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述评

援引“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市民阶层的各种尝试明显带有“传统——现代”两分的现代化模式的印痕。中国古代市民史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将中国的历史经验或现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基础之上。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市民阶层有一些初步的研究，但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某些成果能给市民史的研究提供启示。市民社会与宗法社会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的基本命题。

宋人志怪故事中的地域社会与伦理观念——以《夷坚志》温州故事为例

本文从地域关系的视角分析《夷坚志》温州故事中伦理观念与地域秩序的对应关系。简单地讲,温州本地社会中流传着报应故事,官场上流传着鬼怪故事,科场上流传着梦占命定的故事。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本地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报应观念是熟人社会构建道德秩序的重要方式;士大夫的游宦或者科举士人的游学生活是一个不断遭遇陌生环境的过程,鬼怪故事是宣泄恐惧情绪的途径;科举梦占故事则体现科举士人超地域的社会关系。此外,温州故事中还出现了两则自述故事,表现待阙者乡居时苦闷、紧张的生活。

龙泉司法档案所见县知事兼理审判程序及其意义

1912至1927年间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下诉讼审判程序大量援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条款。通过龙泉司法档案可以发现,由当事人本人负责的传讯制度与缺席审判制度,列明援据法律的、规范化的判决或堂谕制作,以及具有终审意义的上诉制度,都是对传统诉讼机制的重大变革,实质性地改变了传统诉讼审判制度的动作方式,也有效地革除了传统诉讼机制中容易出现的屡票不案、反复翻讼等弊。虽然离审判独立的司法改变目标相距甚远,但从县级审判机构诉讼审判的运作机制而言,这无疑是一次诉讼制度从传统向近代化演进的重大转折。

两宋时期温州寺院碑铭书写的社会史研究

北宋时期温州寺院碑铭的书写者以僧人或者施主为主,南宋时期本地士大夫则成为碑铭书写的主要力量,寺院碑铭书写也日益成为士大夫寺院活动的呈现。从书写史的视角来看,寺院碑铭不仅呈现两宋之际温州佛教的兴衰历程,也反映了寺院从信徒的宗教活动中心演变为镶嵌于文士思想、文化、仕宦或日常生活的特殊场域的历史过程。由此可见,书写史可以为社会史研究提供更加切近历史情境的线索。

发现行动者:社会学观念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

以"社会行动"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学观念,构成了《经略幽燕》《叫魂》《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这些中国史研究的案例的分析模式。通过"社会行动"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学观念,可以清楚地体现这种社会学观念所蕴含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即社会行动者在社会实践与历史演进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历史-社会结构对社会行动的选择构成的制约作用。历史研究者更加自觉、灵活地选择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可以更好地构建具体历史现象的解释模式,甚至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提出创新性的、基础性的理论构建,从而克服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饥渴症"与"理论恐惧症"。

历史记忆的模糊策略:两宋政争与名臣韩琦传的书写难题

西夏战事、庆历新政、顾命定策与反变法,构成宋代韩琦传记叙述的重点。因为致力于变法及拓边西北,北宋神宗时期形成的碑传文本,强调韩琦主张对西夏采取攻策,虽有异见却仍奉行新法。李清臣所撰韩琦行状甚至将庆历新政改写成由韩琦主导的西夏策略。南宋既否定变法,《东都事略》《四朝国史》等史传文本强调韩琦极力反变法及对王安石“独识其奸”的一面,掩饰其西夏攻策、奉行新法的事实,庆历新政的相关叙述也有误导之嫌。在韩琦政治地位无以动摇的情况下,两宋传记文本对韩琦事迹各有隐讳与扭曲,结果造成韩琦形象的模糊化。据此重审韩琦所代表的政治文化,有助于反思北宋仁、英、神三朝政治史研究的不足。

宋元明时期苍坡李氏家族变迁史——兼论所谓的宋元明转型问题

对于"总体社会"的历史而言,无数家族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相似性或一致的趋势,但对于不同的家族而言,却是在这个过程完成了"各自"的历史进程。宋元明时期,永嘉苍坡李氏家族经历了经济豪强、科举士绅、武装豪强、平民宗族等不同的阶段。明初苍坡李氏的生存状态,相对于元代是全新的时代,相对于南宋可谓恍若隔世,北宋的历史在家族记忆中更退化为难以捉摸的神话。无论是作为家族史本身还是作为历史叙述的族谱,苍坡李氏奇迹般地存在了上千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主体"面前,历史本身断裂为不同的片段。

