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学教材探讨

清代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官学教育与文教政策、科举制度结为一体,对教材产生制约和影响。清代以《四书》《五经》《数理精蕴》《大清律例》和宋明理学家著作为主的官学教材服务于官学教育实际需要,并同时发挥封建王朝选拔官吏、造就地方贤达绅士以及传播学术文化、教化民众等多种功能。清代官学教材不仅保障官学教育的实施,有助于稳定封建社会秩序,也作为中华文明厚重历史资源的组成部分,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延续和当今学校教材改革有着深刻的启示。

民国时期大学家政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刍议

为厘清民国时期大学家政教育培养模式的内涵,对民国时期各大学家政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归纳出家事师资培养、营养师培养、儿童福利与保育人才培养三种主要类型,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活动、师资队伍层面探讨其特征。围绕学术意义和现实应用探讨了民国时期大学家政教育培养模式研究的功能作用,分析其研究现状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寻该论题新的研究路径和方向。

核心素养视域下的知识学习及其转化——以高中地理学科为例

新高考改革与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是统一的。学校教学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需要更加深入考虑知识与素养的内涵及联系,统筹教、学、考各要素之间的互动作用。为了将核心素养切实落实到教学实践中,需要教师树立“学习共同体”观念,认识到学生不是一个被动接收知识的个体,教学的目的也不是单纯地、机械地教给学生知识,影响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变量不是浮于表面的“知识”,也不是放弃知识学习的“素养”教育。为此,教育主体应重视在知识学习的基础上促进知识的有效转化,帮助学生将知识转化为有助于自身发展的内在的资源,增强学生的内生力量。

核心素养视域下高中语文教学评价探讨

高中阶段的新课程改革标准明确了学科核心素养与课程教学的线性关系,依据不同学科制订了有差异性的核心素养内容,培育学生语文核心素养也就由此贯穿于语文教学各个环节之中,并发挥引导和促进的作用。为了保证语文核心素养教育的实施效果,教学评价在高中语文学科教学过程中就具有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基于高中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探讨目前语文教学评价存在的诸如目标不具体、评价方式程式化、主体单一等问题,并提出化解路径,以此促进评价工作的有效性。

高中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问题探析

目前,我国教育变革的方向是强化对中小学生的核心素养教育,语文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基础性学科,担负着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新课标”的推行更加强调对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在这样一个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转型的时期,尚存在“填鸭式”教学和应试教育的影响。为减少其影响,主要路径在课堂,教师应通过对“新课标”和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分析与践行,不断革新自身理念、提高专业水平,通过构建学习任务群和情境教学使语文课堂动起来、活起来,培育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使学生受益终身。

明清之际实学教育家颜元“习行”教学法述论

颜元作为清初颜李学派的创始人,不仅是著名的实学思想家,而且是影响深远的教育家。他针对程朱理学空谈心性、压抑个性及士人文弱的弊端,提出了“习行”教学法。“习行”是教人通过实践行动进而思考、求知、进德修业的实学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注重从实践中求真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运用相结合。“习行”教学法既是颜元实学思想的教学阐释,也是“格物致知”认识观的教学体现。“习行”与“实学”相表里,构成了颜元独具特色的教育思维路径,不仅是实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也对当代的教学方法改革有重要意义。

明代科技教材探析

明代前期科技教育滞后,科技教材在官学和私学中部分推行。明代中后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实学”思潮崛起和西学东渐背景下,西方传教士与知识界觉醒者翻译、介绍西方的先进科技著作及知识文化,促进明代科技教育和科技教材水平提升,涌现出不同门类、丰富多样的科技教材。总结明代科技教材的特点,对我国当代科技教材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明清之际教育家颜元的体育思想探析

颜元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实学教育家、思想家。在中国教育家群体中,他极为重视体育,这在充斥着“重文轻武”观念的古代社会显得难能可贵。颜元的体育思想是在家庭、师友、个人人生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他批判程朱理学的静坐读书、文字记诵教育,主张培养文武兼修、德智体相融合的经世致用人才,并通过设置体育课程,广泛取材体育资源,采用习行、习动教学方法,践行其体育思想,这不仅有裨于扭转传统士人的文弱习尚、克服重文轻武的思想,而且对近现代学校体育发挥着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数学教材研究

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九章算术》,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数学教材,体现了秦汉时期数学教育的进步。唐宋时期编纂的《算经十书》是此前数学教育成果的集大成,也是此后一千多年广泛使用的数学教材,彰显了古代数学教育和教材的显著成就。《几何原本》在明代被翻译成为数学教材,清代编纂的《数理精蕴》既传承了中国传统数学教育成果,也吸收了西方数学教育内容。中国古代数学教材的变迁由此呈现了实践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双重特性。

