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秦简“新地”与秦代“差序疆域”的建构

秦简所见“新地”的界定应改变过去以时间界定为主线的研究取向,立足秦统一战争的宏观视角,考察郡制推展、罚戍署地规定与“新地”划郡而治、“东故徼”分界下的故秦地与“新地”,结合空间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新地”实际以郡为单位进行划定,在时间上,“新地”可能是秦王政十七年至十九年间开始设置;在空间上,秦统一前东部边境防线“东故徼”变成统一后故秦地与“新地”的分界线。由此“中县道”、故秦地之郡与“新地”构成秦统一后的“差序疆域”。

简牍所见秦代地方禀食标准考论

秦统一天下前,睡虎地秦简所见法律规定地方禀食是按日与按月的两种计算方式,数量因自然身份和作务不同而各异。统一天下后,里耶秦简记载地方禀食出现了变化,禀食计算方式统一为按日计算,部分人员禀食数量减少。于是,秦代地方禀食标准不存在社会阶级划分,而是因其自然身份和劳作不同大致分成三类情况:一,从事重劳作,成年男子每日禀食5/6斗,女子每日禀食2/3斗;二,其他情况,成年男子每日禀食2/3斗,女子每日禀食25/6升,未成年男子的禀食标准等同成年女子;三,婴儿等特殊人员为另一层次,禀食标准独立规定。

汉代“蜀锦”兴起的若干原因考察

汉代蜀锦的兴起有其特有的自然地理因素,温暖湿润的气候及独特的水资源是蜀锦生产发展的先天性条件;同时,秦及汉政府对巴蜀地区的开发,特别是李冰都江堰的修造,极大改善了巴蜀地区的交通条件,使得隔绝之地,道路纵横;发达的交通条件也为蜀地织锦业的生产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丝织品生产技术,在较大程度上改进了该地区的织锦技术,促进了蜀锦商品化生产及蜀锦贸易业的发展;此外,社会上层及地方豪族对蜀锦的消费引导及文人、士大夫的宣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蜀锦的兴起。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海”字铜印考释

自刘贺墓发掘以来,关于墓中出土器物,特别是"大刘记印"玉印研究,成果丰硕,然鲜有探讨"海"字铜印者。偶有略及,亦论之不详。从印文与形制上看,"海"字铜印正面朱文小篆一"海"字,字腔深峻,字口垂直,字底平净,符合汉铸印特征,却无从看出与马相关联信息;背面呈覆斗形,顶部有口形缺口,缺口沿边凹凸不平,为非自然损毁造就,无印纽,亦非烙马印"方形中空,可纳木柄",不具备先秦秦汉烙马印典型特征。从该印形制、印文与海昏侯刘贺实际境况推测,"海"字铜印印文"海"字当为"海昏"省称,属私印,或为刘贺于海昏侯国所铸用于行政文书管理之印信。又该铜印边线与北部正面、顶端三处呈非自然损毁状,或说明该印于墓主刘贺有非同寻常意义。

海昏侯墓新出木楬所见汉代丝织物初探

海昏侯墓新出一方编号为“第廿”的木楬记载了刘贺死后随葬丝织物的部分信息,经过对该木楬文字初读,可发现,刘贺墓中随葬有大量的“丸”(纨)类丝织物,产自齐三服官,或为昌邑王国带来之物。木楬所见“绢丸”非指黄色的纨,“绢”通“缣”,“绢丸”即“缣丸”,“绢(缣)丸上衣”则指的是由缣和纨两种丝织品制作而成的上衣。“縹丸”中“縹”在此指浅青色,即浅青色的纨。

汉代丝织业试说

两汉是中国古代丝织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其生产规模大、分工细,且表现出明显的奢侈品生产特点。汉代市场丝织品数量多,贸易兴盛,上至君主下至城市平民对丝织品的消费都比较大,在消费群体上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尤其表现在对特种丝织品的消费上。汉代奢侈丝织品的生产使得当时手工业向背本趋末的方向发展,同时,丝织品生产结构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又促进了城市市场功能的完善,带动了其他行业的进步,进而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服色文化与君臣权斗——汉初服色“外黑内赤”新论

