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思想领域内辛勤耕耘——访吴怀祺教授

2014年2月26日上午，来到位于海淀区知春路太月园小区吴怀祺先生的家，在他温馨的书房中，谈起了他求学与治学的经历。

易学、理学和欧阳修的史学

欧阳修不仅是著名的史学家，也是理学的重要先驱人物。其易学、理学是其史学的理论基础。在经学方面，他敢于疑古，认为《十翼》非孔子所作，对《周礼》等也发出疑问。他提出“天理”等范畴，对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他认为支配社会兴衰的是“人理”，主张编写历史时应以“书人不书天”为基本原则。在史学著作中，主张德政，重民爱民。

《周易》与民族历史思维

研究历史思维对认识民族史学的特点和创新史学十分重要。《周易》的整体思维、丰富的历史意识、通变的运动思维及凝结其中的忧患意识、重民观念等,对民族史学特点形成和民族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华民族史学“究天人之际”的自觉、总结历史盛衰的修史大旨、创新精神和在学术上吸纳兼融的开阔胸襟,都与《周易》有着直接的联系。

孔子学说的普世性、民族性与时代性

文化上的普世性与民族性、时代性三者有区别,又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具有普世性、民族性、时代性的特点。中华文化具有的普世性,也是相关国家、民族的文化具有普世性的追求。孔子学说具有的普世性既体现在具体的认识上,又体现在哲理上。孔子学说的民族性反映中华文化具有的民族特征,从文字的内在意蕴的规定、文化的形态构成与变迁,到学理的阐释,都能反映出来。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孔子学说融汇新的因素,体现出经学的变化以及近代、当代文化的特点,从而形成孔子学说的时代性。研究和总结孔子学说的普世性与民族性、时代性,对于振兴民族文化、推动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对于理解创办孔子学院的举措,以及办好孔子学院,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观、历史思维与安邦兴邦

中国的历代学人在关于历史的运动与发展变化诸方面贡献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体现出它积极有益的社会功能;二是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人类探求历史变化及其规律的伟业中,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为了更准确认识这些理论成果,为当前的历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我们特别邀请三位教授就此从不同角度进行笔谈。瞿林东认为:天人、古今、时与势、理与道等范畴在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天人关系方面,人事的观念逐渐上升,司马迁开辟了天人关系说走向理性时代的道路。古今关系指古今的联系、变化,其中朴素的进化观点占有突出的地位。一些学者把时与势这两个概念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看待,是重要的理论贡献。理通常指具体史事之理,道通常指一般史事之理。吴怀祺认为:历史观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历史思维是历史观展开的途径、方式。正确的历史观、历史思维对历史总结,进而认识安邦治国有重大意义。重视总结历史兴衰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司马迁的历史兴衰论丰富了联系思维,发展了借鉴的历史观;《周易》体现出的通变思维具有重大价值,王夫之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思考千古兴亡盛衰,把古代历史观、历史借鉴观念,推向新的高度。陈其泰认为:春秋公羊“三世说”是中国古代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西汉董仲舒明确划分春秋十二公为三世,显示出分阶段观察历史演进阶段之意义;东汉何休把“三世说”发展成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具有系统性的历史哲学,丰富了公羊历史哲学的内涵;清代龚自珍将之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说明封建统治陷入危机;康有为又将之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成为维新变法的武器。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能引发同行诸君的更多高论。

说司马光的人才思想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294卷，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止于五代周世宋显德六年，共1362年。与此书相关的还有《通鉴目录》、《通鉴考异》各30卷。前者是“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后者是参考群书基础上，以评其同异。总计是354卷。

关于历史认识的思考

我们讨论历史认识的问题,对于历史学科的发展,对于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使史学在改革的现实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都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因为,第一,历史认识有自己的特点,了解这种特点,就可以弄清历史研究的任务是什么,以及怎样去完成这样的任务。笫二,历史认识是多层次的,重视这种情形,并讨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历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历史学的发展体现在民族性与时代性上,二者辩证的结合才能推进史学进步。近代史学从不同方面表明了这一事实。在全球化趋势下,当代历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要研究全球化对中国史学、对史学思想产生的影响,还要研究中国民族传统史学遗产在发展当代史学上的重要价值。讨论历史兴衰是历史学的主题;研究历史“势”同样是当代历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究天人之际”是历史学的重要内容;多重考据应当是当代史学考证的基本方法。

民本思想与历史盛衰的总结

在中国历史上,关注社稷的盛衰、追求民族的兴盛,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成为民族史学优良传统。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振兴民族的历史发展的要求。中国史学家通过对严酷的历史兴亡事实的总结,形成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关系到一个重大史学理论问题,涉及对历史发展过程和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

中国梦：民族史学的精气神

五千年的中华文化熔铸出的民族史学，记录下我们民族的奋斗史，彰往察来，为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实现中国梦，开启新的篇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时指出的，民族复兴的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民族历史思维的时代价值

