考察环境税费、政府补贴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实施严格的环境税费政策会倒逼企业增加清洁能源技术投入,且政府对企业技术研发补贴会激励企业自主研发,能够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增加工业产出的同时,有效治理工业"三废"问题。此外,由于工业废气(废水)能够随气流(水流)实现跨界传播,即其存在负外部性特征,且相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接近,故分析环境税费与政府补贴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时,将空间地理因素纳入实证分析范畴有助于提高模型效率。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应实施严格的环境税费同时增加政府补贴,以有效治理环境污染并降低工业产出损失,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效应

基于成本-收益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内的两部门模型,利用中国2000—2017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结合空间经济学相关理论考察治污手段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网络舆论、排污费、环保人员、环境信访与污染治理投资对雾霾污染影响更多是被动式策略,即当地区雾霾污染问题加重时,政府会采取加征排污费、增加环保人员与提高污染治理投资,并通过网络舆论与环境信访以抑制雾霾污染,而非主动采取这些措施提高企业排污成本以降低雾霾污染。进一步考察发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对工业SO2排放量也存在影响。在雾霾污染治理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应主动出击而非被动防御,政府应采取区域联合治理政策,通过充分利用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以解决雾霾污染问题。

人口与经济集聚对雾霾污染影响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目的/意义】人口与经济集聚是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而生态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协调好集聚与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设计/方法】基于扩展的生产密度函数,利用中国1998~2018年28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结合空间经济学相关理论,从一线城市、二三四线城市与五线城市视角考察人口与经济集聚对雾霾污染影响。【结论/发现】人口与经济集聚对雾霾污染影响呈N型曲线关系,说明城市化与工业化推进对雾霾污染呈现先促增后促减,当超过地区土地、环境与资源承载力时,会加剧雾霾污染。进一步考察发现,中等城市人口与经济集聚对雾霾污染影响呈倒U型曲线,而超大城市集聚对雾霾污染影响表现为正相关性。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上述结论。基于此,在发挥集聚规模经济效应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要注意地区环境承载力,且雾霾污染治理应以区域联治为主。

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创意阶层区域分布的影响因素

借助劳动者'雇佣—被雇佣'二元角色差异,将创意阶层区分为技能型(即受雇型)与创业型(即自我雇佣型)两种类别。构建理论与计量模型,采用2003—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经济因素、创新环境、人文环境、制度环境、生态环境等5个方面探讨异质性创意阶层区域分布的决定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对于处在创新链后端的创业型创意阶层而言,其对区域经济环境、政治纠偏环境、人文环境具有显著的依赖性,但是对创新环境、知识产权制度、生态环境等因素却不够敏感;而对于处在创新链前端的技能型创意阶层而言,其对区域创新环境、生态环境、知识产权制度表现出显著的依赖性,但可能由于受资源错配和劳动力本地效应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开放的人文环境没能起到显著的激励作用。研究力图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完善创意阶层的概念体系,进而为区域人才竞争战略提供启示。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老有所养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全面落实兜底保障制度是福建省2020年脱贫攻坚的目标之一。随着福建省农村老龄化势头上升,农村养老需求扩大,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着严峻挑战,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高福建省农村养老保障水平迫在眉睫。通过对福建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利用福建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优势,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完善福建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提供参考。

中国城市的社会福利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以289个地级市为例

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运用模糊数学与因子分析法测度了中国289个地级市的社会福利指数(2004-2013),并从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角度分析了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扩张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理论与实证检验显示:沿海城市社会福利指数相对较高,且各省内部不同城市的社会福利指数存在较大差异;社会机会、经济条件、防护性保障、政治自由和透明性担保对社会福利指数的贡献率呈递增趋势;2004-2013年,各地级市的社会福利指数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且各省会城市的社会福利指数存在空间集聚与扩散现象;人口与土地城镇化与社会福利指数之间呈倒U型曲线,且最优人口与土地城镇化随工业化进程而变动。

医疗卫生、教育与农民非农收入关系研究

目的:分析医疗卫生与教育对农民非农就业与收入的影响。方法:建立GMM、FEM与SLM模型,利用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医疗卫生与教育对农民非农化存在影响: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民非农收入影响为正,而农民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对农民非农收入影响为负。此外,乡村抚养情况、医疗卫生机构与就业人员就业数对农民非农收入存在影响。结论:为提高农民非农收入,政府应加大对教育投入,并构建完善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互联网平台经济与正在缓解的市场扭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局部地区资源错配现象依然存在。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迅速崛起,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作为一种跨部门、跨区域的市场交易机制,互联网平台经济是否有助于缓解局部地区市场扭曲?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本文采用2009—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效应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平台经济对市场扭曲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平台经济对金融市场错配和技术市场错配具有显著的改善效应,其关键影响机制在于:一方面,作为一种跨区域营销和贸易机制,互联网平台经济有助于显著加剧区域内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跨区域产业分工与协调机制,互联网平台经济有利于显著提升区域产业专业化水平。在价值链作用下,这种发端于产品市场的机制效应会传递至要素市场,使得技术资源、金融资源等要素市场的扭曲局面得以改善。实证结果还显示,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竞争效应仅在私营企业间产生显著影响,在国有企业间缺乏显著性。本文能够为进一步厘清市场效率变革的原因机制提供一个理论解释视角,为促进市场一体化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的我国资本回报率影响因素及其提升路径研究

资本回报率对于理解经济增长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资本回报率驱动资本要素在区域间配置与流动,是造成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在估算我国资本回报率基础上,选取我国28个省级区域1986~201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从全国、时间、区域等层面实证分析了我国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我国资本回报率水平呈现明显波动下降,近年来其区域差距有扩大趋势。(2)资本回报率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全国及东部地区显著为正,中部地区显著为负,西部地区不显著。(3)资本深化、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所有制结构、政府干预、开放水平等因素及其空间滞后项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化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统计显著为倒U型关系,人力资本因素对资本回报率的提升作用在增强,金融发展水平的负向影响在改善。此外,不同区域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的统计表现有所不同。

互联网平台经济与行业生产效率变革——基于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作为一种新经济发展模式,平台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并引发整个行业生产效率变革。文章构建了互联网平台经济如何影响行业生产效率的三种机制假说,即技术创新效应、行业竞争效应、创业溢出效应,并借助我国第三次经济普查的相关数据,对三种机制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网络平台经济具有显著的技术进步效应,但是对资源最优匹配而形成的规模改进效率的影响不显著,研究还指出,网络平台经济具有显著的创业溢出效应,但是并没有显著加剧行业内齐头并进企业间竞争,反而有利于提高行业的市场集中水平。正是在技术进步、创业溢出、市场集中等机制的作用下,平台经济的兴起正在促进整个行业的生产效率变革。本研究有利于丰富平台经济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对如何通过平台经济促进行业效率变革、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政策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