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序与取象--侨易学的方法》学术圆桌笔谈之二

多年来侨易学研究一直围绕理论批评、案例互释、概念构建持续推进相关讨论,得到了学界支持与学者的呼应,本期七篇文章既在宏观理论层面、微观案例层面、中观方法概念层面展开笔谈,又体现出各学科学者共“侨易学理论”、跨“研究领域”、统“思维方式”所进行的持续阐发。从侨易学草创到方法观念的推衍、再到案例融合与思想互通,当下的侨易学研究逐渐显现出横向铺陈和纵向构架的清晰思路,这更与全球视野、通观视域、文明共生等学者的基本立场相生,笔谈也为验证侨易学方法和探求实证研究提供了宝贵机会。本刊将继续支持学界的相关讨论,促进构建开放、自由、严谨的公共学术平台建设,推动侨易学学理构建的稳步、踏实、渐进式发展。

多元文化教育理论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师的知识结构调整

为适应多元文化教育的需求,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调整。除了专业知识、跨学科知识和人文基础知识外,大学英语教师还需掌握教育人类学知识、跨文化交际学知识、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和英语教学方法知识,实现从一元化的专业知识向多元化的复合知识转变。

理雅各《易经》中的“帝”与解释者的“前见”问题

理雅各认为中国人的祖先开始使用"帝"时表达的是和God同样的概念,因此他在向西方译介《易经》时用God来表示其中的"帝"和"上帝"。理雅各的这种做法忽视了源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宗教思想之间的差异,给中国典籍抹上一层基督教的色彩。他的这种思想来源于19世纪在华传教士之间爆发的"译名之争",在论争中形成的观点构成他根深蒂固的"前见"。理雅各用God解释《易经》中的"帝"时出现的文本上的抵牾、我们通过"时间距离"看出的中西宗教思想之间的差异,均可证明他的这种"前见"是不合理的。揭示理雅各的这种"前见",旨在说明中西概念之间存在的差距,在跨文化交际中解释者不可不注意源于本土文化的"前见"。

元散曲英译:回顾与展望

指出元曲中杂剧的英译自18世纪以降未曾间断,相比之下,散曲的翻译和研究显得不足。回顾散曲翻译在国外的代表译家和作品,同时评价国内主要散曲译作,对元散曲的英译爬梳剔抉,以弥补散曲英译研究的空缺,为以后的散曲翻译提供借鉴。

以多元文化教育为目标的大学英语教学方法调整

班克斯认为,多元文化教育主要由五个层面组成:内容整合、知识建构、平等教学、消除偏见和增能的校园文化及社会结构。本文以这五个层面为导向,提出大学英语教师可以通过讲座式教学实现内容整合;通过探究式教学实现知识建构;通过实践式教学实现平等教学;通过鼓励合作学习来消除偏见;通过拓展第二课堂实现增能的校园文化和社会结构。

就《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谈英语文学作品中人名的汉译问题

人名作为专有名词相对来说译法应该比较固定,可是长期以来对于人名往往还是译无定则。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虽然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这个自由度也应该以原作者的创作意图为前提。文章拟对《推销员之死》一剧两个译本中人名的翻译进行分析,探讨两个译本中人名翻译的得失,以期为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方面提供参考。

赋体译名探析

由于在西方文体学中无法找到和"赋"相对应的文体,因此,无法用西方文学中现成的文体名对译。世界各国文学所描写的主题或有普遍性,而其表现方式却各不相同。在强调文化多元性和差异化生存的今天,翻译绝不是要消弭中英文学间的文体差异,而要在传达内容的基础上突出文体特征。要突出赋这一文体特征,最合适的方法莫过于直接音译为fu。音译后,赋的各类分支便有了归属,同时,这种译法也可以突出两种文化间取长补短,互相借鉴的过程。

元散曲英译中的文体学意识——从曲名英译谈起

元散曲是中国文学继唐诗宋词以后诞生的又一主要文类,在中国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散曲的发展虽然继承了诗词的形态特征,但也有自身的鲜明特色。这些特色体现在元曲的标题上,就是宫调、曲牌和曲题相结合。散曲英译应体现其形式上与诗词不一致的特征,反映在曲名英译上,应该较好的体现散曲的上述特色,即宫调、曲牌和曲题三者缺一不可,做到与原曲名相一致。

