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外的惩戒:“社会性制裁”概念辨析及其内涵证立

"社会性制裁"的概念,是基于目前以刑罚为中心的法律制裁体系尚不完善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是理解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补白"作用的一个关键。日本学者佐伯仁志提出的"社会性制裁"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以往规范法学在制裁体系研究上的窠臼,但按照规范载体性质对制裁种类进行界定和区分,也存在一定不足。相比之下,以制裁权力性质作为界定标准,更符合本土法治现实。同时,在当前制裁手段和制裁主体复杂多元、法律制裁与非法律制裁共存而缺乏有机衔接的法治背景下,由于社会性制裁在制裁对象、主体和形式上相对于法律制裁的一系列内涵特征,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关注尤为必要。

刑罚附随后果与社会信用体系的耦合及其优化

刑罚附随后果作为一种长期以来被应用于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治理工具,与当前我国正在建构中的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制度耦合。刑罚附随后果通过三种不同的样态,作用于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但目前,二者的耦合与衔接尚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因此,应当在充分贯彻社会信用体系固有的人本主义价值内核的基础上,对刑罚附随后果的应用进行限定和完善,强调其作为失信惩戒手段时与犯罪行为的因果关联,慎重对待其对犯罪人基本权利的克减和限制,并通过完善守信激励制度为曾受刑罚者冲减刑罚附随后果的负面影响提供有效渠道。

量刑规范化中司法指导性文件的作用及反思——以江浙两省办理“醉驾”案件会议纪要为例

以往对量刑失衡问题的法律文本研究主要集中于量刑指导意见和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对司法指导性文件尤其是地方司法机关出台的会议纪要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在量刑实务中,尽管司法指导性文件在统一量刑标准的意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缺乏规范的司法指导性文件亦可能会加剧量刑失衡,并降低刑罚裁量的公信力。因此,在以司法指导性文件为抓手进行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同时,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治理手段对其进行规范。

立法量化评估方法的规范适用研究

立法量化评估,因其方法上的精确性和科学性,一直以来为学界和实务界所推崇。但当前我国立法量化评估的理念与方法之间仍存在脱节的问题,这具体表现为实践中存在的一系列适用误区。比如,评估实践中既存在"去工具化"的倾向,又易混淆基本的算术法则应用场景,加之常见的数据收集错误,以及绩效评估工具的不当引入,为立法量化评估的适用带来了许多障碍。对此,立法评估人员应当正确判断立法量化评估规范适用的前提,避免立法量化评估方法的不当适用。

消解与重塑: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共同体意识

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是在转型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长期以来“共同体意识”作为关键要素在我国基层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基层“共同体意识”,从“精神认同”、“参与动因”、“信任基础”三个方面为我国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支撑。而数字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在带来巨大治理红利的同时,也产生了“数字壁垒”、“治理黑箱”和“成本失衡”等问题,客观上对基层“共同体意识”造成消解。因此,需要通过吸纳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数字化治理、祛除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技术面纱”以及运用完善统一立法依据等措施,对基层“共同体意识”进行重塑,以保障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平稳进行。

认罪认罚从宽改革中的值班律师参与及其完善

根据中央司改文件精神,值班律师制度已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司法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而被强调。然而,要充分发挥值班律师制度在认罪认罚从宽司法改革中的实际作用,有必要就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的配套制度设计应当基于何种人性基础、其角色功能的发挥又受到何种条件约束等,进行理论与实务有效结合的研究。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场域中,值班律师制度的完善,应当在周全考虑人性基础的前提下,客观地定位值班律师的角色,合理利用和安排对值班律师角色功能的制度约束条件。同时,应调整值班律师报酬体系,建立或完善值班律师转任辩护人制度和无效辩护制度,促进值班律师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司法改革制度的有效衔接。

基于3D打印技术的中学物理科技活动课程设计

以STEAM教育理念为依据,对基于3D打印技术的中学物理科技活动课程的设计进行了探讨.首先介绍了3D打印技术教育的理论基础,分析了目前在3D打印技术课程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介绍了3D建模软件的选择,然后以制作3D打印物理天平及杠杆原理模型为例,设计了为期一个学期的基于3D打印技术的中学物理科技活动课程,最后展示了在中学进行3D打印技术物理科技活动课的具体教学实例.