秦始皇统一六国,服色"上黑";汉王刘邦王巴蜀、汉中,色"上赤",最早至高祖五年袭秦德"色上黑"。文帝前元十四年改为"外黑内赤",这不仅是秦、楚集团调和的产物,更蕴含新兴皇权与秦、楚集团的博弈;至武帝定服色"上黄",汉代服色基本定谳,皇权成为国家权力的最高主宰。汉初服色改易过程虽然隐含着秦、楚集团博弈与调和,但更多体现的则是新兴皇权与旧有权贵间的权力争夺;服色的变化与选择旨在建立强大皇权和维护皇权正统性,服色改易的过程同时也是臣权衰退、皇权强化的过程。

汉代缇骑考释

缇骑是一种身穿缇衣的武骑,武帝太初元年改中尉为执金吾已有缇骑。设置缇骑的目的是"徼循京师""职主先导"及"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头带"武冠",身着缇衣,手执"金吾"是缇骑的身份特征。缇骑的职责是"舆服导从",督捕盗贼,维护京师治安,地位高于他类武骑及郡国兵。东汉以后,缇骑一度罢除,南朝陈朝时,缇骑数量大为扩充,成为军中主力;此后,缇骑很长时间未现于史册;及至明清,缇骑成为君主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全国的工具,职责明显加强,地位较两汉有所提高。

东汉时期的“疫”灾再探

“疫”即是指现代所说的瘟疫。东汉时期“疫”发频仍，致灾严重，上至皇廷，下连贫民，均被其害。有关汉代“疫”的研究，前人已有不少成果，如王文涛先生的“汉代的抗疫救灾措施与疫病的影响”，刘春雨先生的“东汉疫灾初探”，土永飞先生的“两汉时期疾疫的时空分布与特征”，等等。但尚有可继续探讨之处。

东汉城市园林水景观建设探析——以濯龙园为例

濯龙园是东汉明帝时修建的一座皇家园林,居众皇家园林之首,位于洛阳西北角,靠近北宫。濯龙园水景观规划秉持供皇帝娱乐休闲、生态建园等建设理念,在建设过程中引谷水入园池,开溪流,造瀑布,建桥梁,并在地下埋建繁密的地下管道,供园中下水之用。濯龙园的水景观建设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建园观,开城市建园新路,奠定了台、池、桥、林、山的中国古典园林水利建设模式,对后世园林水林规划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丝织品价格波动看汉代社会消费变迁

西汉前期至东汉,丝织品价格有较大波动,不同地区丝织品价格也表现出很大差异。通过对比丝织品各时期、不同地域的价格波动差异及与其他生活消费品价格差异,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丝织品与其他商品的价格比值在逐步缩减,消费丝织品的数量却在递增。这一现象说明,汉代社会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丝织品逐渐演变为社会消费的主要商品,其中缣、素、练等是消费丝织品中的主要品种,极大冲击着封建等级制度,改变了汉代传统消费观念,丝织品消费(非生活必须品)日益成为社会消费的一般形态。

肩水候官属吏规模考——以士吏为考察中心

士吏一职常见于汉边塞屯戍系统,是候官属吏之一。不同于其他属吏,士吏的层级分化、驻守地域范围、职责更加复杂和多样,而关于边郡候官士吏设置的情况,却少有学者关注。考察候官下士吏的设置规模可为探讨汉代边郡基层属吏编排及其差异,进而研究两汉边郡政务运作提供新视角。肩水候官士吏设置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细微差异,宣帝元康年间至少设有2名士吏,五凤、甘露年间约为2—3名。总体上看,肩水候官士吏规模维持在3—4名(至少3名)是比较符合史实的。较之甲渠候官,肩水候官士吏设置虽数量与之相当(莽新时略少于甲渠候官的4—5名),但在士吏驻地广泛性、职责多样性等方面则明显弱于甲渠候官。不同候官间属吏设置的差异性,体现了两汉边郡防务在实际运作中的机动与灵活。

汉代“罢癃”问题再探

在汉代,"罢癃"的称呼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不仅先天的侏儒和残疾或后天的残疾属于"罢癃",重症病人和受过宫刑的人亦称为"罢癃"。汉代对"罢癃"的管理有一些专门的规定:设专门官员严格编录"罢癃"户籍,地方吏员对"罢癃"人口申报不实要受到惩罚;"罢癃"一般情况下不具有到官府作证、举诉等权利;汉代"罢癃"在正常年景下要服更赋;"罢癃"要交假税、服刑,在特殊时候也要服兵役等等。汉代非常重视对"罢癃"的救抚,不但国家投入大量的钱物,而且宗族势力亦参与其中,体现了国家社会对"罢癃"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