戏剧翻译中的文化色彩传递——《推销员之死》两个译本的对比分析

无论是典故成语、专有名词还是比喻的翻译,译者都要在兼顾观众理解能力的前提下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从不同译者处理典故成语、专有名词和比喻等蕴含文化特色的语言现象时所使用的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借鉴,他们处理文化现象的某些失当之处也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为赋新词巧为筹——英语混成词的构成及其翻译

混成词既涉及语义的合成,又涉及语码的截略,兼具合成词和截略词的特点,是当代英语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词汇结构之一。分析混成词的来源、结构及其与汉语紧缩词的比较对正确理解英语新词具有重要意义,而了解混成词常见的翻译模式对今后的翻译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左右为巫难”——从《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谈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

异化法和归化法是每一位译者面对具体的译作时都要作出的选择,不是二者选一,就是两相结合。本文拟对《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作一分析,从两位译者用北京话翻译纽约方言的得失、他们如何处理中英文在表达惊讶、愤怒等感情方面的差异以及如何处理剧作中的称谓等三个方面来探讨不同的翻译方法对同一部作品的翻译产生的影响。

论文学翻译之“三非”

罗新璋先生对文学翻译提出三点看法:“外译中,非外译‘外’;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精确,非精彩之谓。”学界称之为“译事三非”。就理论与实践,以及读者的阅读习惯而言,文学翻译必须译为地道的目的语,必须译出原文的美和文学性,更要在精确译出原文意思的同时,译出原文之精彩。“三非”说以凝练的文字概括了文学翻译的基本要求、本质内涵和艺术追求,丰富了我国的文学翻译理论,对文学译者的翻译行为有着规范、警策和鼓舞价值,对当今的文学翻译实践具有借鉴和启发作用。

象征诠释与意图谬见:理雅各译解《易经》的“以心见心”策略析论

理雅各翻译《易经》时,确立了象征诠释的原则,采用“以心见心”的译解策略,把《易经》文本放到商周时期的历史情境中,体会卦爻辞作者的象征意图,即文王和周公在卦爻辞中寄寓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层面的象征含义,以便对《易经》文本作出合理化解释,实现理性化译解《易经》的目标。理雅各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破除“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迷信,同时消除占筮这一神秘元素对《易经》翻译的影响。理雅各的“以心见心”策略建立在他对汉字片面理解的基础上,同时受到当时欧洲盛行的比较研究和翻译规范的影响。囿于《易经》的文本特征,“以心见心”的译解策略很难贯彻始终,同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很难判定理雅各能否准确把握卦爻辞作者的真实意图,因此“以心见心”不过是一种“意图谬见”。但理雅各的尝试为《易经》的历史化、语境化译解提供了借鉴。

给“上帝”换一副洋面孔——19世纪来华传教士所编汉英字典中的“上帝”释义及其影响

中国原始宗教信仰中的"帝"和"上帝"的称号,指天上主宰万物的最高神祇。19世纪初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后,从事的两项主要活动是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他们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因为要寻找与"God"对应的汉语词而爆发"译名之争",分别出现以"上帝"和"神"对译"God"的两种方式。尽管有些传教士认为汉语中的"上帝"与"God"能够对应,但在传教士编纂的汉英字典中,无论是马礼逊、麦都思还是卫三畏,均未将"上帝"对译为"God"。只是到了翟理士,才在他编纂的汉英字典中直接将"God"作为汉语"上帝"的对应词。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上帝"的译法逐渐占据上风,并被大量中国人接受,汉语的"上帝"一词遂有了基督教"God"的新义,并进入《辞源》等汉语工具书。在流传的过程中,汉语"上帝"的原来意义逐渐消失,人们普遍接受了它的基督教新义。

翻译的真相伦理与译者主体性——以《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汉译为例

翻译实践中,对于忠实的对象,译者可能需要在原作(者)、读者、委托人乃至自己的翻译理想之中做出选择。但如果原文中出现了作者的无心之失,那么译者就应当尽可能与相关方沟通、协调,积极介入其中,校正错误,还原"真相",这便是译者的"真相伦理"。这种主动介入需要译者有高度的责任心、较高的专业素养,需要译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灵活性、创造性,这便是译者的主体性。《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原文本身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译者应该本着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译文负责,同时也对自己负责的态度,遵从"真相伦理",发挥译者主体性,将这些错误校正过来,把明明白白的译文交给读者。

