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都市圈地方大学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路径及其启示

有别于顶尖研究型大学发展战略的国际化、全球化取向,东京都市圈域内的地方大学凭借地理位置和生源本土化优势成为引领所在区域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发展模式包含日本学者所界定的大学—区域新型协同发展的4种类型,即交流型、价值发展型、课题解决型和知识共有型。在地方人口过疏危机和地方大学区域影响力提高等客观因素的助推下,得益于日本全国性地方创生政策的升级迭代,东京都市圈区域内远离“都心”的地区逐渐形成大学与区域良性协同发展的态势。地方大学在区域(知识)据点大学地方创生推进项目的牵引下逐渐形成充分关照地方人才培养与就业、注重公共服务的发展路径。该模式或可为中国进一步推进地方大学与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知识职能与文化使命——以留学生“非遗”传承教育项目为例

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既具有实现技能跨文化迁移的知识职能,又承载着促进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的文化使命。通过对“长三角”地区A高校留学生“非遗”传承教育项目的调查与分析,跨文化环境下的创新迁移与技能形成被证明同时依赖国际化的外在物质过程与创新本身所产生的内在驱动力,且后者具有更为长效的正向作用。同时,外语能力是影响跨文化环境下内、外向度创新迁移的重要因素;范例学习的作用在外语能力受限的前提下尤为显著。基于上述发现,高等职业教育实施主体可通过合理引导留学生加深对异质文化现象和符号的认知、提高留学生教育项目课程模块间的整合程度以及营造跨文化交流的育人环境等方式,优化培养过程。

欧盟职业教育工作者数字素养培育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的理想型建构

职业教育工作者的数字素养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一环。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职业教育工作者数字素养培育实践具有政治嵌入性、技术嵌入性、认知嵌入性、关系嵌入性四种属性,即受到四类基本要素的影响。欧盟各成员国所采取的各类举措,可分为三种影响机制理想类型,即单要素影响型、多要素影响型和全要素影响型。结合我国具体实践可提炼出的改进建议包括:制定专项培育计划,明确政策指引;善用核心技术,提高培育效率;搭建关系网络,促进沟通合作;构建国家统一的职业教育工作者数字素养框架,深化个体认知等。

教育发展与区域整体发展的耦合关系探析——基于我国31个省份的指数建构与图形类型学分析

已有研究多基于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理论探讨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公平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育的内蕴特征与能动属性,以及外部制度环境对我国具体实践的结构性影响。基于31个省份教育发展与区域整体发展的历时性数据(2010--2020年)构建相关指数,并通过时序变化分析、空间结构分析、图形类型学分析等路径识别两者间的广义正相关关系,具体呈现为二者协同耦合发展的“平行型”、区域整体发展相对超前的“漏斗型”、教育发展相对超前的“反漏斗型”,并由此产生了二者间相应的潜在协同效应、托底效应和拖拽效应。研究建议各省份通过适当的政策干预增强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各要素间的协同关系,从而更好地发挥两者的叠加与共振效应。

关于当前博士研究生培养改革的思考

当前,为了更好地促进博士研究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不断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我们需要不断深化教育改革,而正确认识博士研究生培养尤其是课程改革是其前提。对此,我们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反思:第一,博士研究生按一级学科管理与培养是两个不同范畴,不能简单将两者等同化,即以管理思维来化约培养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第二,无论是就历史还是就现实而言,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关键环节不是课程而是科研训练,为博士研究生教育提供共同的知识基础是本科、硕士阶段教育的责任,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与课程设计的权力应在基层培养单位而不是行政部门;第三,虽然在不同时期,实质性功用和形式性功用使探究性、个性化的研究生课程教学成为研究生培养过程之一,但当前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的问题应在于培养目标的厘清,而非课程建设。为此,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相关做法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教育研究——基于大陆学者国际期刊高被引论文的分析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中,中国大陆地区教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国际期刊英文论文发表数量显著增长。在当前文献计量手段日臻多样、学术量化评价呈现普及化的背景下,对国际期刊论文实质性影响力和学术贡献的探究显得尤为必要。宏观—中观—微观三重维度的研究发现,中国大陆教育研究者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源刊发文中的高被引论文符合国际主流研究范式,同时不乏实质性理论贡献,论文被引数量上的“马太效应”不能单纯解释为“近亲密友体制”作用的结果。同时,现有论文从整体而言尚未能充分体现中国知识论传统对现有理论的补充或修正,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建构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仍然任重道远。