一百多年来,人类对思维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思维研究为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学者所普遍重视。加强对历史思维的探讨对于深化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样具有重大的价值。振兴民族文化、推进新世纪的史学,要求我们必须从历史思维的高度上进行思考。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思维是深邃和有特色的,如观察、研究历史的天人联系的整体系统思维、观察历史兴衰变动的通变思维以及在学术上的融汇百家以"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和治史的类例思维等。从思维的高度对民族史学进行总结,进而开展中外史学比较及跨文化的史学研究,从中可以充分彰显出民族历史思维的时代价值。

关于民族史学特点的思考

中国民族传统史学具有的深邃的历史眼光、历史意识,体现出具有自己特点的历史思维。在中西史学问题讨论中,更可以看出这一点。历史意识体现在溯源探流的历史发展过程论、历史阶段思想、忧患意识以及探讨历史变动的"所以然"的历史盛衰论。新世纪出现经济全球化趋势,这样的思维,这样的历史意识以及忧患意识,对于研究当代社会,认识历史与现实运动的走向,有重要的意义。

史学话语权与20世纪的中国民族史学——兼说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变动,受到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史学进入到近代化时期。西方学术话语处在强势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近代史学理论、思想的争论,基本是按照西方的史学理论的热点而展开,也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热点的变动而变动。这对扩大研究视野、深化相关的史学认识有一定的意义,但另一面是,民族史学的重要思想失去应有的地位。传统民族史学思想、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是西方史学理论不能完全替代的;民族史学话语权的失落,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是不利的。进入到21世纪,史学理论发展不能忽视中国民族史学思想的研究”。认真总结民族史学思想遗产,对于当代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是振兴民族史学的重要工作,也是民族史学走向世界的基本要求。

安徽地区文化变迁与史学——为《安徽史学》复刊20周年而作

安徽地区的文化是我们伟大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历经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到了近代,皖籍学人在近代文化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安徽学人在历史学上形成有相当影响的群体。应当研究在长期文化发展过程中安徽近代史学的特点。这对于发展安徽地区的文化与史学有重要意义。从几千年地区文化发展大背景下,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思想,把地区史学与全国史学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是史学研究的一条思路。

民族科技文化与史学的创新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史发展的事实,表明史学发展与创新,与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史家史官的职能和教育的特点,形成的知识结构,是把“天”与“人”之学结合起来,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突出的。近代史学发展史,同样表明史学的变化与自然科学的变化、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在收集材料、治史方法论、治史风格特征等方面,特别在思维方式上,都能看出自然科学的变化对史学产生影响。当代科技的高度发展,对于新世纪的史学创新,具有的重大意义,更引起我们的关注。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20世纪中国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实践，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学说，坚定了中国人民对历史前途的信念，引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深化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探索走向胜利的道路。列宁、毛泽东成功运用这一理论，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恢复实事求是的路线，首先在农村进行改革，又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改革；注意改革的复杂性、不平衡性，不断前进。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

历史思维与民族史学

编者按：中国史学在历史思维、历史盛衰观、经史关系论、历史文献思想和历史编纂思想等诸多方面，都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征。本期“历史理论”栏目发表的五篇文章，从历史思维与民族史学、时代思潮与传统史学、历史文献学的优良传统、以史为鉴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和近代历史编纂观念的变化等方面，对中国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作了探讨。吴怀祺教授认为，从思维研究入手，可以从深层次上认识中国民族史学的特点，理解中西史学的相通与相异，以及跨文化研究的意义。汪高鑫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思想观念、学术思想或统治意识形态等时代思潮，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与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王记录教授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的优良传统，包括对于文献典籍的“敬意”、文献整理与义理阐发相结合、文献整理与经世致用相结合以及求真求实的文献整理观等思想内涵。庞天佑教授认为，以史为鉴、瞩目未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和精神，这种传统与精神蕴含了一种重视历史、超越历史与开创未来的理念。白云教授认为，近代章节体从西方和日本的引入，经历了从最初的译介、改编到自主采用的过程，反映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促成了近代以来史书编纂观念的诸多变化。以下刊出他们的具体论述，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永恒的薪火──怀念我的老师白寿彝先生

白寿彝先生把自己一生贡献给史学事业。他的治史体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这就是研究历史是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气魄，治史中不断创新的器识以及世界史的胸怀。先生研究历史的眼光是开阔的，他总是从世界范围内认识历史学问题。

汉《易》与《汉书》

班固的《汉书》没有割断历史联系，他把西汉历史和古史联系起来，表明“汉绍尧运”，历史过程是天意决定的。汉《易》与今文经学是班固架构历史的理论依据。班氏论学术渊源流变体现出易学的通变思想。易学对班固写史产生多重影响。

历史思维与王夫之的史论

研究王夫之的史学思想,应当从历史思维进行分析。王夫之的历史思维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天人联系的整体思维;二是总结历史兴衰变动的通变思维;三是思考未来的"知几"思维。王夫之的历史思维把中国史学思想推向新的高度,其史学思想对于科学、理性思考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