侨易学视角下的“西学冲击”与中国文化的“精神质变”

侨易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实证性的可操作方式,考察关键性的文化、思想、精神的具体形成问题。1840年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和文化侵迫,中国文化遭遇"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和比较中西文化的本质和差异,提供了"东西洋思想各成一系""内向超越与外向超越""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等多种整体分析,同时也提出了"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等应对"西学冲击"的各种构想。但由于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和"中学""西学"的迁变性,"西学冲击"下中国文化的"精神质变"迄未完成。该文通过回顾这段历史时期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应对之道,一方面尝试为运用侨易学研究思想文化的变迁提供案例支持,另一方面也试图以侨易学与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回应针对侨易学理论架构的一些批评。

美国汉学界《易经》诠释的思想史转向——立足于林理彰的王弼《周易注》译本的考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汉学界的《易经》研究逐渐兴起一股由“经”到“传”的诠释转向,研究者不再致力于翻译和解释《易经》的“真正含义”或“内在含义”,而是转向历代的《易经》注疏。他们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单数的《易经》诠释定本,而是有多少《易经》注疏,就有多少不同的《易经》版本,并主张以历史的眼光、从注疏者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易经》,这反映出美国汉学界《易经》诠释的思想史转向,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苏德凯、艾周思、林理彰、何茂康等人。这一思想史转向是在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由“西方中心主义”向“以中国为中心”的范式转变的背景下发生的,同时也是对卫-贝译本长期确立的将《易经》视为“智慧之书”的挑战和反叛。强调“以中国为中心”的《易经》注疏翻译有助于人们认清《易经》的复杂性质,动态地把握中国思想的内涵和特征,但在具体实践中也存在着如何做到对古人学说具备“了解之同情”、翻译时如何区分经典文本自身与注疏者理解之间的差异这样的困难和矛盾。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美国《易经》诠释的思想史转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从《易经》的海外传播来看,卫-贝译本所代表的民用方向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对“失本”说之“义”与“意”的追问

关于释道安"失本不易"说中"失本"之本质内涵,学界有"失形""失义"二说,而对于道安提出"失本"说的初衷,又有"警策""原则"二说。通过对"五失本"内容以及道安基本翻译思想的剖析可知,"失本"必"失形",但未必"失义";道安的初衷在于,"形""义"之间关系密切,他是担心译文由"失形"而致"失义",这才专门提出"失本不易"说来"警策"译者,而非制定"翻译原则"。不失其"本"才是道安"失本"论的本旨。

英语世界认识《易经》的三个阶段

从1876年《易经》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出版至今,《易经》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和研究已走过140多年的历程,其间各种新译本层出不穷。从译本产生的时代、翻译和诠释的主体以及译本的主要特征来看,英语世界对《易经》的认识和理解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麦格基和理雅各的《易经》译本为主要标志,传教士是翻译和传播《易经》的主体,他们在比较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的视域内,把《易经》视为独立于基督教文明之外的异教/儒教经典。第二阶段以卫礼贤—贝恩斯夫人的《易经》译本为主要标志,翻译者从传教士过渡到心理学家等知识阶层,他们在哲学和心理学的视域内,把《易经》视为西方文明可以借鉴和利用的东方“智慧”。第三阶段以夏含夷、孔理霭、高厦克等人的《易经》研究和翻译为代表,这段时期以汉学家为翻译主体,他们在历史主义的视域内,把《易经》视为中国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试图恢复和重建卦爻辞在商周时期的原始含义。从本质上说,英语世界对《易经》的认识经历了从“宗教之书”到“占卜和智慧之书”再到“历史之书”的过程,体现了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化认识和理解的不断深入。

吹毛求疵是为精益求精——就《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中的几处翻译问题与译者商榷

《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是德国翻译理论家、目的论学派代表人物诺德的代表作之一。该书的汉译本在准确、忠实以及可读性等方面的表现都可圈可点,是近年来学术译著中难得一见的精品。但百密一疏,汉译本也出现了一些翻译方面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张冠李戴、译文欠准、术语不当、概念不清等几个方面。本文通过英汉对照的方式,分析译文问题所在,并提出具体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