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旅游收入的实证分析与作用机理——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为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成为推动旅游收入增长的重要动力。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与旅游收入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14个地级市2011—2021年的相关数据,构建了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旅游收入的影响机制。数字经济对旅游收入产生显著而积极的作用,并且,经对数字经济滞后一期与滞后两期的内生性分析及样本与构建方法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旅游收入的效应呈现边际递减的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显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优化产业创新是数字经济赋能旅游收入的重要途经。

数字经济发展对旅游碳排放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基于智慧旅游试点城市的样本研究

在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引擎。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对旅游碳排放效应影响的基础上,利用32个智慧旅游试点城市2008—2021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旅游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旅游碳排放之间呈现“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该结论经过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推动城市绿色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实现旅游碳减排的重要途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旅游碳减排效应更为显著。

民族村寨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意愿及行为研究——以柳州三江程阳八寨景区为例

本文以柳州三江程阳八寨景区为例,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结构模型,围绕行为意向、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态度和过去行为五个变量,探讨民族村寨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意愿及行为。结果表明: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过去行为、行为态度对民族村寨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行为意向有直接正向的影响,民族村寨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行为态度在知觉行为控制、过去行为影响其参与旅游发展的行为意向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而在主观规范影响其参与旅游发展的行为意向过程中未起中介作用。

节育抑或增殖:中国人口走向的一场早期论辩

新文化运动中欧风美雨流行,作为西方新知识之一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迅速成为大部分趋新读书人的新信仰。但国民革命发生后,孙中山阐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时,却提出绝然不同的民族主义人口论,影响到一批受革命感召的知识人。两种人口论的冲突开始在新知识界出现,并在如火如荼的革命进程中直接对撞。1926年《现代评论》上的一场争议,即为显著的表现之一。论辩虽未展开所有焦点议题,却揭开了此后“过剩”“增殖”两论长久对立的序幕。此外,论辩虽围绕人口走向问题展开,背后却也潜藏有双方价值观念、“趋新”道路选择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