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至民国晋南庙会市场研究

清至民国晋南地区的庙会市场一直保持着向前发展的势头,庙会的商贸功能得到不断加强。在时间结构的安排上,晋南庙会市场明显地受到农业耕作制度的季节性影响及寺庙宗教活动的影响。耕作制度的区域差异使其时间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内部自然环境、经济结构等的区域差异,使得各地庙会市场在当地市场体系中的地位显著不同。

东南亚地区潮帮批信局的历时性特征析论

通过对东南亚地区潮帮批信局在时间序列上的数量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以下特点:一是大多数潮帮批信局的存在时间都相对较短,倏兴倏灭的现象极为明显;二是存在时间较长的批信局大多设立时间较早;三是其创办与停业均出现在几个相对集中的年份,只是在各地有所不同。这种新旧更替、此起彼伏相对频繁的现象主要是由时局变化和各国政府的政策与措施的不同所造成的,其意涵比较单纯总体数字的变化所反映的东西要更为复杂。

近代潮汕侨批与墟市的发展关系刍议

近代以来,潮汕侨批发展迅速,形成了覆盖各城乡地区的经营网络,并与传统的墟市体系相互交织。近代潮汕的墟市数量在民国后期也出现了激增的现象,隐然呈现向现代转型的迹象。在潮汕墟市缓慢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程中,海外华侨寄回的投资性汇款和捐赠性汇款,以及大量批业商号的进驻等因素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作为侨批汇款中最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赡养性汇款,却又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这一进程。

美棉推广与近代华北腹地的市场变动——以荣河县为例

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荣河县市场结构从广泛性成长到集约性成长的转变。但灾害的打击和新棉种的推广使集市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而适应棉花季节性生产和交易的庙会市场则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同时,全县的商品运销格局也在自然条件和社会变迁的双重作用下发生了从汉口到天津的转变。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庚子赔款本是清政府所需承担的巨额赔款,但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率先将其退还给清政府用于中国教育事业。通过对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源起,庚款的用途及其受益者在后来的贡献等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美国退化庚子赔款的款项用于中国兴办教育及派遣留美学生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打开了中国真正意义上近代教育的大门,归国的留美学生也成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中坚力量,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至民国晋南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区域差异

通过对晋南农村集市的数量、开市天数和集期类型等的研究,笔者认为清代以来晋南农村集市经历了"恢复——逐渐繁荣——衰退"的发展趋势,其中光绪时期是其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不同地貌条件下的农村集市由于受近代化冲击程度的差异,在晚清民初出现了不同的变化趋势。此外,集市的空间密集程度与集期安排的密集程度成反比关系,体现了集市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的互补性。

唐代官员择宅与城市空间之关系初探——以白居易的宅第变迁为中心

官员作为唐代长安城居民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其日常生活与住房状况从某一侧面反映了长安城别具一格的城市景观。本文结合唐长安的里坊制度等资料,从白居易的宅第变迁入手,以个案研究和典型分析的方法,对唐代在京官员的住宅选择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结果表明,唐代官员对住宅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空间距离、区位环境和社会空间等因素的影响。

取象比类与城市意象:中国古代城市的形象塑造——以泉州城为例

泉州在历史上的"温陵"、"刺桐城"、"葫芦城"、"鲤城"等别称均可看作城市意象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后两者明显地体现出了取象比类在城市意象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目前,关于城市意象的研究多集中于对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等元素的研究,然而从泉州城的案例来看,中国古代城市别称作为城市意象的特殊表现形式也不能被忽视,尤其是像"取象比类"这种隐藏在文化现象背后的思维方式更应该得到注意。

三山国王信仰与粤台关系的互动

三山国王是粤台地区广泛分布的民间信仰。近年来两岸的三山国王文化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日趋深入,研究成果日愈增多。但有关三山国王文化研究成果整体数量仍然偏少,而且缺乏系统性的调查分析与比较研究。作为台湾地区唯一的粤籍地方神,三山国王信仰是粤台民间文化交流的突出代表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对象。三山国王信仰对于增强两岸同胞的凝聚力,增强粤籍台胞对祖籍文化的向心力,促进粤台文化交流,深化粤台经贸合作都具有重要作用。

宁夏建省前后的城乡市场结构

民国时期宁夏的城乡市场结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通过对资料的梳理,认为宁夏建省前后已经初步形成一个基本完整的城乡市场体系,但尚不稳定。这一体系在20世纪20年代主要以宁夏城、吴忠堡、中卫县城、石嘴子等为中心,到30年代则主要以宁夏城、吴忠堡、中卫县城、中宁县城等为中心。在宁夏城乡市场的动因上,除自然条件、交通条件、外部市场、战争因素、民族因素等方面外,应该更加重视带有军权政治色彩的地方政府的作用。