从治家到保教——津沽大学家政学科建设的实践逻辑与现实观照

从天津工商学院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津沽大学家政学科是民国时期大学家政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1945—1953年间,津沽大学家政学科实现了从治家到保教的蜕变,在中国家政教育史上身份显赫。在津沽大学家政学科建设中,人才培养目标与时俱进、课程设置兼顾科学性与实用性、教学活动偏重实践实习,总体呈现出从治家到保教的鲜明个性特征。探索津沽大学家政系建设的实践逻辑,对于当前我国高校推行家政学科、家政学科方向选择、充实师资队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基于FMI的卫星数字仿真平台设计及实现

针对卫星仿真技术的标准化和通用化发展需求,基于FMI(functional mock-up interface)的接口标准和模型复用技术,构建一个能够支持卫星数字仿真的工具体系架构,在此基础上,运用模块化思想设计了卫星数字仿真平台,并给出Simulink及C/C++模型的FMI标准封装方法.利用卫星数字仿真平台,搭建了多星运行仿真场景,通过远程过程调用技术,将仿真过程数据推送到可视化平台中,完成对卫星运行场景的可视化展示.仿真案例说明,卫星仿真平台可以对模型运行状态及变化趋势进行监控,同时,场景可视化平台可以对卫星的运行轨道及姿态等数据实时动态显示.

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为挽救近代中国面临的严重社会危机,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作为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与方法在清未引进中国。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通过清末的留日学生,翻译、介绍教育理论书籍,来华日本教习三个途径在我国传播,经历了引进模仿和推广应用阶段,得到广泛接受与认可,在长期的教育学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试论近代教育家吴汝纶的事业与思想——以主持保定莲池书院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教育家吴汝纶不仅是桐城派大师,更是莲池书院院长、名师。他主持莲池书院期间,批判科举考试制度,高度重视西学的价值,开办新式学堂,筹集书院经费,聘请外国教习,支持书院的近代改制。所有这些,都顺应了近代新教育改革的潮流。在急剧的社会动荡中,吴汝纶卸任莲池书院院长,继续进行新教育的探索。

自学辅导法在近代中国的实验(上)

自学辅导法在近代中国的实验（上）西南师范大学教科院吴洪成彭泽平民国初期，在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下，有些人开始对欧美新教育思潮发生兴趣，并接受欧美“新教育”运动中一些较温和的方法，企图以“动”的教育改良传统教育和抵制封建主义教育的影响。自...

现代教育家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思想与实践

梅贻琦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建树颇丰的教育理论家与实践家之一。通才教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其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积极探索的结晶。正是因为奉行通才教育思想,使得清华大学从依附性质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知名学府,西南联大创造了战时教育的奇迹。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思想及其办学实践对于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论民国初年教育宗旨的嬗变——由“五育并举”到“四育并提”

"五育并举"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国初年"四育并提"教育宗旨的理论基础。民国初年教育宗旨的制定,体现了推翻帝制后教育观念由臣民向公民的现代转变,而其形成过程,更是当时教育思想纷争讨论的一个侧影。探讨民国初年教育宗旨的嬗变问题,不仅可以深化对我国近现代教育史的认识,而且对当代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梅贻琦“从游论”的教育思想与当代启示

"从游而学"的教学形式在我国源远流长。梅贻琦主持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发展"从游而学"的思想,并赋予了新的含义,即著名的"从游论"。"从游论"揭示了大学教学活动主客体双方平等民主的合作关系以及和谐活跃、宽松自由校园文化的独特价值,并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益。这些都为当前构建和谐民主的高校育人环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教材发展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至1956年)是我国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开端,广大教育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备尝艰辛地探索学校教材发展之路,先后经历了除旧布新的改革、选编遗留教材、自主编写教材;而后又积极学习苏联经验,开发新教材。在此期间所积累的学校教材编写经验,对于新中国的学校教材建设富有极大的意义。

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五四"运动时期,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宣传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其言论主张与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相结合,丰富并深化了现代教育精神内涵,经过教育界人士的广泛宣传,对平民主义教育思潮的形成并走向教育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部现代学制的艰难问世——《壬戌学制》的制定过程

《壬戌学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教育改革的产物,体现了教育的内在规律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客观要求。该学制的制定、颁行过程具备民主、规范的程序及科学方法的精神,它的产生、形成与学制规程的文本内容相统一形成的整体,不仅具有推进中国现代教育理论及实践层面的深远意义,而且在教育政策视野下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开现代中国学制改革史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