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情鬼歌》看醴陵方言和清末民初的社会风俗

醴陵民歌《思情鬼歌》歌词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曲调则活泼火辣,情意绵绵,在民间广为传唱,已被列为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醴陵本土文化的一种生动表达,既反映了音乐与方言之间的密切关系,又留存了深厚的醴陵民俗文化传统。

琵琶定品与音高关系

20世纪50年代,琵琶演奏者们为了适应民族和西洋管弦乐队的需要,将原来琵琶的非半音定品,改为半音定品,并确定了六相二十四品(或二十五品)的形制。由于琵琶音域宽广、转调自如,因此许多人认为它是十二平均律乐器。但是,通过对六相二十四(五)品、南音四相十品等多种多张琵琶定品与音高测算的分析,对琵琶演奏者、制作者的采访,结合琵琶定品与古琴徽位的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琵琶是以半音定品,但半音定品不等于十二平均律;琵琶定品,既有纯律因素,又有十二平均律倾向,还有五度相生律遗留。

琵琶的泛音、按音与推拉音

琵琶自西来，在华夏文明的生态环境中一路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乐器之一。特别是现代六相二十四品琵琶的出现，以半音定相、定品，不仅扩宽了音域、方便了转调，更使得演奏曲目愈来愈丰富，演奏技巧亦达到日臻完美之境地，不但能够独奏，也能够与中、西管弦乐队合奏。

论《律吕正义后编》中的琵琶、二弦音律

从两汉到明代,对于有品弹弦乐器而言,始终没有出现过类似对琴的弦长、徽位音、按音等具体尺度的记载,直至清代乾隆御制《律吕正义后编》,才有了对琵琶、二弦等有品弹弦乐器的全弦长以及各品柱弦长的详细记载。这对于有品弹弦乐器的音律研究,弥足珍贵。乾隆御制《律吕正义后编》所载之四象(相)十三品琵琶、十七品二弦二者弦度比之同一,且"以《史记》三分损益之法"顺推宫声所生之前六音,与"《管子》四开之法"逆推变徵所生之后六音,合而为十二音,即十二律。此十二律实为"五度相生律",亦可谓是传统与西学的融合。乾隆御制《律吕正义后编》琵琶、二弦的象、品的律位设置,直观为黄钟均清商音阶,而以夹钟为宫,则是蔡元定所谓"燕乐以夹钟收四声",葛见尧《泰律·外篇》所云"徵不立调,西凉之制;夹钟为宫,清商之余"之明证。

琴学刍议三题

传统琴学中的"天声"与泛声、"地声"与散声、"人声"与按声之对应,不能以"附会"而一言以蔽之。将这三组对应置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顺沿着中国人对弦上之音、弦上之律的认识,就会了然于"天声"乃属弦的"自然之理","地声"的由来则早在于《管子·地员》,"人声"即在于人的情感之音乐表述。而琴之第七徽称为"闰徽",是"推历、生律、制器"在琴的体现,琴之第十三律在七徽为"闰徽",年之十三月为"闰月",两相对应,律历融通。至于琴弦之"纶",则是以琴弦之重量作为音律研究的主要参数,这也是琴人、琴家对琴弦振动发声原理的深刻、透彻认识。

“过腔接字,乃关锁之地”辨析

明代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进行改革，使“平直无意致”的早期昆腔变得清丽悠远、婉转缠绵，称为“水磨腔”。昆曲就此而流行南北，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剧种之一。在《曲律》一书关于昆曲“字腔”“过腔”的阐述中，“过腔接字，乃关锁之地”的说法尤其引人注意，成为昆曲唱家的创腔规则，并为昆曲理论研究所重视。本文从这句说法出发，对昆曲“依字行腔”的曲唱方法、字腔规律的形成，以及“过腔”的历史渊源、音乐形态特点等，进行考索与分析，并就此对昆曲唱腔的生成、字与腔的关系，做出一定的认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