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丁·路德到笛卡尔——论“因信称义”与近代主体性哲学兴起的关系

肇始于笛卡尔的近代哲学以彰显主体性为其最突出的特征,但是为什么主体在近代时期特别是笛卡尔哲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笔者认为,马丁·路德所倡导之“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原则对此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本文从内在性自我的出现、怀疑精神的确立和确定性的追求三个方面来对此问题进行论述。

论斯宾诺莎哲学中的理性生成论

斯宾诺莎是西方哲学史上典型的理性主义者,但是他对理性本身的看法却并不能为人们通常具有的理性观念所涵盖,而是具有相当独特的内涵。其中,最为关键的地方在于斯宾诺莎抛弃了以理性为一种自在的思维官能的传统看法,转而认为理性是一种特定的知识和观念,而且他特别从一种动态的视角揭示了理性自身的基础及其生成过程。这种独特的理性概念使斯宾诺莎与主流理性主义者的理性观念相区别,同时也对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构建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斯宾诺莎与认知的动力机制

惊奇时常被西方思想家视为哲学(甚至一般知识)的开端,这一点在近代早期欧洲哲学中亦有鲜明体现。然而,同为近代哲学的代表,斯宾诺莎却对惊奇做出了激烈批判并消除了以往人们为之赋予的认知价值。在他看来,人的根本认知动力并不是人心所感受到的惊奇,而是应当首先在作为实体的神之中去寻找,是由作为生产力量的神的思想属性所提供。只有确立这种视域之后,我们才能谈及由神所产生的、作为有限样式的人心的认知问题。而在人心层面上,认知动力的最直接来源乃是人心保持自身存在的努力。正是这种努力使人心不断地保持和提升自身的实存力量和思想力量。这同时说明,在斯宾诺莎那里,认知动力理论,甚至是一般认识理论,皆以存在论为前提。

意义与无意义——《逻辑哲学论》中的意义问题

在《逻辑哲学论》中,“意义”是维特根斯坦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理解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向度。本文将通过对维特根斯坦关于意义与名称、意义与命题以及意义与神秘之域之间的关系所作出的规定进行分析,特别是通过将维特根斯坦与弗雷格进行比较,来论析维特根斯坦对于意义的独特理解,并勾勒出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富有特色的意义理论。

斯宾诺莎与预定论

“预定论”是新教神学中的基本教义,也是新教神学家解决恩典、救赎等问题的根本途径。作为一个与新教颇具渊源的哲学家,斯宾诺莎构建了一种与预定论多有相似之处的决定论理论。以这些相似性为契机,有研究者认为斯宾诺莎是在新教预定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决定论思想,有人甚至把他视为一个新教哲学家。然而,通过对这两种理论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无论在精神气质、思想前提,还是在具体内涵等方面,二者均有深刻差异。斯宾诺莎所坚持的并非预定论思路上的决定论,也不以新教的预定论作为其直接的理论渊源。

弗朗西斯·培根与第一哲学的重构

培根素以经验论者著称并为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经验主义倾向并未妨碍他对思辨哲学传统的坚持和追求;相反,培根提出了自己的第一哲学理论并为之赋予了重要地位:他把第一哲学视为一门普遍的科学并将其作为一切科学之母。同时,培根还对第一哲学的内涵进行了变革:他清除了第一哲学的神学涵义,抛弃了其存在论和实体论的维度,只保留了对最高的原理和原因的研究。具体而言,第一哲学主要探究公理以及存在者的外来〈规定〉状态,并借此为一切科学奠基。培根对第一哲学的强调和重构不仅影响了他的科学规划和建构,也使第一哲学在近代早期哲学中受到了特殊关注。

