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起与衰落之径——弗兰克的中华帝国兴衰言说

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学者们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的理解是复杂的。阿明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建立在"纳贡模式"基础上的自主发展道路;阿瑞吉提出,它是一条建立在"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基础上的自主发展道路;沃勒斯坦则认为,它是一条建立在马克思·韦伯所说的"俸禄制"社会模式基础上的自主发展道路。有别于这三位学者的判断,弗兰克则提出,中华帝国走了一条不一样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建立在"同心圆"贸易模式基础上的自主平等发展道路,强调了体系性因素在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衰落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可以说,弗兰克的判断具有某些原创性价值和启示意义。

“俸禄制”模式:中国封建时期经典“符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中华帝国模式论辨析

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学者们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模式的理解是复杂的。阿明认为,它是纳贡模式;阿瑞吉提出,它是国家市场经济模式;沃勒斯坦则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模式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俸禄制"社会模式。相较而言,沃勒斯坦的"俸禄制"社会模式,不仅有别于其他国外学者的判断,也不同于我国学者的界定,具有某些原创性价值和启示意义。

纳贡模式:一个封建社会的解读“符码”——萨米尔·阿明论中华帝国的发展模式

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学者们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模式有着复杂的理解。比如,沃勒斯坦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俸禄制"模式,阿瑞吉提出是国家市场经济模式,萨米尔·阿明则主张是纳贡模式。阿明认为,封建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不是封建模式而是纳贡模式,但也不同于其他封建帝国的纳贡模式,是一个"同心圆"结构体的纳贡模式,也拥有其他模式所不具备的优势和特色。客观上讲,阿明这一理论具有某些原创性价值和启示意义。

超声弹性成像声触诊组织定量分析技术在慢性肾病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超声弹性成像声触诊组织定量(VTQ)分析技术在慢性肾病(CKD)患者临床分期和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180例住院治疗并行超声引导下肾组织活检证实的CKD患者,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90例。应用VTQ技术测量观察组患者肾实质剪切波传播速度(SWV),并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观察组患者肾脏实质SWV值与临床分期无相关性(F=2.113,P>0.05)。将观察组患者VTQ结果与对照组血肌酐检测结果进行对比,观察组患者VTQ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血肌酐检查阳性率。结论:超声弹性成像VTQ技术能够客观量化地反映肾实质组织弹性硬度变化,有助于早期诊断CKD,但肾实质SWV值与CKD分期无相关性。

瞬时弹性成像联合声触诊组织量化技术诊断慢性HBV携带者肝纤维化与病理的对照性研究

目的:探讨瞬时弹性成像联合声触诊组织量化技术对慢性HBV携带者肝纤维化的诊断及与病理结果的相关性。方法:选择120例慢性HBV携带者,分别采用瞬时弹性成像和声触诊组织量化技术对受试者进行检测,并与病理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采用声触诊组织量化技术检测结果显示,慢性HBV携带者肝剪切波速随病理纤维化分期的增加而逐步增高;采用瞬时弹性成像技术检测结果示随着肝纤维化程度的加重,肝脏组织硬度值逐渐升高。由此推断,肝剪切波速度和肝脏组织硬度值越大,肝纤维化程度往往越重。两者联合应用,其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均较单一检测技术高,表明两者联合应用对于肝纤维化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结论:瞬时弹性成像和声触诊组织量化技术可无创性地反映肝组织的弹性硬度,两者联合应用能够提高诊断的特异性、敏感性、准确性,为临床诊断和治疗肝纤维化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

声触诊组织定量技术诊断慢性肾脏病的应用研究

慢性肾脏病(CKD)是一个公共健康问题,既危害人体健康,影响人们生活质量,也给世界各国的卫生资源带来沉重负担。目前检测CKD的方法很多,如血清学指标、尿液检查、影像学常规检查等,但上述方法对早期肾脏病变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较低。声触诊组织定量分析(VTQ)作为一种新的超声成像技术,其简便、快捷、无创、可重复,能够量化检测组织的弹性硬度,有望早期发现肾脏硬度的改变,早期预测CKD。

“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困境与出路

"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进程中仍然遭遇多种困境。为此,我国理论界曾经提出三种主张:一是"回到马克思",努力掌握马克思的原生态思想;二是"回到实践",在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理论的前提下,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思想;三是"重建",恢复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思想。我们认为,这三种主张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在本质上都是为了正确地理解马克思,而不是针对如何创新"马克思"。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是理论创新。因而,我们强调"信仰意识"、"问题意识"、"原创意识"和"当代意识",要在不断进步的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批判”的逻辑指向——从科学技术异化到大众社会“非政治化”

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批判是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合理化问题的深度把握,也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批判"理论的借鉴。它推动了"科学技术批判"超越工具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乃至"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走向"批判的解释学",为考察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异化"问题,特别是揭示当代社会的"非政治化"问题的实质提供了一种批判工具。在他看来,"非政治化"是科学技术异化在当代社会的深刻表现。因而,任何"科学技术批判"都应当转向对这种"非政治化"问题的分析和批判。这也是科学技术批判理论在当代发展的内在逻辑指向。

马克思“新陈代谢”到新时代“碳达峰、碳中和”

我们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审视数百年来资本主义制度主导人类生存方式引起的生态危机。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对马克思生态发展理念实践的不断深入,实现了新时代马克思“新陈代谢”思想的又一次重大突破——“碳达峰和碳中和”。以马克思“新陈代谢”思想为指导,大力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和碳循环发展是“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方式,对于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助力我国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理解马克思生态思想