温州明清族谱宋元史料考

通过对温州永嘉地区《抱川蒋氏宗谱》《包山陈氏族谱》《锦园瞿氏宗谱》《枫林徐氏宗谱》《苍坡方巷李氏阖族宗谱》五种明清族谱的考察,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族谱均有作伪的痕迹,但程度各有区别,作伪的重点一般是塑造家族的仕宦或文化传统;明代族谱中保留着较多家族经济活动的内容,并不着意塑造家族的仕宦形象,这些记载都有较高的价值,但在清代重修的过程中一般都会被删毁;具有延续性而且信息完整的雁行小传则比较可靠;雁行小传中有关宋元时期祖先的重要事迹或者仕宦、科举等经历,一般可在历史文献中找到互证的材料,通过考订不难确定这些材料的可靠性,从而为深入研究宋元家族史和江南社会史提供了可贵的历史资料。

明代方志复原宋元地方祠庙体系可能性探讨——以《弘治温州府志》祠庙记录为例

田野调查难以直接呈现明清以前民间信仰的状况,依赖文献记载一般仅能粗略了解明清神明演化的源头以及朝廷封赐或打击的祠庙情况,试图还原宋元时期以祠庙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变得尤为困难。能否通过明弘治时期《温州府志》中永嘉、瑞安两县祠庙部分的记载,来讨论明代方志在多大程度上可能还原宋元时期地方祠庙社会的整体面貌,这既是社会史的问题同时也是史料分析的问题。通过复原可以观察到由小农、土豪、福建移民、海商与道教共同构建起来的宋元温州民间社会,以及朝廷、地方官、本土新士大夫对祠庙场域的有限参与。这样的图景经由特定的明代方志复原获得,现存宋元方志可能尚不能达成类似效果。

国富民不富 兵多军不强 宋朝国运真相

为了制造改革的舆论，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全面批评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别是财政制度非常落后，以致皇帝虽然很节俭，但是百姓还是不富裕；皇帝虽然很勤政，但是国力还是不强盛。

秘密调查:龙泉司法档案所见民事诉讼程序研究

1912至1918年间,龙泉县民事诉讼中出现了秘密调查程序,不同的主审官对秘密调查程序的运用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朱光奎是民事诉讼秘密调查程序的首创者,有可能脱离庭审程序,依据秘密调查直接形成事实认定。杨毓琦似乎是朱光奎的模仿者,脱离庭审、依据秘密调查直接"发现真实"的模式在他手中完全失败。张绍轩、张济演让事实认定不再脱离庭审,以庭审排除秘密调查结果的反证,秘密调查仍是事实认定的基础。王施海仍然采用秘密调查程序,但秘密调查不再构成事实认定的直接依据,而是成为庭审的准备工作,事实认定主要通过庭审完成。揭示龙泉县1910年代秘密调查的发现真实模式,可以从官僚制的角度丰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解。

“宣统元年刘廷滔控谢河清等冒领契据案”研究

在龙泉司法档案晚清部分内容中，“宣统元年刘廷滔控谢河清等冒领契据案”（以下简称“刘廷滔案”）是一则相当特别的案例．其相荚档案包括宣统元年至民国二年（1913）诉讼过程中形成的各式状纸卜件，票（稿）三什、结状一什，此外义有相关案件“光绪三十年（1904）刘廷滔诉上同幅山场纠葛案”的点名单、供词堂谕一件。

民众生活的起居注——口述史的另一种可能

当前,口述史日益兴盛,而且形态多样化。从口述史采集的主体而言,有学术机构、政府部门或民间公众的区别;从口述史采集的目的而言,有史学研究、史料保存、形象宣传、人事纪念等不同用途。同时,口述史采集又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就是回忆性甚至抢救性。所谓回忆性是指当前口述史更多的是邀请高寿者通过回忆讲述亲身经历的历史,所谓抢救性是指为了避免老人过世造成口述者的消失,口述史中会出现高寿者优先的习惯。因此“请老人讲历史”就成了口述史给人的一般印象。历史记忆特别是高寿者的历史记忆,当然是口述史的重要内容,但是口述史概念本身,并不必然要求以历史回忆作为口述内容。口述史的本质属性,是以口述形式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有别于文献形式的历史资料。文献形式的历史资料可以依据原始性分为多个层次,因此有第一手、第二手、第三手资料的区分。所谓第一手资料,或称原始资料,一般是指不以历史叙述形式出现的原始文件,如档案、信函、日记、契约等。

