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行刑衔接现状检视与完善——以帮信行为为视点

帮信行为“以刑代罚”规制趋势明显。应充分发挥行政规范的刑法前置法作用,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与刑法谦抑性原则,完善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行刑衔接机制,避免刑事惩罚过度挤压行政处罚空间。对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行刑衔接理论上“两法”程序的顺位适用分歧与实践中机制保障的“双重”不足,应摒弃“刑事先理”的僵化套用,行政执法程序有限优先适用对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更具合理性。此外,需强化行刑反向衔接实体与程序规范保障;恪守行政执法程序法定证据标准,完善行刑反向衔接证据转化规则;明确各部门监督责任,构建行刑反向衔接监督体系。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扩张性解释及其司法推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立法增设是为了有效遏制网络犯罪。本罪的正确适用前提是对主观构成要件中的“明知”准确解读。对于“明知”的认定存在“明确知道”说、“明确知道+可能知道”说、“明确知道+应当知道”说的争论。传统学说对本罪“明知”的理解过于狭窄。应当对本罪的立法原意及保护法益进行考察“。明知”包含“可能知道”符合合目的性解释原理与司法解释的规范要求。对“应当知道”应作出扩张性解读,其不仅属于司法用语,也有实体法上认定犯罪故意“明知”的意义。

交通肇事罪中“逃逸”的刑法整合解释论思考

无论采“逃避救助义务说”还是“逃避法律追究说”对“逃逸”行为进行理解,均难以得出令实务界与学界信服的结论。“逃避救助义务说”与“逃避法律追究说”之争,究其本质应是刑法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的对立。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侧面与形式侧面的统一,保证了刑法解释符合国民预测可能性,也实现了刑法法益保护的机能。以整合解释为视角实现罪刑法定原则之实质侧面与形式侧面的有效统一,是刑法法益保护机能的客观要求。在刑法整合解释论的基础上,将对“逃逸”行为的解读置于形式解释的理论框架中,对“逃逸”行为进行实质解读,既保证解释结论符合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人权保障机能,也符合刑法的合理性及国民预测可能性。

大学校园外卖对环境的影响及消解路径探析——以贵州民族大学为例

学校作为保护校园环境免受污染的主体,在外卖对校园环境产生消极影响时,应当加强生态文明法治教育、倡导绿色(生态)消费理念。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外卖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在线餐饮外卖用户规模预计将达到3.55亿人[1]。如果按每人每天订购一份外卖计算,中国每天将会产生共7.10亿份塑料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