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听证走向协商: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实践反思与程序嬗变

听证程序作为落实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重要举措,实践中存在着有效论辩不足、忽视公益合作等缺陷。"决策协商"与"决策听证"的区别,除论辩程度的形式差距外,实质还在于前者对"公益与合作"的关注,在转变偏好致力合作的基础上,实现更彻底的公众参与以优化决策。听证统一基础立法和国家专门性立法的缺失,为决策协商的体系重塑提供了可能,同时,面向组织架构、专业协商、公众论辩等方面域外有益经验的借鉴,也为决策协商实体内容的构筑提供了支持。因此,立足于完善统一专门立法、程序建构的经济视角与合作视角,并在区分前协商、正式协商、后协商等阶段程序的具体构筑下,即可实现决策协商对听证程序的系统化转换。

协商治理的行政法治逻辑探析

随着公私协商合作为特征的协商治理模式的兴起,传统行政法理论均出现了对现实解释的困境。因而需要以协商民主为理论来源、公众参与为实践引导,重新探讨协商治理的行政法研究范式。协商治理在行政法上的逻辑起点在于平衡理论,且具有宪法上的原则依据,其在"行政——公众"关系的法治结构安排中应遵循关系与利益平衡、服务与管理有机协调的行政法治逻辑,并最终在模式实现上符合协商行政程序参与、公正、理性、经济等行政法治规律要求。

论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修正

在保障公正效率的同时,现代刑事诉讼立足于对维系伦理道德的追求,产生了“证人拒证权”的概念,并在诸多国家立法中有所体现。新《刑事诉讼法》突破了拒证权在旧法中零的规定,明确赋予部分亲属以出庭作证特免权,但在证人均有作证义务的法定原则下,亲属证人仍有作证义务,且可能存在被要求庭外作证的弊端。同时,亲属范围过窄也不利于家庭伦理的维系。亲属作证特免权的完善有其文化基础和立法基础,并有利于人权的保障、伦理的维系及价值的平衡,可从排除亲属证明能力、拓宽亲属范围和适当限制拒证权行使等方面对亲属作证特免制度作出进一步修正。

法律上的合理差别对待探析——以对弱势群体的合理倾斜保护为切入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关于脱贫攻坚、民生保障提高、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明确,进一步将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提升至国家层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法治基本原则的范畴之一,集中并反映了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取向和利益需求,而对处于不同利益层级的人在法律层面实现合理差别对待,在人的关系层面起了很好的调节作用。但平等并不能仅局限于法律的一视同仁,求得形式平等,当下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实现实质平等.

行政调解纠纷范围的类型嬗变

行政调解是多元化解纠纷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明确其调解的纠纷类型范围对分流诉讼解纷压力、实质解决纠纷有着重要意义。立足于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调解纠纷范围的类型划定及部分法律授权的笼统性的现实样态,行政调解纠纷范围的类型嬗变,应在完善相应立法的基础上,根据纠纷类型对行政调解的范围作进一步拓宽或限缩的调整,包括调解行政纠纷的范围拓展、调解民事纠纷的范围限缩与明确及行政调解劳动纠纷的引入等方面,以顺应社会需求,发挥其化解纠纷的主导性功能并兼顾其专业化走向。

新解释下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研究转向

行政协议传统研究的宏观脉络基本遵循了“识别行政协议—审查模式选择—司法审查的问题与完善”的逻辑思路。随着行政协议解释的出台,相关理论研究产生了精细化的发展趋势,主要聚焦于司法审查程序中存在的有关受案范围、法律适用、审查标准、强制执行及诉讼时效等方面的问题并面向不同角度的研究议题,但在相关研究中仍缺乏两个部门法研究之间的对话交流,显现出单一部门法的本位思维。因此,在未来的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研究中,应由行政行为理论本位转向行政协议关系理论,并由单一部门法本位转向两大部门法的融合。

