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如何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总量仅落后于美国。在亚洲,中国经济的重要程度已经超过了美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很多人认为,长期来看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且中国决心在技术领域迎头赶上。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规模庞大的劳动力可能不再是其决定性优势,因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会取代大部分工作,大多数人将把时间花在休闲上。

经济增长新引擎与改革方向

对于中等收入转型期的国家而言,6%-7%左右的增速是健康的。如果以10年为周期来观察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各国的情况都不一样,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很复杂。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是正常的,而期望中国经济一直保持9%或10%的增速很不现实。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需要重视的关键因素是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培育购买力。

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一、中美关系走向贸易战永远没有赢家,也永远不应该打。从经济学原理来看,贸易战最大的后果是心理上的威慑,真正对供求关系的影响很小。我希望我们不会看到真正的贸易战。如果我们真的经历贸易战,每个国家的工人、企业和消费者都会承担后果。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好处。双方都有正当的商业目的,但正确的做法是谈判,而不是对抗。竞争是永远存在的,美中两国应该寻求共同发展的可能。

中国经济再平衡

习近平总书记作中共十九大报告时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透露出的信息是:中国只有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才有可能保持现在的增长。中国需要解决的不平衡问题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发展战略。

中国应转向“好经济”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资本、劳动、技术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劳动力的大幅增长可能会提高总体收入水平,但并不一定会提高人均收入。资本也是如此,增加资本存量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但每个工人的产出不一定增长了。因此,劳动和资本要素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但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技术进步不像劳动和资本那样存在投资回报递减的问题,如果投资回报最终下降至零,就不会增加产出和收入了。

机制设计与中国经济改革

机制设计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设计一套规则,使得在给定经济或社会目标下,能够得出均衡的结果。机制设计者可能并不知道人们对于社会目标的偏好,但在这种情况下仍有可能找到一个机制来实现目标。我通常将机制设计理论比作经济学的工程分支。大部分经济学理论致力于解释现有的经济制度并预测这些经济制度的结果。当然,这是经济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我们称之为实证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可预测性。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显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不同的改革路径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中国政府所推进的改革就与前苏联有很大区别。关于产业政策,我个人不太理解美国的产业政策,美国过去也尝试过运用产业政策来振兴经济,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产业政策的基本假设是,政府里的人要比市场中的人更聪明。

技术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

过去4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GDP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位,预计10年内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问题正在不断积累,这也是事实。从历史来看,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出现过很多问题,面临诸多考验,这些都需要通过在实践中摸索来克服。我的建议是,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要过多在意,而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应对经济衰退的中国处方

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以高增长率发展,发达经济体的市场已经饱和,预计至少在之后几年都会受到资产负债表问题和相关后果的影响。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公司,投资中国的企业越多,用于发达国家的商业资源和资金就越少,其受到的影响就越大。实际上中国可能在2008年已经遭遇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危险。

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大国

从中国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最关键的一点是,中国需要承认自己不再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全球经济大国。我们都知道,上海与伦敦或纽约已经没有多少区别。这一点对于贸易谈判或改革的推进至关重要。当然,长达40多年的改革,每一次改变,都会遇到挑战。比如你想要削减煤炭、钢铁等行业的过剩产能,必然需要关闭一些企业,一部分员工可能将面临失业,这是去产能不得不经历的“阵痛”。

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投入相同的劳动、人力和物质资本,不同国家、部门和企业的产出不同。这一差异取决于生产过程中分配和使用资源的效率。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提高生产率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如Hall and Jones,1999;Easterly and Levine,2001;Caselli,2005)。将生产率研究置于经济增长研究框架中是具有启示意义的。20世纪50年代,索洛和斯旺(Solow,1956;Swan,1956)建立了一个增长模型。

新开放 新红利

中国的对外开放始于1979年邓小平建设开放中国的理念,但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机遇是2001年正式加入WTO,由于中国进入海外市场的机会增加,中国经济依靠出口和投资驱动获得了高速增长。目前来看,如果考虑到庞大的经济体量,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当然,我并不是说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因为对外开放不是唯一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