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人”论争与“左联”组织理论的转向——从“左联”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问题谈起

近年来左翼文学重新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而如何认识"左联"历史上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仍然是一个关键的课题。关于"左联"与"第三种人"的论争,以往多是看作"左联"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典型表现。本文从历史梳理中发现,其实问题要比通常的认识复杂,"左联"一方面对"第三种人"有尖锐批评,另一方面也因应"第三种人"理论而作出了一些调整,这种调整事实上为"左联"组织理论的转向做了准备。文章认为"左联"的组织理论有过从"同路人"转向"统一战线"的趋向,而"第三种人"论争就在其中起到过一定的推动作用。

伊藤虎丸与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传统

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在海外汉学中独树一帜,已经构成一个以"以鲁迅为方法"为鲜明特色的鲁迅研究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与战后日本对"近代"的整体性反思直接相关,有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想基础。伊藤虎丸有着"以鲁迅为方法"的方法论自觉,他对鲁迅的研究构成对"竹内鲁迅"以来日本鲁迅研究传统的"超克"。但正如伊藤虎丸自己所总结的,日本鲁迅研究"外行"逐渐成为"专家",这一历史悖论也提醒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学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星火》杂志和“第三种人集团”的构想与现实

《星火》杂志是"第三种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份文学刊物。通过对《星火》杂志创办历史背景、办刊主旨、人员构成以及文学活动等的历史考察,笔者发现"第三种人"在"文艺自由"论争前后身份认同的转变,主导"第三种人集团"对左翼包括《文学》杂志在内的诸多不满与批评的背后正是其"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逻辑,而以《星火》杂志为核心的文艺实践的失败恰如日本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丸山昇所言,这和近代以来中国"中间派"的薄弱、思想的脆弱有关。

韩侍桁年谱简编(1935-1987)

1935年27岁一月到日本译书。年初又与杜衡、杨邨人等组织星火文学社。(《我的经历与交往》)三月3月10日,译文《马拉尔美——神秘的象征主义的研究》(Randolph Hughes)刊于《时事类编》第3卷第5期;3月,《参差集》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四月4月10日,论文《文学革命者的胡适的再批判》刊于《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2期。

韩侍桁年谱简编(1908-1934)

1908年1岁3月3月2日,韩侍桁出生于天津戚门街,原名云浦,父亲是一名商人。1916年8岁全家迁居北京,住南城潘家河沿。父亲在前门大街开了一家德成银号。小学就读于梁家园附近的北京第二十九小学。1920年12岁到天津南开学校上中学。一两年后,父亲收购俄国旧卢布的投机买卖失败,家道中落。

文学在新疆双语培训中的地位与作用

新疆双语培训工作一直受到国家的重视,为新疆双语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新疆双语培训单纯追求汉语水平考试成绩和话语交际水平,使学员埋头于汉语生字、词汇和语法的枯燥学习,不断地做阅读理解题,这极易挫伤其学习积极性,客观上也引起一些学员的不理解乃至抱怨,与新疆双语培训的良好愿望背道而驰。将文学运用到新疆双语培训中,可以改善双语课堂教学,提高学员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培养其对中华文化的情感与认知及其现代人文精神的养成,可以给新疆双语培训带来积极作用。因此,文学应该在新疆双语培训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文学课文的精确阅读何以成为可能?

文学可以被精确阅读吗？不能。相信今天大多数人会给出同样的回答。 教育界对文学阅读并不是一直都如此认为。在课程改革之前,很多人就很有自信。1997年1月《北京文学》中王丽等人指责语文教育的文章就是例证。时至今天,高考语文试卷当中有关阅读的主观题答案有时候也只有一个参考答案。

左翼和“第三种人”“文艺自由”话语的生成与转换

“第三种人”最初将“文艺自由”放在作家和左翼批评家的对立逻辑中展开。周扬和胡风稍后将文艺的阶级性和真实性联系起来,提出“主题积极性”命题,以艺术真实论拆解“文艺自由”理论根基。“第三种人”则更新己方观点,他们反对限制题材,认为只有“文艺自由”才能保证艺术真实。周扬和胡风将马克思主义对自由和必然的论述挪用到文艺领域,深化了对“文艺自由”的哲学理解,但具体论述并不一致,且对“本质”的理解不尽相同,这是他们论争过程中发生矛盾及引起典型论争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时代和理论局限,双方没能有效回应一些质疑,但关于“文艺自由”的理论对话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带来了一些有益启示。

“第三种人”与鲁迅的“同路人”论

“第三种人”与鲁迅存在历史与理论上的一些“交集”,他们都曾自认为或者被认为是“同路人”。“第三种人”论争时期鲁迅的“同路人”论述是对“第三种人”转向言论的回应。鲁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指向“同路人”情感维度的“拥抱力”概念。“同路人”无法“限定”鲁迅,他更多地是运用这一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来思考和解决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些问题。

“硬性电影”“软性电影”论争与新感觉派作家“转向”

