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动员机制构建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治理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借助抗日救国会、政治训练处和动员委员会等统一战线机构组织民众,自上而下整理群团系统,强化了乡绅、地主和农民干部的力量,调动各阶层抗战热情.1940年代遭受日本“治安强化运动”和自然灾害冲击后,中共派遣政民工作队,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组建贫佃雇农代表会和农民联合会,削弱和打击农村地主势力.此后适时转入生产运动,引导农民建立互助组和合作社,稳定了农村社会的基本秩序.中共构建农民动员机制,推动了冀鲁豫边区基层社会阶层变动和农民日常生活的变迁,在现代性与乡土性的交织中重构了农民的乡村图景.

“权势转移”:从农救会到贫雇佃农联合会——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1942～1945)探微

在冀鲁豫边区,政民工作队深入农村,打击地主,建立了由中农或中间力量控制的农会,然而中间力量控制的农会、村政权却阻止共产党在农村建立其政治优势,且损害了基本群众的利益。因此以贫雇佃农为主的代表会、联合会、攻村团等多样性的农民组织应运而生,最终形成了联合会和中心支部体制,置换了抗联系统,农民组织重组了乡村秩序。

经史嬗递: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学术史考察

傅斯年所提出的近代史料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化,经学考证目的由求道向求真转化,载道之经传向切人事之史料转化。史料学的特征其实已经暗含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之中,只不过是其哲学、心理学等西方学术背景促使他把实物资料和"科学研究之学术工具"提出来。把傅斯年史料学思想和其史学作品对勘,发现"证而不疏"并不一定准确,傅斯年的史料学是用比较的方法而求得通识,"证与疏"是其史学思想的两面,而陈寅恪更深入地实现了这个梦想,为后人开辟了一条史学求真与求识结合的道路。

东西文化碰撞中的京剧现代化——以1910年到1930年梅兰芳的艺术实践为例

1910年到1930年梅兰芳在梅党的辅助下对京剧进行了20年的现代化改革。在此期间,时装新戏为京剧现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古装新戏的排演则标志着梅兰芳的京剧改革从"膜拜西方"转向"探求传统"。此后,他的改革大多从深化传统的角度出发,不断发掘传统的现代价值。而1930年的访美演出可以说是梅兰芳的京剧改革思想的总结和展示,可以用"移步而不换形"来表示。梅兰芳对京剧现代化改革的艺术实践昭示着:只有重新评估和深刻剖析中国传统文化,找出其根本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才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群众运动与乡绅的历史命运——以1942—1943年冀鲁豫根据地濮范地区为例

在近代,共产党执政下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改造中国社会的试验区。在民族矛盾、现实政治状况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共产党往往把政见相异的大地主(或者叫顽固势力)作为发动群众的打击对象,而对乡绅的态度则以"拉"为主,以求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根据地民主政权。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社会的精英或依附于国民党,或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或组织会道门,或逃跑,或与共产党合作。基层社会的儒家伦理受到冲击,社会结构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不管是大地主,或者小地主都必须为自己在新社会中找到新的定位。

农民信用能力的培育与近代中国农村复兴——扶植自耕农运动再研究

金融枯竭和信用缺失是近代中国农村高利贷盛行、土地集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救济与复兴农村,国民政府及其官方学派主导的扶植自耕农运动,致力于土地信用化,创设和扶助自耕农,将土地所有权转移给农民,在局部地区盘活了农村金融,提升和维护了农民的信用能力。然而分期摊还信用机制的实际运行状况显示,农民信用能力的培育不单是地权转移,且需要金融和行政力量的双重支撑,同时要强化土地的产权意识和市场的契约精神。

梅氏三代与“娼优合一”时代的终结——基于《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的讨论

由于婚姻和职业都受到了以政治为主的压制与隔离,堂子时代的梅氏三代婚姻是"内群婚配制",职业为男旦。梅氏三代的交际圈皆为伶人,呈现出固定性和封闭性,直接导致伶人阶层的集体而非个人主体的贱民特性的形成。在晚清政治动荡和社会人口流动的情况下,旗人社会瓦解,融入伶界,生角势力壮大,旦角逐步衰微,而堂子作为男旦与老斗诗酒唱和的空间,侑酒功能减退,科班功能增强并取代之。梅兰芳进入新的时代。

戏曲改良的商业化叙事——基于《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讨论

在清末民初北京都市化的进程中,梅兰芳编演时装新戏、古装新戏和学习昆曲更多为了商业化戏曲竞争,梅兰芳周围的剧作家网络扮演了娱乐自我和辅助伶人的历史功能,以往的革命、启蒙话语遮蔽了商业化叙述。革命史观在于破旧,记述的是戏曲对旧秩序的破坏;启蒙和都市化语境则是现代化范畴的开新,前者注重新的一般观念、思想的传播,后者注重戏曲实践的现代命运。

“士-绅-商网络”与都市公共空间——以1920年代梅兰芳在上海的演出为例

"士-绅-商"网络的组成部分错综复杂,包括诸如绅商、旧文人、报人以及军阀权贵等。他们聚集在梅兰芳的周围,在延续晚清时期拜客风俗、诗词唱和方式的情况下,视梅兰芳为"小友",保留了传统士人对伶人的支配权力。在都市化的进程和京剧商业化的潮流中,他们与梅兰芳交往的物质空间选择在藏书楼、非园等更为古典的文化氛围之地,并且利用新的传媒方式,加重了传统的士优关系。随着西方思想观念的输入,梅艺士周围现代知识分子逐渐增多,旧文士的数量逐渐减退,终于无法遏制旧力量及其所带有的旧的交往方式的消逝。1920年代成为以梅兰芳艺士为代表的传统艺人获得人格独立的转型时期。

留学生网络与中国戏剧的异域传播--梅兰芳1930年访美再探

在美国精英排斥唐人街和华埠剧团的情态下,梅兰芳有意识地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遵循西方的规则,进入美国主流社会,获得访美演出的成功,进入了西方的文明秩序。这得益于齐如山的前期筹备,也得益于张彭春对现代导演制度的推动,更得益于华美协进社的留学生网络在中美戏剧交流中的联络。而华埠剧团仍然是东方贫困落后的代表,二者在同一区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明等级。以梅兰芳剧团为代表的中国戏剧以实践形式展开了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不自觉地在追寻一种世界艺术体系的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