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

中国不同城市在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气候条件、人口结构等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同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本文基于最新的城市尺度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库CHRED及CHRED2.0,通过加入产业结构、城市化和气候差异等因素,对传统STIRPAT模型进行扩展,考察了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人口规模、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和采暖需求的增长都会显著提高一个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部分城市二氧化碳排放会随着富裕程度的上升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但城镇化率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从全国样本来看,2005年和2012年人口因素变化对碳排放影响变化较小,维持在0.7左右;气候因素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从2005年的0.288 1下降为2012年的0.000 2;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变化的影响从2005年的0.744 2上升到2012年0.979 5;同时碳排放量与人均GDP在2005年存在倒U型关系,但到2012年这种关系不再显著。除了针对全国尺度的分析外,本研究还依据城市人口规模进行分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分位数回归,进而识别出不同规模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差异。今后在制定城市节能减排政策对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决策者需要在把握关键影响因子的前提下依据城市自身特点做到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国际贸易网络与企业出口波动

“稳外贸”是中国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本文从国际贸易网络的视角出发,旨在研究企业在国际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对于稳定外贸的影响效应。基于2002—2016年CEPII全球双边贸易数据库、中国海关与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测算了企业层面的贸易网络地位,在此基础上从实证角度检验了贸易网络地位对企业出口波动的影响,并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出发研究了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贸易网络地位的提高能够抑制企业出口波动;(2)企业贸易网络地位主要通过实现出口多样化、降低贸易风险和保障中间品供给来抑制企业出口波动;(3)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贸易网络在抑制企业出口波动方面对于国有企业、中大型企业和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效果更显著。

碳减排成本代际均等化:理论与证据

碳中和目标下减排任务的远近统筹是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Hotelling法则,以代际贴现效用之和最大化为目标,减排总量为约束,构建代际减排模型。研究发现减排代际均等化是使社会总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即在排除经济增长的影响后减排的边际效用、净收益(影子价格)以及碳排放价格的现值在不同时期均应相等,并进一步分析了温升目标、贴现率、技术进步等相关参数变化对减排路径以及碳定价的影响。最后,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为实现碳中和的最优减排路径,提出应当在前期少减排,将更多的减排任务留给后期,从而将碳中和目标伴生的经济损失控制在GDP总量的0.2%—0.4%,并基于此探讨了不同减排轨迹下的产业结构调整路径。

极端天气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网络关联与空间溢出双重视角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的广发频发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的影响日益显著。本文首先构建了我国省级层面的极端天气指数,进一步基于网络关联和空间溢出双重视角,探究了极端天气风险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具体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我国省级极端天气风险的网络关联性明显上升,这对于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具有不利影响;(2)各省极端天气风险的增加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其他省份的实体经济,一方面通过需求渠道降低其他省份的消费、投资等实体经济活动,另一方面通过金融渠道导致其他省份的银行信贷出现下降;(3)省级极端天气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随着各省之间市场分割程度的削弱,极端天气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会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对于提升我国气候变化的应对能力,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下的极端天气风险跨省联防联控机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农村居民生物质能消费估计

【目的】农村能源问题事关乡村振兴战略、双碳战略实施和能源资源安全,但由于农村生物质能统计系统的不完善,导致农村能源家底尚未摸清,由此妨碍了科学研究和精准决策。弥补现有能源统计数据的缺失,可为后续经验研究提供可信的数据基础和决策分析依据。【方法】本文依赖已有微观入户大样本调查数据,整合多源异构数据形成中国农村家庭能源消费微观数据集,首次引入贝叶斯时空模型对中国农村生物质能历史消费数据进行估计,重构1992—2016年中国农村生物质用量序列。【结果】(1)1992—2016年,农村生物质能用量持续下降,从1992年1.95亿t标准煤下降到2016年1.25亿t标准煤,年均降幅为1.7%。“能源消费革命”提出后,中国农村生物质能用量下降幅度明显加快,年均降幅达到3.8%,说明“能源消费革命”卓有成效,极大地推动了农村能源消费转型。(2)农村使用生物质能的家庭数量也在持续减少,使用薪柴和秸秆的家庭减少了近50%。(3)在区域层面,生物质能使用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北地区,这两个区域薪柴消费量占到全国消费量的80%左右,秸秆消费量占比约为65%~70%。【结论】本文的估计思路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学术研究中面临的数据缺失难题,研究结论可为提升偏远地区高质量用能水平提供理论支撑。

经济结构变动与未来中国能源需求走势

科学地评估未来中国能源需求走势具有重要意义。利用199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从高耗能行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变化的角度,研究经济总量、高耗能行业发展和能源需求三者的关系。结果发现,经济总量对能源需求的影响是通过高耗能行业进行的,经济结构变动是能源需求变动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国未来能源需求将远低于未考虑该因素的结果。全面推动绿色发展,加强对高耗能行业的调控,将是实现中国能耗总量控制目标的关键选择之一。

电改中的监管能力建设:必要性和举措

本文对电力监管能力建设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与归纳，并指出我国在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中需重点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输配电价监管、市场势力和负外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应从强化输配环节的激励性监管、警惕市场势力和加强电改与环境政策的统筹三个方面综合提升我国监管能力。

气候治理与短期经济波动:气候变化奥肯定律

碳中和与充分就业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对此需要科学评估减排所带来的就业成本。本文将气候变化与经济周期结合,通过将碳排放和就业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实证估计了气候变化奥肯定律。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奥肯定律是存在的:碳排放每减少1%,就业人数会相应下降0.10%。进一步地,本文还对气候变化奥肯定律背后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外贸发展水平、外商投资和能源结构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发现发展水平越高,减排代价越低,减排政策的制定需要从时段、地区和产业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考虑。本文结论对未来碳中和任务的安排和实现经济发展公正转型具有一定的价值。

收入增长与家庭能源消费阶梯——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能源消费调查数据的再检验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能源消费调查(CRECS)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家庭的能源阶梯问题。研究发现家庭用能品种会随着收入提升呈现倒U形趋势,并且收入增长会助力于家庭的能源转型。其中,炊事用途随着收入增长能自发地进行能源升级,而"煤改电"政策则限制了收入效应在优化用能结构上的作用。考虑到中国的能源价格黏性,决策者应杜绝"一刀切"式的能源替代政策,将提高能源可支付性的重点放在收入增长上,加强效率瞄准,聚焦于贫困地区和低收入人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