毋庸置疑,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主题。中国学者已经从生态学视角、存在论视角和生态文明视角反思了他的内涵,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也从反思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劳动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角度重新理解了他的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生态理论研究。尽管如此,人们的理解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本质内涵仍有差距。我们提出生存生态论追问,作为一条切近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本义的阐释路径,以期确切地把握他的本质内涵和真精神,启示我们反思生态问题,推进绿色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世界体系视野中的马克思理论——乔万尼·阿瑞吉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

阿瑞吉从世界体系分析视域中反思了马克思理论,一方面提出马克思对斯密的理论有过不少误解,另一方面探索了马克思在当代的意义,揭示了马克思经济理论在研究西方国家的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仍然具有解释力。当然,阿瑞吉也认为,马克思理论在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上仍然欠缺深度,甚至带有某些理论缺陷。从总体上讲,阿瑞吉对马克思理论的反思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自己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误读。

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之辨

在国内外学术界,学者们对"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四个概念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讨论,但是在孰优孰劣上争议较大。有的主张中国道路,有的主张中国模式,有的赞成中国经验。这种情况启示我们,应当知道,从本质上看,北京共识是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某种认知和态度,中国模式则是由中国经验构成的,中国道路又是由中国模式构成的,中国道路在不同发展时期会呈现为不同的中国模式,并且积累了不同的中国经验,从而形成具有时代性的发展理念和方式、方法,由此来讲,中国道路是一个"总体性"概念,统领了其他三个概念。因此,只有正确地理解这四个概念,理清其本质内涵和相互关系,才能合理地运用它们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也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内涵和真实精神,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生活世界:从殖民化走向合理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活世界观概析

现代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和国家职能增强的支持下,为西方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同时也造成现代生活世界的分裂和生存状况的恶化。聚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理论家,从其生活世界观出发,"诊断"和批判20世纪西方社会生活世界殖民化,并开出其"疗治"方案。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理论努力即使在我们的研究视域中依然具有积极意义。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生态学转向”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生态学转向"是20世纪西方社会的众多"转向"之一,体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人类的生存环境危机状况的忧思和理论自觉。它揭露和批判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之间的深层矛盾,要求以生态正义为道德底线,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营造"宜于居住的家园";它还试图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智慧"理解生态问题,用当代生态智慧完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论

生活世界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关键词。哈贝马斯在继承与超越中讨论了生活世界,重新界定了生活世界的本质内涵和层次构成性,揭示了生活世界的可经验性、可理解性、可书写性,批判了现实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状况,探索了生活世界合理化的现实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讲,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论克服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许茨以及维特根斯坦的抽象性和纯粹的语言性,把生活世界与现实社会问题的批判结合起来,尤其强调了语言的交往活动而不是语言本身的基础构成意义,把人们的交往活动视为生活世界得以存在的根基,这与其他学者强调于语言的建构意义是不同的,在比较中看,哈贝马斯赋予交往活动的根基性建构意义才具有真正的合理性和深刻性。

“中国道路”成功的价值观原因——由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论中国道路说起

在国内外学术界,人们对中国道路有着复杂的理解,可是很少有人从价值观视域中解剖"中国道路"的成功原因,然而,弗兰克正是这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之一。他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固然源于诸多原因,但价值观原因却是不能不提的重要内容。中国道路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主要取决于中国人的价值观,不但蕴含合理和积极的价值理念,包括儒家文化的价值观、现代中国的革命价值观和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价值观,而且成就一条中国式的独立自主、开拓创新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从本质上讲,中国道路及其价值观远远优越于西方道路及其价值观。

如何“整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思考

针对新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一书关于"整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提出如何在"整体性"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含义、本质特性、理论内容以及理解路径的设计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大而全"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说,它是关于以人为本的"人的解放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也即科学性、革命性、阶级性、批判性、文化性和学术性的基础,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要以实践性为落脚点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故应放弃和清除那种被学科视界所分隔的理论布局和内容设计,在一体化视界中使之合逻辑性、合思想性。为此提出五种理解路径:思想史理解、概念理解、本质内涵理解、理论功能理解和"具体的总体"理解。

由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实践唯物主义——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之本质内涵和真精神

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和真精神被人们做了复杂性理解,包括"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人学"等种种类型的理解。虽然这些理解都对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和真精神做出了一定的合理把握,但是这些理解之间的冲突却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它们自身所存在的理解困境也没有被清除掉,这就削弱了它们的可信度和可靠性。根据马克思文本思想,我们在比较中感觉到"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优越于其他类型的指称,更贴近马克思文本思想的实际。问题在于,时下流行的"实践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仍有理解间距,这根源于人们关于"实践"以及实践与历史、辩证法的关系的解读未能回归马克思的文本思想,未能确立实践的优先地位、根基性和全局化意义。与其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倒不如归结为实践唯物主义。

实践语境中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和第二条说起

马克思的“革命的实践”是人们把握生活世界的尺度,是识别各种思维、思想、理论的“现实性和力量”的根本标准。要创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需要合理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必须随着人们探索和改造生活世界的实践而完成。因此,应该在马克思“实践解释”范式中审查各种理解性理论在何种意义上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由此看来,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人道主义的马克主义”指称马克主义,都是有问题的。实践是检验各种“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标准,我们要学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识别各种“理解马克思主义”。

走向现实的人道主义──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宽容”理念的审视

针对鲍威尔伪人道主义地讨论犹太人“解放”问题,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在批评中阐发了自己的“解放观”。依马克思之见,犹太人解放不只是“宗教解放”,根本在于犹太人的“政治解放”,即实现德国犹太人享有做“人”的公民人权。这方面理论观点展示了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上坚持一种现实的和“宽容”的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