东汉监军制度的嬗变及其原因试析

东汉监军制度从光武帝时的确立到殇帝时的转折,最后到灵帝中平时的瓦解,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监军者主监将领;第二阶段监督对象转变为主督州郡,此与地方兵权扩张关系密切;第三阶段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监军制度瓦解。其变化的原因有三:一是黄巾起义爆发面广,州郡仓促失据,多数地方朝廷尚无机会派遣监军;二是朝廷所招募镇压起义之兵的私家化,使监军失去国家军队的支撑;三是中郎将监军权力扩大及其军职化最终瓦解了监军制度。

《后汉书》校勘一则

《后汉书·天文志》(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关于"执金吾耿秉"的记载有误,当作"征西将军耿秉"。综合校对《后汉书·耿秉传》、《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资治通鉴》等文献,和帝永元六年,耿秉所任官职为征西将军,非执金吾。

額濟納漢簡“專部士吏典趣輒”册書考論

《額濟納漢簡》“專部士吏典趣輒”簡册記載的是居延都尉派往候官的士吏所要完成的工作,其中“專部士吏”直屬於居延都尉,“部”則指該士吏的管轄區域,而非候官下轄諸部隧之“部”。5號簡中的“輔”當作“補”,“廣士卒”應係“廣土卒”之訛,指“專部士吏”轄區内的所有士卒,并非“廣地卒”之誤。

長沙五一廣場出土東漢簡牘研究綜述

傳統兩漢歷史問題研究焦點多在西漢,對東漢特别是東漢地方行政制度關注較少。西漢出土文獻多,特别是大量西北漢簡的刊世,極大促進西漢邊郡文書行政與屯戍等問題研究;反觀東漢,出土材料相對較少,相關問題探討也多基於傳統文獻,缺少簡牘與文獻相印證研究。幸運的是,近年來長沙新出一批東漢簡牘,如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尚德街東漢簡牘、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等,尤其是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的出土,將有力提升東漢地方律令行政與社會治理方面研究的深度,東漢史研究相對較爲薄弱的局面也將得到較大改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秦汉丝织研究综述

丝织业,自远古以来,已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社会稳定、国家富裕的重要评价因素。特别是秦汉以来,丝织业渐已成为仅次农桑的支柱经济产业,并在对外贸易及政治文化交流中作出突出贡献,深受学界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秦汉丝织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涵盖了丝织品生产技术,丝织品价格、种类、贸易、消费,丝织文化与丝绸之路及秦汉丝织考古等各个领域,为进一步深入探讨秦汉丝织业提供了借鉴。

丝织品消费与汉代城市经济

丝织品作为汉代的重要手工业产品之一,品种丰富,是人们日常消费的主要商品。汉代丝织品生产从织机、缫丝到刺绣、印染等各种工艺都取得很大进步;汉初,消费丝织品是贵族身份的标志,武帝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等级制日遭侵蚀,丝织品逐渐成为大众商品,并朝着炫耀性、超经济性消费的方向发展,丝织品大量消费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商业的繁荣;然而,汉代奢侈丝织品的消费也导致城市经济向畸形方向发展。

汉、匈关系再探讨——以丝织品“给遗”为考察中心

汉对匈奴的丝织品"给遗"见于"和亲"与"单于来朝"。以丝织品"给遗"为考察中心可将汉匈关系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汉匈"和亲"阶段,总共出现十八次"和亲",以武帝建元六年为分界点,前十二次"和亲"为"奉遗"匈奴丝织品,后六次"和亲"方为"给遗"匈奴丝织品。虽然,"和亲"效果并不明显,但汉亦借此换来短暂和平。"单于来朝"现于宣帝甘露三年后,"给遗"匈奴丝织品陡增;单于"来朝"从名王以下,汉舍之上林长平观,加以监视;"单于来朝"后,匈奴"赞谒称藩臣而不名",但汉、匈之间的敌对关系并未解除,边郡小规模军事冲突常有发生。莽新、东汉以后,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基本解除,但汉、匈远没有达到"友好"地步,两者之间尔虞我诈时常出现,且东汉为实现对匈奴羁縻政策,所付出代价远大于西汉。终两汉之世,匈奴在汉统治体系中始终以"客"的身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