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诗歌》与《人民诗歌》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与解放区的长期被分割开的两支文艺大军胜利会师了。朱德代表党中央致词,周恩来在大会上做了政治报告,毛泽东也亲临会场向与会者致意:“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 毛泽东:《毛主席讲话》,《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页,北京,新华书店,1950。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确定为新中国文艺的方向。

谈邵洵美的诗

在中国新诗史上,邵洵美是一位独具特色,但又饱受争议的诗人。邵洵美的诗歌属于特定时代、特定阶层的文人写作,青春期的躁动,再加上浓厚的唯美主义色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诗坛上一出现,立即引起了褒贬不同的反响。1949年以后,邵洵美的名字在诗坛消失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批被埋没的作家重新被发掘出来,邵洵美也在其中。邵洵美是有诗的才华的,尽管由于时代、环境与个人经历的局限,他的诗作在哲理的深度与对人性的深层体认上尚有欠缺,他的爱情诗还未能展示出灵与肉、情与欲的复杂纠缠,某些“颓加荡”风格的作品,更是损伤了他在部分读者中的印象,但这并不影响在中国新诗史中给他一个恰当的位置,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浅谈李渔文化对儿童诗创作的价值

李渔(1611年~1680年),号笠翁,一生著述五百多万字,涉及剧本、小说、诗词、散文、戏剧理论等,素有才子之誉。对李渔的研究已成为中国戏剧史、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当代儿童诗创作现状出发,回望李渔,不难发现,李渔文化不仅对戏剧创作、美学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儿童诗创作也有独特价值。

一切尚在路上——新诗经典化刍议

世纪之交的中国诗坛,感染了经典焦虑症。诗歌经典的标准是什么?新诗是否应该经典化?诗歌经典如何构建?围绕这些问题,本期笔谈刊发了吴思敬、王珂、张大为的文章,分别从新诗经典化的程度、评价,新诗是否应该适度经典化,当前诗歌创作中的问题与经典的反差,新诗在后经典时代如何构建经典等等问题展开论述,涉及到当前新诗经典问题研究的最前沿问题,有学术独创性,期待学术界的讨论。

回顾与展望：百年新诗访谈

一、新诗的资源与传统张健：九叶诗人郑敏曾评价说：＂新诗既没有继承古诗的传统,更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您认为百年新诗有否形成自己的传统,或者说新诗应该如何建构自己的诗学传统？吴思敬：新诗从诞生到今天已达百年,如果以诗人的创作年龄划代,十到二十年为一代的话,至今至少也有六七代了。

张中海:在逃离中坚守的“地之子”

提起“地之子”,我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汉园诗人”李广田的那首有名的《地之子》:我是生自土中,/来自田间的,/这大地,我的母亲,/我对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我永嗅着人间的土的气息。/我无心于住在天国里,/因为住在天国时,/便失掉了天国,/且失掉了我的母亲,这土地李广田的这首《地之子》,以无限深情抒写了诗人对土地的热爱与依恋,被广为传诵,甚至成了一个母题,为后来的诗人不断地吟咏。

新媒体与当代诗歌创作

作为诗歌传播新媒体的网络诗歌与手机短信诗歌的出现,是诗歌传播史上的一次深刻的变革,它在改变了诗歌传播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诗人书写与思维的方式,并直接与间接地改变着当代诗歌的形态。新媒体诗歌与传统媒体诗歌在传承链条上并未断裂,无论是在纸质文本上,还是在网络、手机上,诗歌的内在本质并没有改变。多媒体、超级链接、手机屏幕,只为诗人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服务,新媒体诗歌不可或缺的是诗的灵魂。

穆旦研究：几个值得深化的话题

穆旦的不断奋进、不断求索而又蒙受数不尽的折磨与屈辱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诗歌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命运的一个典型的个案。穆旦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诗人对现代性的追求,对于穆旦的研究者来说,就是要找出穆旦给中国新诗提供了哪些新的写法,他诗歌中的持久的艺术魅力又表现在哪里,这样,就可以把穆旦研究与中国新诗的诗性空间的开拓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确立穆旦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穆旦是说不尽的,他诗歌的丰富和蕴含其中的丰富的痛苦,值得我们永远沉思与品味。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当代诗歌主潮

对当代诗歌主潮可以从多个向度进行描绘，其中最不应忽视的是当代诗歌所显示的平民化倾向。这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发生的巨大变化及特殊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诗人们以平民化的眼睛透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平常心去体悟琐屑遮蔽下的温馨、揭示平凡覆盖下的生命价值，从中发掘出易被人们忽视的人生况味与文化意义，于是，一种不同于 ８０年代的新的感觉、新的情绪、新的格调在诗中呈现出来。９０年代诗歌平民化倾向的出现，体现了诗人经历了８０年代封闭的、高蹈云端式的实验后，对现实的一种回归，是诗人面对现实生存的一种新的探险，这必然带来诗美追求上的变化，并对诗歌的表现手段提出新的要求。