斯宾诺莎哲学的内在性原则及其对近代哲学中主体性的批判

由笛卡尔等人开启的近代欧洲哲学呈现为一种内在性哲学,内在的思维是其根本构建原则,而作为认知主体的自我在其中处于关键地位。然而,同为近代哲学之代表,斯宾诺莎却构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内在哲学形态,因为他的哲学的内在性是通过神(亦即唯一的绝对实体)确立起来的:作为最高生产者,神在将万物产生和并合于自身之时,也通过万物展开和阐明自身。在这种绝对内在性的视域下,只有神才是真正的主体,而笛卡尔等人为人心所赋予的认知主体地位则被斯宾诺莎消除,这也使他的哲学表现出强烈的非主体性倾向。

力量的欲望——论斯宾诺莎哲学中欲望的本质及其特性

在斯宾诺莎哲学中,欲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但是在传统哲学史研究的语境下,这个概念却时常被忽视,而我们对斯宾诺莎的人类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解之所以无法深入,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根源于此。虽然欲望并不是斯宾诺莎哲学的最终根基,但却是他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在他的本体论和伦理学之间建立有机关联的关键环节,他的伦理学的创新之处也必须参照欲望概念才能得到清晰的展现。而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在于斯宾诺莎为欲望所赋予的新的本质和特性,例如,欲望不再以缺乏作为自身的根本规定,而是成为了力量的表现;欲望不再以善恶作为自身的评价标准,而是超善恶的。从这些方面出发,我们有望对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甚至对斯宾诺莎的整个哲学体系构建新的思想形象。

近代早期欧洲历史观念的内涵及其形态转变

在晚期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史研究和史艺理论的批判作用下,一直在欧洲历史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修辞式的历史观念"逐步让位于作为严格知识和方法的历史观念。在此变革过程中,历史的内涵变得日益广泛和复杂,历史与真理之间的关联也变得更为紧要。而与此相关的是,历史本身逐渐成为一种方法并被广泛应用到其他学科之中,从而使历史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尽管在17世纪中后期,历史和历史学遭受了"历史怀疑论"的攻击并失去了作为知识之范型的地位,但是近代早期的历史变革所引发之结果却并未失效。相反,它们通过与诸多新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相结合而开启了欧洲史学的新旅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作为普遍哲学的伦理学——论斯宾诺莎伦理学概念的内涵及其多重维度

斯宾诺莎把他最成熟的作品称为《伦理学》,但此书不仅包含他的伦理学思想,同时也包含形而上学、物理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思想。然而以往人们很少关注伦理学与后面这些学科(甚至是他的总体哲学)之间的关系,也很少从"形式的"方面研究他的伦理学概念的内涵。换言之,人们很少对他的伦理学概念的内在规定性和独特之处进行单独的考察,而这些方面正是本文的核心论题。我们认为,斯宾诺莎的最终目标是要构建出一种普遍伦理学。对他而言,只有伦理学才是第一哲学,其他各门学科都要为伦理学服务。斯宾诺莎认为,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乃是伦理学的基础,但是它们的奠基作用只有在伦理学的视域下才能切实展开。虽然在《伦理学》中形而上学和物理学最先得到探讨,但是这两门学科的诸多问题(如反目的论、反自由意志等)和既定的方法(如几何学方法、物理学方法)却负载着强烈的伦理意义与色彩,因此,只有参照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我们才能深入理解他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并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更为全面深入地揭示他的伦理学的宽广的理论维度;而就其研究内容而言,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乃是对人的行为与生活方式的研究——其中既包括个体的层面也包括人际关系的层面——甚至包括对国家之基础的探究,所以实已突破传统伦理学的阈限,他把以往归诸于神学、政治学等方面的论题纳入到伦理学的探讨范围之内。而这同时也说明,斯宾诺莎把伦理学推进到了普遍哲学的层面,他的伦理学就是他的哲学本身。