网络舆情风险的行政法规制

互联网信息时代下的网络舆情风险,主要表现为网络暴力型舆论、虚假或误导性网络谣言、不当政治性网络言论、淫秽色情类舆论信息等几类。由于刑事、民事等法律规制的适用面与网络信息的高速变化无法匹配,难以起到良好的规制效果;而行政具有活跃性以及易操作调整性等特点,在风险规制上具备天然优势。在兼顾比例、公共利益、法律保留、程序正当、公众参与等原则的前提下,立足于我国现行网络舆情风险的行政法规制样态,对其规制完善应主要从立法更新、完善救济、控制裁量、职权分配、重视参与等多个方面展开。

发明专利临时保护现状制度下的企业实务启示——基于最高法第20号指导案例的分析

我国专利法对发明专利采用“早期公开,延迟审查”的制度,即经初审合格,自申请日起满18个月便公开其申请文件,进而再根据申请人的请求进入实质审查程序。通过《专利法》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第五批指导案例中第20号案例的裁判结果及理由,引出我国目前关于专利临时保护的立法和司法现状,并由此从实施行为、保护范围、适当费用、恰当主体、时效问题、法院管辖等几个方面分别对实施专利和申请专利的企业实务启示作出分析。

行政纠纷调解机制的优化调整——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为对象

基于协商行政理念发展、行政纠纷调解得到承认并逐步拓宽的现实语境,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作为当下行政纠纷调解的主要实践形式,有必要对其制度加以优化以促成多元化解行政纠纷机制体系的完善。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的完善应主要面向合法、合理调解原则的细化、裁量行政纠纷调解情形的解释、围绕"调审分离"确立行政复议调解机构等方面。行政诉讼中调解的优化则应以调解原则的细化补充、调解范围的增设、调解效力的确定等内容为主要方面。

论网络民意对司法的影响

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当下,网络民意也随之兴起。作为新兴载体下民意表现形式,在其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对近年来司法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在具体分析了网络民意的内涵及特点的基础上,结合从药家鑫案到快播涉黄案的案例分析,得出网络民意对司法的双重影响,进而总结出二者主要的矛盾焦点所在;最后,针对矛盾焦点尝试提出化解网络民意对司法消极影响的对策,以最终达到网络民意干扰司法的负面影响向有效的舆论民主监督的转变。

专业性行政调解完善的应然面向——集合公安、医患、商标纠纷调解的分析

专业性行政调解具有事务领域专业性与调解技能专业性两个范畴,治安、医患、商标纠纷调解对于两种专业性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偏向,因而对其完善应然有不同的面向。公安行政调解的完善包括原则的调整以及处理期限、处理期限及次数、笔录制作的明确;医患行政调解的完善主要面向专业优先调解原则的确立、范围的拓宽、与责任保险的集合以及医疗事故鉴定的辅助等方面;商标行政调解的完善则包含客体范围的扩大、调解范围的明确及裁量因素的增设、分隔调解的应用、专业人员的要求等。此外,为确保专业性行政调解效果的实现,还应对调解协议的约束效力加以确认与强化,并完善行政调解的监督与救济机制。

依法行政决策协商程序构建中的价值冲突与选择

'协商决策'对于'听证决策'在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落实上已呈现出深化论辩及合作面向上的优越性,在其程序构建中若完全满足结果实现与过程公正,将使程序体量过于臃肿而导致后续运作的操作困境,因而需要对不同且冲突的程序价值进行权衡考量。具体而言,针对'结果价值'与'过程价值'两类不同的程序价值,应基于对重要'结果价值'优先以及体现正当程序等理念的必要'过程价值'保留的综合考量,以实现法治化程序的经济构建。

替代的公共性规制:矿业权出让协议定性的逻辑本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协议解释》)基于"要素识别"标准将矿业权出让协议示例为行政协议后,该定性结论面临着"非市场行为性"标准的逻辑质疑,并主要针对作为前提标准的"要素识别"本身的科学性,及其在协议定性的归入适用中所显现的问题展开。然而,立足民法本位的两种定性逻辑,因未能把握"行政协议作为公共规制功能面向上产物"的认识核心而均存有疏漏。因此,对于矿业权出让协议的定性,应适当回归行政法本位对定性逻辑予以修正,在有无"替代公共性规制"的功能面向上考察协议性质。据此,矿业权出让协议因具有具象化规制矿产利用的公共性功能,而应定性为行政协议,而且基于该定性在规范适用、司法审查、制度逻辑中所呈现的价值,也将赋予该结论可采性。

