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学生对于警察处理家暴态度之比较研究

自1970年代以来,家庭暴力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虽然有众多研究关注家暴问题,仅有少部分的实证研究探讨影响公众对于警方处理家暴方式的态度的因素,而国际间的比较性研究更是屈指可数。本研究对约570份来自中美大学生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大学生比美国大学生较为支持传统消极的警察作为,而美国大学生比中国大学生较为支持积极主动的警察作为。对两性性别角色的认知和对家暴的忍受度对大学生支持传统或是积极的警察处理家暴的方式有显著的影响。被调查者的背景特征与其直接和间接的家暴经历则与他们对警察介入家暴的态度大体上无显著关联。

种族、社会联系和青少年对警察的态度

本研究在美国多个城市共1300名13-18岁的学生中进行调查,试图将种族与社会联系理论联结在一起,以解释青少年对警察看法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白人和黑人青少年之间的差异显著,白人和拉美裔青少年之间的差异较小。社会联系,尤其是学生对学校的投入和传统信念,对青少年的态度有显著的影响。种族和社会联系的影响更独立,社会联系也不对种族与态度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青少年犯罪、受害经历和安全感等因素与青少年对警察的评价相关联。文章还对调查结果的启示进行了讨论。

中国的警民合作:监控摄像头、社区效能与警务

鉴于目前有关中国警民合作的研究较少,且有关监控摄像头对该合作之影响的认识发掘不足,本研究调查了监控摄像与社区集体效能、警察公正性及警察效力在民众与警察合作的意愿的形成中所存在的相互作用。本研究基于收集自中国某一南方城市751名居民的面对面调查采访数据,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分析,调查中国警民合作意愿的重要相关因素。结果显示,视频监控、集体效能、警察公正性及警察效力对合作意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居住在集体效能水平高的社区的人以及认为警察公正性水平低的人而言,监控摄像头对其合作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调查结果证实了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控制在决定民众合作意愿方面所存在的关联,并重申了检验其理论交互效应的必要性。调查结果还有助于我们了解民众在中国背景下依靠视频监控决定其是否协助警察的深层原因。

转型时期的中国警务:1978-2008——一个华人学者眼中的中国警务问题

中国警务的发展主要包括1949年以前的时期、1949-1977年强调群众路线的警务时期和1978年以来所谓严打警务和社区警务的转型。转型期间,与警务相关的政策与法律、组织机构的发展、工作实务和成效、责任及改革都有了一定的变化。中国未来警务应着力解决如何提升警察的廉洁度,如何有效、合法地处理突发性或群体性事件,如何与媒体形成一种健康的、职业化的、互惠的关系等问题。同时,重视有关警务的实证研究,研究时须考察影响警察态度和行为的因素及公安政策、策略、执法和行为对社会的影响。

程序正义、合法性及公众与警察的合作:西方智慧是否适用中国

研究目标:本研究的首要目的是检验汤姆·泰勒(Tom Tyler)基于程序的警务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第二目的则是研究泰勒模型关键复合结构中的内部一致性和区分效度。研究方法:利用一个中国城市约1000名居民的调查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法,评估程序正义、特定分配正义和警察效能对与警察合作意愿的直接和(通过合法性的)间接影响。研究结果:泰勒原始模型中关键复合结构的内部一致性和区分效度在中国数据中存在问题。来自西方的程序正义,就像西方本身一样,在预测中国人对警察合法性和与警察合作的意愿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警察合法性的最有力预测因素是警察效能。分配正义和效能对中国人合作意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警察的合法性来间接实现的。研究结论:泰勒模型的关键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中国数据的支持。未来需要进行特定文化的测量,以进一步完善泰勒基于程序的警务模型。

美国警察使用致命暴力执法的政策发展、现行状况与改革方向

美国警察使用致命暴力执法事件频繁成为社会焦点问题。在对美国警察使用致命暴力法规政策的历史演进、重要事件与内部培训进行介绍后,分析了警察使用致命暴力执法事件的发生频率、平民死亡人数与主要影响因素,阐述了支持与反对警察使用致命暴力执法的关注焦点与相关论据,最后指出强化警察改革与改善警民关系将有助于促进更加合理地使用致命暴力。

论警察的公众信任--以中国为例

本研究评估了中国公民对警察的信任程度,并探讨了影响公众对警察信任程度的因素。就目前来看,针对中国公民对待警察的态度进行的实证研究寥寥无几。本研究以冲突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收集中国8个城市的访谈数据,检验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就业、感知政治影响力等冲突变量以及相关控制变量对中国警察公信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变量对于中国公民对待警察的态度的解释力有限。青年以及政治权力较低的中国公民往往对警察的信任度较低。此外,中国公民对警察的态度还受到公共安全满意度、政府处理犯罪的能力、生活质量和政府官员腐败度的影响。同时本文也对未来研究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紧张、负面情绪和中国被监禁妇女的犯罪水平

一般紧张理论(GST)是最常被测试的犯罪学理论之一。根据GST,紧张倾向于产生负面情绪,产生纠正措施的压力,如犯罪和违法行为。虽然GST得到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持,但一个未得到充分解决的问题是,在评估该理论的普遍性时,抽样人口缺乏多样性。本研究以我国四所监狱335名在押女性为研究对象,探讨压力与消极情绪对女性犯罪水平的影响。压力变量、身体虐待和歧视对女性服刑人员犯罪水平有正向影响,而消极情绪与女性服刑人员犯罪水平无显著相关。两个控制变量,即目前的犯罪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是预测女性犯罪的指标,其中较年轻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犯罪更严重。讨论了对未来研究和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