斯宾诺莎的信仰观念及其与事功的关系

“因信称义”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纲领,宗教改革家据之确立了信仰的内在性原则,并将信仰视为基督徒称义和救赎的唯一途径,与信仰相对的事功却被极度弱化甚至否定了。作为一个与新教有密切关联的思想家,斯宾诺莎对信仰与事功多有探讨,他一方面同意新教的信仰内在性原则,肯定了信仰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他并不认同仅通过信仰,人就可以称义和得救,反之,他认为事功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重要性。唯有通过事功,大众才能确证自己的信仰并获得救赎。斯宾诺莎之所以持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身心同一论的哲学立场。这也展示了启蒙哲学家在超越宗教改革运动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本质与个别本质--论斯宾诺莎的本质观念

在斯宾诺莎哲学体系中,“本质”概念是一个十分根本的环节,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体系得以形成和展开的核心性观念。不理解斯宾诺莎关于本质的看法,就不能深入地理解他的总体思想和哲学诉求。就其整体的论证和行文的过程来看,斯宾诺莎哲学中有所谓本质和个别本质的区分:前者通常指是神的本质,这有似于我们所说的一般本质,但却并非抽象的本质;而后者则是指事物的个别本质。本文将对这两种处在不同思想层次和实在层次的本质进行分析,揭示其具体的内涵和特征,从而展现出斯宾诺莎对于本质概念的特殊理解,并澄清其与哲学史上通常所说的本质有何区别,并最终凸显斯宾诺莎的本质之思与他所构想的哲学的最高目标具有何种关联。

斯宾诺莎与方法的重构

本文力图通过将斯宾诺莎与在他之前的思想家(特别是笛卡儿)就方法所形成的不同观点进行对比,从而凸显斯宾诺莎对方法自身的新的看法和理解。这里我们以《理智改进论》和《伦理学》作为主要的研究文本,具体讨论和关联到的问题是,怀疑在这种方法中所占据的地位、方法与观念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几何学方法所具有的特殊规定性。围绕着这几个不同的维度,斯宾诺莎的方法论有望得到特定的展开。

何谓“人在自然之中存在”?——斯宾诺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命题新探

探究人的本性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乃是斯宾诺莎哲学的核心论题。当许多哲学家以人作为自然的例外、甚至把人视为“王国中的王国”时,斯宾诺莎则鲜明地提出“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斯宾诺莎这个命题首先意味着“人在自然之中存在”。只有深入剖析“人在自然之中存在”的含义,我们才能阐明“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所具有的生存论意义。在斯宾诺莎那里,自然并非纯粹由无机的物质所组成并单纯依照机械法则活动,而是一个同时具有内在活力和生机的自然,是一个具有内在生产原则的自然。斯宾诺莎也将其称为神,从而使自然首先呈现为一个形而上学概念。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只是作为无限实体的自然的产物,是一种有限样式。无论是人的理性,还是以往被视为人的主动性和自由之来源的意志,也都在自然之中存在并遵循自然永恒不变的法则。然而,人却可以通过理解而达到“心灵与整个自然相结合的知识”,人生的至善和至福也正在于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具有的生存论意义最终也由此得到体现。正因如此,斯宾诺莎走向了与近代主体主义哲学完全不同的方向,甚至表现出一种反现代性的倾向,“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一命题也因而具有了一种批判的力量。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命题新探

斯宾诺莎在对有限样式或个别自然物进行考察时,着重探讨了人及其心灵的存在论地位和活动机制。具体而言就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有限样式,人是自然活动的产物。他本然地就属于自然,他的本质和实存都以自然作为根本的原因。

方法与次序——论斯宾诺莎的一般方法规划及其应用

斯宾诺莎在其早期著作《理智改进论》中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方法理论。该文本只是未完成手稿,学界一般认为,斯宾诺莎是因为不满于其中的方法理论才中断了写作,甚至放弃了其中的一般方法规划。但是,从《神学政治论》《伦理学》等后续文本对方法的讨论和运用来看,《理智改进论》中的一般方法规划非但没有被放弃,反而得到了应用和扩展,从而体现出了延续性和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