论犯罪信息的社会信用化--目标、利益及方法的冲突与调和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推进,各地纷纷出现了将犯罪信息纳入公民社会信用信息范围的做法,即"犯罪信息的社会信用化"。但是,犯罪信息不同于一般的公民信息,简单地将其社会信用化,将在治理目标、相关人利益和实施方法等层面引发明显的冲突。为此,应当充分讨论犯罪信息社会信用化的治理目标、刑满释放人员失信惩戒在个案上的差异等重要的前提性问题,要避免将犯罪信息不加区分地社会信用化,并有必要通过制定统一的数据库对接标准、提升司法机关社会信用评估话语权、建立查询主体"白名单"等一系列措施,确保犯罪信息社会信用化的妥当性。

非常态治理状态下的中国“宪制韧性”

非常态治理状态下,局部或整体的法秩序不得不进行相应的改变以适应现实治理需求,而法秩序的"应变"需在"宪制"这一根本制度框架的合理约束下完成。为了表述和度量一国宪制对非常态治理需求的能动适应性,可以引入和建构"宪制韧性"这一概念。通过考察"宪制韧性"所指向的一系列治理议题,可以进一步发现,应当强化"宪制韧性"以实现宪制对国家治理能力的"驾驭",而非单纯的"限制"或"约束"。而这一过程的实质,就是在宪制这一"国本"不发生根本性动摇的前提下,通过精细化的立法设计,增强法秩序对非常态治理需求的适应性,以确保国家的核心功能、结构、反应能力和民众认同不受治理危机和治理风险的重大冲击。

论国家权力对当代民间调解的合理介入及优化

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我国民间调解的作用机制正在从“社会权力主导”向“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共治”的方向转变。在以“人民调解”为主要样态的背景下,当代民间调解解纷效果和治理功能的实现,也在运行机制上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调解。实践中存在“规则悬置”现象,以及作为重要强制力保障的“社会性制裁”运行失范,使得民间调解在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国家权力介入。借助国家权力优化民间调解机制,应当通过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拓宽救济渠道、制定基层群众自治规范等,实现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融会贯通和合作,以形成基层治理合力。

司法机关会议纪要的刑法法源地位及适用原则

司法机关会议纪要作为司法机关出台的指导性文件,对我国刑事审判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其能否取得刑法法源地位,尚存争议。基于刑法作为部门法的特质,无论是在法源理论上持何种学术立场,罪刑法定原则都应作为讨论这一问题的重要基础。在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下,一方面可以有条件地承认司法机关会议纪要作为“非正式法源”或“次法源”的刑法法源地位,另一方面也须对作为刑法法源的司法机关会议纪要提出适用原则的限定。

数字检察技术赋能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的思考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权依法运行的关键手段。数字检察技术可从“独立监督”“系统流程”和“常态追踪”三个方面,实现对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的赋能价值。针对数字检察技术赋能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的过程中存在的“信息孤岛”、数据化成本较高以及办案数据安全与业务数据深度分析兼容较难的问题,有必要通过立法提升检察机关数据调用权限、研发应用动态监督数据归档系统、开发可脱机运行插件,加快实现数字检察技术对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的赋能支撑。

刑事司法裁判中会议纪要的应用、反思及规范化建议

近年来,不同层级司法机关发布的会议纪要,对刑事司法个案裁判的作用越来越得以显现.司法机关会议纪要在司法裁判中被明确或隐性地援引适用,深刻地影响着刑事个案的司法结果,然而,其法律性质和法源地位界定却不明确.一方面,不应认为其属于司法解释,具备正式法源的地位;另一方面,应在规范治理的前提下,客观地承认并明确其作为非正式法源的现实地位.从治理对策上看,应当进行必要的清理工作,限制其出台主体和调整事项范围,建立统一的司法机关会议纪要公开制度,并厘清司法机关会议纪要与其他法源特别是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司法规范性文件的关系.

传统与当下的对话——论社会性制裁的宗族法渊源

社会性制裁的概念和相关理论目前在法学界尚属方兴未艾。从其源流考察,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性制裁常以宗族法等四大类社会规范为规范载体。其中,中国古代宗族法及其制裁手段自唐末以来,与国家法在制裁体系的构成上既有分工亦有耦合,以宋明理学为哲学内核,承担了重要的教化功能与预防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公共服务职能的缺位。宗族法所规定的制裁事项和制裁手段的演进,受到人口增长、国家政策、理学发展、宗族自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了解和研究以宗族法为规范载体的传统社会性制裁,对于当下立足中国本土实际,改进或重构现代制裁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