从黑夜走向白昼——21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诗歌

与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女性主义诗歌写作相比,21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诗歌淡化了性别对抗的色彩,诗歌的写作从漂浮的空中回到地面,诗歌的主体由女神、女巫、女先知还原到普通女人。诗人们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展示了新一代女性的宽阔胸襟,通向精神的灵性书写正在展开。

叶硬经霜绿,花肥映雪红——《他们》述评

《他们》出现在一个诗歌狂欢的季节 ,却与当时诸多的喧嚣、杂乱的社团不同。《他们》强调对诗歌的虔敬之心与严肃的创作态度 ,强调对各自的诗歌观念的尊重。以韩东和于坚为代表的《他们》诗人群 ,以自己独创性的作品和独特的艺术个性 ,在新时期诗坛显示了坚实的创作实绩。

歌词与现代诗的审美差异

歌词属于适宜歌唱的诗 ,现代诗属于适宜阅读的诗。在诗歌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早期的诗与歌词是同一的 ,后来逐步分离 ,直至今天 ,歌词与现代诗已构成了在诗的大范畴中的两极 ,显示了不同的审美特征。歌词与现代诗的分离 ,对词坛与诗坛来说 ,这不是坏事 ,体现了歌词和现代诗在构筑各自的审美特征时的文体自觉。

一只踩着赤色火焰的火烈鸟——论唐祈的诗

诗人唐祈,其诗歌创作贯穿一生,除去因政治因素被迫中断的二十余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1936年至1949年)的唐祈,由青春写作起步,直面洪波涌动的社会现实,自动衔接现代主义诗潮,成为"中国新诗派"的重要成员和1940年代知性写作的主要代表。中期(1950年至1960年)的唐祈,在屈辱的日子里昂起高傲的头颅,以一个殉难者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其在流放的岁月里所写的"北大荒短笛",给读者强烈的情绪冲击并引起读者对那一悲剧年代的反思,从而自身也就具有了"诗史"的品格。晚期(1980年代)的唐祈,怀着对少数民族兄弟的大爱,回到西北,其诗作力图把感觉与经验沟通起来,把今天与过去沟通起来,流贯着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渗透着他的情思与意志,成为其内心世界的象征。但唐祈此时期未能摆脱以往的抒情腔调,忽视艺术语言的更新,对于他企图重构少数民族诗学的宏大理想而言,未免留下了遗憾。

郑敏:诗坛的世纪之树

郑敏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在冯至影响下踏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迄今已有70年。她在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寻求着结合点,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以人文的感情作为诗歌的经纬,把哲理和思辨融入形象,其沉思、宁静、既富于音乐的流动感又具有凝重的雕塑之美的诗歌启迪了不止一代读者的心智。郑敏坚持终身写作,且向晚愈明,她是当今诗坛当之无愧的世纪之树。关键词:诗歌;郑敏";九叶"

城市化视野中的当代诗歌

城市是现代生产力与现代文明演进最明显、最敏感的地方,也是现代人的情感意识与心灵世界展示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城市化视野中的当代诗歌,重要的是要揭示城市人的心态随着城市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过程。随着中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诗人会越来越多地以城市化的视野观察世界,它不仅改变了观察者的感受方式、运思方式与审美趣味,而且渗透到诗人所描写的各种对象中去,使当代诗歌呈现新的景观。这种情况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而不断推进,将会对新世纪的诗歌产生深远的影响。

牛汉:新诗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进入新时期以来,在诗歌研究领域中一股牛汉研究热正在形成。这是由于牛汉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人品与诗品达到完美统一的诗人,是由于牛汉有一种大气魄,他的刚正不阿与勇于抗争为中国树立了一种精神榜样,还由于他始终葆有一颗童心,始终与青年诗人心灵相通。在新的世纪里,牛汉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牛汉研究将是新诗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诗歌地理学的角度看西部诗歌的建构

诗歌地理学是文学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从共时的角度,以空间为框架而展开的对诗歌空间分布、空间组合的描述,凸显诗歌文化的空间特征,最终解决诗歌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21世纪诗歌地理学的开创与拓展,为西部诗歌向空间的展开提供了新的可能。西部诗歌的建构从诗歌地理学的角度看,可从自然地理的层面、人文地理的层面、民族心理的层面、诗人个体心理的层面加以深化。

诗歌星空中的一块发光体——胡风诗歌理论述评

胡风是一位诗人,同时又是一位文艺理论家,其可贵之处在于能把他的诗歌创作与其文艺理论体系联系起来并互相印证。胡风的诗歌理论十分丰富,特别是他所提出的"第一义的诗人"、"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以及"主观战斗精神"等,最能体现其诗论的原创性和基本观念。

魔鬼与上帝进行的永恒战斗——诗歌创作内驱力说略

墨西哥现代诗人古铁雷斯·纳赫拉曾在一首题为《死波》的诗中,描写了被阴暗封锁的“灵魂中默默的黑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