近代甘宁青对外贸易的地域性差异

近代以来甘宁青的商品种类出现了从原来较为单一的结构向多样化的转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洋货的输入和皮毛类货物的大量输出,在这个过程中,外国洋行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时局的动荡,洋货输入与皮毛输出数量在不同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大大影响了甘宁青在进出口贸易体系中的地位。这种情况在甘宁青分治后有不同的表现,甘肃一直处于入超的地位,宁夏一直保持着出超地位,青海则经历了出超一入超一出超的变化过程。这反映了甘宁青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在近代环境变化过程中承受能力的差异。

近代潮汕墟市的发展与特征略论

墟市不仅是潮汕地区商业贸易的中心地,也是各方宗族势力互相较量的关键场所,同时还是民间宗教信仰、公众活动的重要空间。从数量、规模、开市频率和租税等方面看,近代以来潮汕地区的墟市可以称得上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发展水平;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浓厚的宗族色彩、鲜明的侨资元素、缓慢的转型过程和多功能的社会公共空间等特点。这表明墟市在潮汕地方社会变迁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高车国疆域变迁述略

公元487年,高车副伏罗部酋长阿伏至罗率领部族在车师前部建立高车国,从而改变了蒙古草原柔然独霸的局面。492年左右,崛起中的高车西接悦般,东邻北魏,北达阿尔泰山一带,东北至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南面则控制了高昌、焉耆、鄯善之地。但经跋利延、弥俄突、伊匐、越居、比适等主持国政的动荡时期后,尤其是伊匐之后,其疆域范围日益萎缩,直至被瓜分殆尽。

民间信仰、社会变迁与乡村精英——以营村三山国王信仰为视角

营村三山国王信仰起源于清光绪年间,民国有了一定的发展,此时三山国王信仰是宗族整合的中心,族老是信仰和乡村的主导者。改革开放之后,营村三山国王有过三次重修。第一次发生在1988年,是"超自然能力者"(童身)主导下完成的。第二次发生于1997年,在营村干部主导下完成。第三次发生在2006年,由个体富商温贤倡导完成。改革开放后庙宇的三次重修与时局的变化存在着契合关系,表明乡村庙宇(民间信仰)与传统权力格局可能没有大关系,但却与新时期权力格局有着密切联系。

民间信仰的社会扩张机制探析——以三山国王信仰为例

三山国王信仰能够在几百年间得到广泛的分布,与其自身的优势和传播机制有着重要的关联。性别包容机制使其信众得到了较大的保障,组织扩散的机制使其具备较强的内在凝聚力,移民分香使其信仰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拓展,雕像筑庙使其信仰传承具有了较好的载体,网络推介使其保持了与时俱进的持续发展。

粤东三山国王崇拜性质探析

三山国王是粤东地区民间崇拜中历史悠久的神灵之一。20世纪以来,三山国王崇拜已被海峡两岸民众视为两岸同根同源的象征。关于三山国王崇拜的性质,史学界久有争论。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出以下五种观点:一、山神崇拜;二、社神崇拜;三、山神崇拜与社神崇拜两种性质兼有;四、英雄圣贤崇拜;五、祖宗崇拜。通过对以上五种观点的辨析,粤东三山国王崇拜应是一种以山神崇拜为基础逐步发展而成的社神崇拜。

近代潮汕地区的电信业发展述略

潮汕地区是近代电信业发展较早的区域之一,有线电报始于光绪九年（1883）,无线电报始于民国13年（1924）,长途电话创办于宣统元年（1909）,市内电话创办于民国8年（1919）.尽管由于时局所限,其发展仍极为不完善,最初的网络主要是作为军用和政府行政之用,且在战乱中曾遭受严重破坏,但在战后又很快得到重建,并逐渐运用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对潮汕地区的社会与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区位变动与空间重构:近代晋南农村市场景观的形成——以荣河县为例

历史时期的市场景观是历史商业地理的重要研究内容。集镇数量的变化及其在区位上的变动是历史时期市场景观结构动态变化的主要表现。本文以荣河县为例,考察了长期延续的集镇的区位条件和集镇区位变动频繁的现象,揭示了其景观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新经济因素及市场机制等方面的影响。这种聚落景观与市场景观不断转换的现象,使晋南的农村市场景观在经过一系列的空间重构后,形成了汾涑盆地、泽潞盆地、西部丘陵山地、东南山地的集市密度由高到低排序的景观特征。

清代农村市场中的民众冲突——基于档案资料的分析

农村市场是清代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中心地,也是民众冲突的高发地区,其中尤以经济冲突居多。因此,对农村市场的控制也成为清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一环。从档案史料上看,官府对农村市场的控制具有滞后性和警示性的特点,而民间的自发控制则具有及时性和短效性的特点。有清一代,政府对农村市场进行控制的效果并不明显,冲突事件的不断产生和升级加速了清政府封建统治的瓦解。

潮汕民间信仰景观的初步考察——以民间祠庙为中心

一、引言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长期流传于民间的社会文化形态，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在儒、释、道之外的第四种宗教——即民间宗教——的两个重要方面之一（另一个是民间教派宗教）。有人甚至认为民间信仰其实是“东亚文明中最普遍而且是最重要的宗教传统”。因此，它历来都是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门学科所共同关注的重要对象，多样化的视角更是使其相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