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

宋代劝农之制起源颇早 ,其内容一是君王亲耕藉田 ,为天下率 ;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向民众传递君王重视农事的信息 ,以达到劝勉诱导的目的。秦汉以后 ,随着帝制国家职能的不断理性化 ,劝农典礼日渐被纳入日常行政的范畴。至北宋 ,地方州县长官均以劝农使入衔 ,从此成为定制。每年春季二月出郊 ,作劝农文以劝诱农功 ,也成了地方长官的经常性职责。至宋代定型的劝农制度是中国传统“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的政治文化在生产领域的一个典型表现 ,它对当时民众的社会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

超越现代化焦虑与理学叙述之去蔽——宋史叙述的发展与展望

近代以来,史家各流派之宋史叙述大相径庭。本文试举数例并略述其"理想类型",由此虑及新时期宋史叙述可能之途径,不揣谫陋,稍抒臆见,以供哂正。一宋史叙述的发展史史学随时代而变迁,这既是常识,又是学术工作的应有之义。邓广铭先生是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宋史学者,作为其学术重心的人物研究围绕抗金志士与变法派政治家而展开,当与国族危亡、政治更始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双轨制时期(1913~1929)龙泉司法档案民事裁断文书的制作

自1913年要求审检所制作判词,1914年又允许以堂谕代判词以来,至1934年禁止堂谕代判决,这期间中国出现了堂谕与判决(词)两种裁断文书形式的双轨体制。在制度层面上,判词只是对传统堂谕“即旧例略增加之”,但1915年《遵照部订判词程式通饬》要求按当事人主义原则撰写民事判决,导致双轨制中堂谕与判决的诉讼原则的背离。而在浙江省龙泉县的司法实践中,无论堂谕、判词或判决,其体现的诉讼观念并不确定,因人因时灵活变化,但1922年《民事诉讼条例》施行以前大体维持着诉讼观念的一致,此后则出现明显的分裂,直至1926年以后堂谕迅速消失。对于现代化进程而言,双轨制意味着将时间维度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转化为结构性的二元体制。

认识论、史学功能与本土经验——关于历史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历史学的实质就是在研究者的价值关联与客观历史事实之间构建特定关系,史实是客观基础,价值关联是研究工作的主观原因,两者缺一不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危机,主要不是方法论的危机,而是脱离了社会实践而产生的危机。历史研究者可以从条件、手段、价值三个方面向历史学提问,但不应该试图从历史研究中直接导出社会行动的目标,否则就可能使历史学带有“目的论”的色彩。由于历史经验的不同,套用西方的历史发展模式来解决中国的本土经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概念进行抽象和重新定义的基础之上加以借鉴,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北宋乾祐天书考辨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有两次永兴军乾祐山降天书事件,两次乾祐天书的政治意义有根本区别,并非大中祥符天书的简单延续。第一次乾祐天书宣称只有寇准重新掌权才能护佑宋朝安稳,并预言宋真宗“圣寿三万日”,实由周怀政一手策划,宋真宗事先可能毫不知情。如果宋真宗真的可以活到八十三岁,那么宋仁宗继位时已四十有余,宋真宗没有理由为刘皇后未来的垂帘听政做出相应安排,这就为周怀政与寇准清除刘皇后势力提供了可能。第二次乾祐天书宣称天之所佑将由宋真宗本人延及宋仁宗,应该是由宋真宗亲自策划,其目的在于维护天书权威的同时否定第一次乾祐天书的政治意涵,消除大臣们对于刘皇后加害宋仁宗之忧虑,为刘皇后掌权提供宗教与政治的保障。

避孕套生产线中回旋匀胶装置平稳性分析及改良

针对避孕套生产线的回旋匀胶装置在运行中平稳性差而影响产品质量问题,分析得出主要原因是由于回旋匀胶装置的翻板弧形齿条采用先加工成齿条再弯成型,引起齿型变形而造成的。提出新的改进工艺方法:对翻板弧形齿条,采用先弯成所需的弧度,再加工轮齿,保证廓线没有锥度,啮合更流畅。经过改良实践,此啮合区域的传动平稳性上升,回旋匀胶装置的故障率明显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