从“铁锈带”到“智带”:后工业化转型中的“大学区域”互动机制研究

“铁锈带”衰落于后工业化浪潮之中,而部分拥有丰富智力资源的“铁锈带”城市(地区)通过“大学-区域”良性互动,成功转型为以高科技产业见长的创新中心和智能制造中心(即“智带”)。这一转型过程并非自然发生,基于对促成转型的关键主体的分析可建构出后工业化转型中“大学-区域”互动机制的三种理想类型,即地方政府主导型、联络者主导型以及局外人主导型。研究域外“铁锈带-智带”转型中的“大学-区域”互动或可为我国面临后工业化转型压力的城市(地区)提供改进策略:基于区域异质性特征,大学与多元主体协同构建共识空间;以联络者、局外人为纽带,培育“大学-区域”共同生长的良性生态;各主体主动增强相互支撑力度,优化联络者、局外人创业环境等。

公立研究型大学在人工智能热潮中的应对策略——以多伦多大学人工智能向量学院为例

在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热潮"中,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安大略省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人工智能向量学院"(Vector Institut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享有"人工智能教父"美誉的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教授担任首席科学顾问。该学院旨在整合大学、政府、互联网企业三方力量,开展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并扶持当地优质的小型创业企业,从而提升多伦多大学、安大略省及加拿大在该领域的综合竞争力。该学院可被视为世界一流公立研究型大学积极应对并深度参与当前人工智能热潮的典型案例,对我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参与该领域的全球竞争具有借鉴意义。借鉴生态学中的"r-策略"(r-strategy)与"k-策略"(k-strategy)模型,通过人工智能向量学院这一案例揭示出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最优应对策略选择——选择以项目质量和项目"成活率"为优先考虑的"k-策略"。就高校而言,影响其人工智能研究平台质量与"成活率"的主要因素可被归纳为:其一,高校自身科研实力以及学科布局的合理性;其二,高校发展策略与所在国家、地区政府发展战略的契合度;其三,高校与互联网领军企业的合作关系;其四,相关领域领军科学家的参与度。

大数据时代的因果推断——教育政策评估的新路径

在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不断更新迭代的当下,对新兴路径与范式的探索业已成为教育政策研究者亟须开展的工作。蓬勃发展的“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被界定为科学方法革命的“第四范式”,表征科学探究的基本范式在当前大数据时代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深刻变革不仅发生在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也同样作用于以教育学为代表的广义社会科学领域。然而,这一新范式与科学研究中既有的因果推断逻辑似乎存在一定程度的互斥,如何将二者有机融合或可被视为中观及宏观维度教育政策研究亟待探索的“蓝海”。聚焦教育政策评估中既有的因果推断范式,系统梳理国外运用随机实验、准实验设计以及机器学习等方法在该领域所开展的前沿研究,继而探讨如何构建“大数据-因果推断”这一新型研究路径,为教育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提供依据。

东京都市圈地方大学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路径及其启示

狭义的东京都市圈指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和琦玉县在内的一都三县,其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核心为“都心”六区;广义的东京都市圈则是在此基础上增加距离“都心”更远的山梨县、群马县、板木县、茨城县,本文采用广义的概念。

长三角中心城市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四种模式——兼论国际化理论与本土实践的适切性

大学与城市/区域的互动与共生发展由来已久。相较于奈特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叙事中的高等教育枢纽,我国在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国际化发展方面的实践始终伴随着宏观战略、地方政策以及现实需求间的耦合与张力。就长三角等区域/城市群而言,其庞大的地理空间尺度和域内各城市间发展模式的差异性,致使在形成高等教育枢纽的过程中呈现出“双层嵌套”样态,即若干各具特点的城市级枢纽共同构成区域/城市群级枢纽。有鉴于此,或有必要在关注长三角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态势的同时,对其内部市域高等教育枢纽的建设模式加以分析,从而加深对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形态的认知,继而生发出对既有国际化理论之于本土实践适切性的讨论。