虽然与电影史常见的“围剿”叙述有所不同,以新感觉派主要作家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软性电影”论者,的确“转向”国民党立场。电影需要庞大的文化工业体系为基础,在左翼电影的蓬勃发展遭到国民党政府残酷打压之际,“软性电影”论者迅速填补、争夺左翼电影人被迫收缩的活动空间,从而与左翼发生“硬性电影”“软性电影”论争。这次论争显示在南京政治打压下电影发展路线发生重要调整,而“软性电影”提供了一种建立在承认南京“合法”基础上的替代选择,反映出大革命失败后部分受过左翼影响的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的回归。通过对电影论争的重新梳理和考察可以发现,新感觉派在左翼和民族主义政治等之间存在交涉协商。

论“第三种人”在京海之争中的角色及影响

京派和海派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们的文学成就以及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一直都为人们所推崇。京海之争是京派和海派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场论争不仅提出了京派和海派文学的概念,也提出了审视京派和海派文学的地域文化视角,对后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影响。

新感觉派和左翼文学关系再考察

新感觉派是一个公认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但他们和左翼文坛存在一定的联系,并且还创作过一些左翼文学作品。学术界常把这一现象看成是新感觉派趋新意识的表现。但本文认为这是因为左翼文学本身也具有先锋性,而新感觉派则有许多激进主义成分,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1931年后期"左联"的转折重新定位了左翼文学,左翼批评家开始检讨新感觉派的"阶级意识",结果使他们疏远了左翼文坛。但新感觉派也随之更明确了自身与左翼文学的差异,反过来促使他们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流派。

文学家在革命中的位置--蒋光慈与托洛茨基文学思想

蒋光慈是革命文学初期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然而对他的研究常常受到其退党事件的左右,难以摆脱个性、"小资产阶级意识"等私人性或阶级属性的指认。本文尝试将其重新理解为一个贯穿革命文学史图景中的文学家与革命的理论问题,从蒋光慈与托洛茨基文学思想的复杂关联中辨析出蒋光慈的革命道路及其文学理论关怀的内在理路,希望能够为蒋光慈和"革命文学"研究打开一条新的思路。

“第三种人”与左翼文学批评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显得粗糙但充满活力，出现了如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和胡风等一大批文学批评家，为左翼文学批评奠定了重要基础，对创作一直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新时期以来充分肯定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的积，极意义，也反省其中的一些“左”倾思想，但较少顾及同时期作家的反应。

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与“第三种人”论争

张闻天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与"第三种人"论争有着十分紧密而复杂的关系。这篇文章和杨邨人脱党事件都带有湘鄂西根据地失败的体验。杨邨人"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可以被整合进张闻天的小资产阶级理论表述的"合理性"逻辑之中。但这篇文章并未达到团结"第三种人"的目的,也不能为他们的政治错觉提供有效的批判,但的确抓住了当时知识界的情绪,为争取"中间派"创造了条件。

神州国光社与“自由人”论争——从《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重新谈起

鲁迅《论“第三种人”》是“文艺自由论辩”一篇重要文献,其中一段话说得十分严重,但至今研究者对其所指仍聚讼不已。鲁迅此文严厉批评了文坛上“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1）2005年版《鲁迅全集》该处的注释延续了1981年版“这里所说的论客,指胡秋原和某些托洛茨基派分子”这一基本判断,但删掉了胡秋原“冒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与托派关系的进一步说明,无疑是谨慎的,只是这样一来所指更加难以琢磨。

民族主义与新感觉派的“转向”

20世纪30年代特殊语境之下极少数左翼作家曾公开宣布"转向",新感觉派是公认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也一度与左翼关系匪浅,但其中一些作家也公开成为国民党"御用文人"。考察刘呐鸥对维尔托夫"影戏眼"理论的接受,可以看出新感觉派在电影和小说叙述中主体"意志软弱"的现象。这种"意志软弱"背后有中国新感觉派之不同于日本新感觉派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渊源。穆时英试图用"生存意志"论来解决"意志软弱"的问题,然而理论内核的缺陷,导致其转向了民族主义。

后“大革命”语境下“亭子间文化人”历史考辨

1927年,国家已经名义上统一,但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后"大革命"语境对重新认识亭子间文化人而言十分重要。本文从后"大革命"语境出发重新考察,发现他们远远大于左翼文化人的范畴,还包括托派、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等,是中国第三代激进主义者。亭子间文化人承载着大革命余绪,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书业繁荣有直接关系。

胡秋原与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

胡秋原在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的译介上起到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大革命”期间的个人经历是他接受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的历史起点,用唯物史观解释文学是其理论兴趣所在,而“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则是他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胡秋原从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中发展出了自己的“文艺自由”论,在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都表现出对左翼的离心倾向。胡秋原对苏联“清算”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持一定保留态度,有别于受到“正统”译介路线影响的左翼批评家。

培养工农作家“预备队”的早期构想与实践——左联时期工农兵通信员运动考察

受苏俄等国“劳农通信运动”影响,左联接受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指示,根据自身革命动员及文艺大众化需要,推动了1930年代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左联探索知识分子作家和工农作者互动合作的形式,发展出工农兵通信、速写、墙头小说和报告文学等文艺形式。但在“理论构想”与“现实实践”之间仍存在裂隙,左联积极尝试跨越知识分子作家和工农作者创作的差距,他们把工农通信等形式理解为作家预备军的文学修业手段,而报告文学在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结合方面有更突出的表现。工农兵通信员运动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