自由贸易区知识产权行政监管制度研究——以中国(上海)自贸区为研究对象

随着中国(上海)自贸区"一线放开"监管模式的推行,自贸区内商品贸易的业务量显著增长,也不可避免地触发了自贸区内知识产权行政监管的问题。就当下上海自贸区的现实状况而言,其知识产权行政监管还存在监管制度设施不配套、海关监管缺乏依据及有效性等制度挑战。而在如何迎接这些现实挑战上,应立足于对主流国家和地区自贸区知识产权行政监管经验的借鉴,确立健全配套的知识产权行政监管体系以及海关监管制度的创新探索两大方面的策略加以应对,具体通过综合执法权、科学配置人员、明确监管依据、加强人员培训等措施的运作,以最终实现其行政监管的效用。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法治思维确立研究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业已成为我国新时代发展的主要基调,但改革不应是无序的,而应通过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改革,为改革提供保障。当下,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无疑是体现法治化程度的最直观参照,其中法治思维的确立立足于改革传统行政思维方式,在改革引导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治思维对行政执法提出了关于法的信仰、认知、遵从以及实现等四个方面的确立要求,并需要借助包括确立个体法律人格、法治单向思维、法内执法运作以及个体法治实现等法治思维确立对策的运作,以最终实现行政执法体制的变革。

行政调解主体架构的重塑

“大调解”体系下,行政调解主体是行政调解区别于其他调解方式的重要要素,其架构设置关涉调解公平、权益保障的实现,目前存在着多元化等特征,以及欠缺专业性、非中立性、笼统性等瑕疵。立足于完善行政调解主体资格、规范行政调解主体调解行为、明确行政调解主体责任等方面,通过科学优化主持人设定、控制主体裁量权、权责统一机制的建构,对行政调解主体的整体架构设置加以合理重塑。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混合属性解析及其司法救济适用——基于双阶理论的思考与修正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因其"民事或行政"属性的不同理解,在其纠纷的救济适用上产生了私法或公法模式的冲突问题,而消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其合同属性作出恰当解析。结合"双阶理论"的分析及本土化的适用,出让合同具有双阶段的混合属性,即以合同的签订为界分,第一阶段为归于公法属性的土地出让行政许可阶段,第二阶段为本质属私法属性的出让合同签订履行阶段。基于此,经过可行性分析与案例检验,"行政救济+民事救济"的阶段性混合救济模式即得到初步构建,避免了单种救济模式在权益保护上的失衡。此外,对于"第二阶段完全纳入民事救济",还应有"识别其公法要素"的修正,即将"对合同履行监管的行政制裁"剥离,纳入行政救济的范畴。

中国古代女儿财产继承权论要

男性子嗣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中一直被视为财产继承的主要对象,而女儿的继承权则历经从秦汉时期的初步确立,到唐宋时期的日趋完善,再到元明清时期的衰弱等一系列的变迁过程。通过对唐宋时期有关在室女、出嫁女和归宗女家产继承权方面的法律规定进行重点剖析,可以进一步阐释中国古代女儿法定继承权受限的历史样态,并最终归纳出古代律法中女儿财产继承权利体系在制度上的儒学思想性、在权利获取上的普遍受限性、在份额分配上受亲疏远近的决定性、在权利变化上受物质条件的影响性等深层特性。

行政主体非基于优益权单方变更或解除行政协议的法定理由重述

行政主体非基于优益权的单方变更或解除权具有弥补其诉权缺失的平衡救济功能,司法解释明确了其行使理由"法定性"的要求,然而在新行政协议解释倾向"行政性"控制的基调下,对"法定理由应符合形成权行使条件"的机械式认定,却因民事法定中的部分理由未得到合理覆盖导致行政主体的救济困顿。囿于其他可替代路径的固有缺陷,并避免对现行诉讼结构的大规模调整,有必要在法律适用与法教义学解释的可行论证下对"法定理由"予以重述,即基于"行政主体平衡救济的必要弥补"与"相对人信赖保护的底线坚守"的价值性协调,在"法定理由"现实认定的基础上增加"情势变更""虚假行政协议""显失公平"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