长三角中心城市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四种模式——兼论国际化理论与本土实践的适切性

一、长三角中心城市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四种模式作为我国历来经济最为发达、对外开放程度最高、教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长三角作为一个整体已显现出“高等教育枢纽”的诸多特征。一方面,这一地区拥有427所高等教育机构(占全国近16%),汇集了近1/4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同时,得益于优渥的教育与科研条件、相对较高的社会管理水平以及开放包容的风气,这一地区也成为国际学生学者、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及国际联合科研机构的汇聚之地,居于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前沿。

东京都市圈“高等教育枢纽”发展成效及其理论生发价值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与“高等教育枢纽”的内涵就“高等教育枢纽”(higher education hubs)的内涵而言,加拿大学者简·奈特(Jane Knight)将之界定为:“某一国家、地区或城市(群)通过战略规划促使本地和国际教育活动各主体、利益相关者汇聚在一起,为实现各自目标和区域总体利益从事教育、培训、知识生产和新活动。”

走向世界的中国教育研究:基于国际学者视角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中国教育学科的科研活动与研究成果日趋国际化。有赖于日益多元化的研究主体和相关激励政策,英文论文发表量逐年攀升;本土教育学英文学术期刊也相继出版,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教育研究的窗口。然而,中国教育研究的质量和实质性国际影响力仍有待进一步探究。本文通过对8位域外非华裔知名教育学者的访谈,探讨中国教育研究在走向世界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进而探究提升中国教育研究国际影响力及其在世界知识生产体系中地位的潜在路径。

东京都市圈“高等教育枢纽”发展成效及其理论生发价值

东京都市圈在日本高等教育发展与国际化进程中的枢纽地位日益凸显,域内高校整体发展水平显现出高等教育国际化第三阶段特征,即形成国际高等教育枢纽阶段。在现实发展需求的推动和“顶级全球性大学”计划等宏观政策干预的牵引下,东京都市圈域内高校集群通过多维度举措,在促进学生流动、人才流动、知识/创新流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有效提升了人才培养、教职员团队和知识生产过程与成果的国际化程度。审视这一兼具“国家规划”与“传统内发”属性的高等教育枢纽发展路径,可引出一系列围绕高等教育枢纽建设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问题。

国际化视域下全球高等教育体系的再诠释——兼论疫情对知识共享的影响

经历漫长的发展与国际化进程,全球高等教育体系逐渐在宏观、中观、微观等各层级(维度)上呈现出具有某种相似性的“差序”权力结构或秩序。存在于全球、国家(地区),以及基层学术共同体层面的“中心-边缘”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知识的流动与共享。在当前形势下,以下两者之间的矛盾或已上升为高等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亟需应对的主要矛盾之一,即全球疫情对各层级既有“差序”结构的固化,以及疫情期间各层级对知识共享需求的增强。知识共享“供给”与“需求”的消长使得高等教育体系难以在全球危机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因此,各层级利益相关主体应以“共同体意识”代替“中心-边缘”意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时期持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通过弥合数字鸿沟缓和各层级“中心”与“边缘”间的知识鸿沟。

后工业社会高等教育研究的内生困境与自我革新

高等教育研究面临的质疑与发展瓶颈或可视为由当前的内生困境所引发,即与同质化的后期(成熟)工业社会高等教育系统相伴而生的理论体系(概念),难以适配异质化的后工业社会高等教育。这一适配性问题容易引发抽象概念的误用,致使对基本事实界定的失准,继而导致研究问题与客观事实的错位和学科的形而上学化。面对异质化的后工业社会高等教育,研究者或需经历从建构者、引导者到观察者、解释者的自我革新。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本土实践的非西方属性亦需加以考量。

194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事实准去中心化”的三个阶段

本研究考察了194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事实准去中心化”的三个阶段,以及每个阶段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三个阶段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60年代初省级管理加强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创立“独立学院”及民办院校阶段;自2005年以来,精英化的中外合作机构和新型高水平研究大学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