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主考——到朱子学为止

"木主"即祭祀仪式中所设的牌位,它在中国的祭祀传统中颇受重视。本文旨在探讨木主形式的历史变迁问题,将考察范围限定在宋代朱子学出现之前的历史阶段。本文主要考察三点:1.由汉至唐中国古代木主形式的三种主要类型:正方体、前方后圆型、长方体;2.自晋代以来开始在士人阶层流行的作为木主之替代物的神版形式及其制作方法等问题;3.木主及神版在东亚的李氏朝鲜及江户日本的流传情况。文章最后指出,木主设置作为祭祀行为的重要一环,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东亚的儒教仪礼实践中亦有重大影响。

民国时期中国的“哲学”与“玄学”——以熊十力为中心

一熊十力的哲学有许多特点及独特魅力,到目前为止,很多学者已有了丰富的介绍与论述。不过,笔者认为,他的哲学有什么意义与地位,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探讨。从这种观点来讲,熊十力在他的代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中讲述自己的哲学时,避免使用“哲学”一词,而尽量使用“玄学”一词,应是十分有趣的事实。为什么熊十力认为他的思想不是“哲学”而是“玄学”?

朱子学的知识体系及其在东亚的普遍意义

朱子学是一个巨大的知识体系,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哲学史中,还要在教育史、礼仪史乃至于人类文化史的历史长河中来理解。作为东亚普遍知识形态的的朱子学,它的成立被誉为"东亚的世界史性事件"。朱子学之所以会在东亚世界广泛传播,关键在于其所揭示的普遍主义。东亚书院或学塾的发达,与朱子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子学不仅在思想的层面上而且在礼仪的层面上,依然存活于今天的东亚世界之中。

关于东亚书院--研究的角度和展望

在东亚这一广阔视野下,对书院这一文化传统进行了综合考察,揭示了朱熹在这一地区教育文化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及书院在其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并对东亚书院研究视角作了展望。

日本近世的儒教丧祭礼仪——《家礼》与日本

日本近世时期(17-19世纪),日本儒学者对以儒教为本的丧祭礼仪,即'葬仪、服丧'和'祖先祭祀'怀有很大的兴趣。其中,特别是由于朱熹的《家礼》对'冠婚丧祭'进行了简约化,提出了更为简便的构想,所以他们热衷于对此书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实际举行了基于《家礼》的儒教式丧祭。根据以上认识,儒教礼仪对日本没有影响这一通行至今的说法,或许有重新反思的余地。可以通过具体有特色的例子来看日本接受《家礼》的具体情况,并尝试对日本与儒教礼仪的关系展开新的探讨。尤其应该重视的是,在日本,不仅朱子学派的学者,阳明学派、古学派或考证学派等学者也都关注《家礼》,并尝试实践儒教丧祭礼仪。这些事实显示出,《家礼》一书对日本思想界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在考察东亚地区儒教的吸取和展开过程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關於藤井懶齋的《二禮童覽》——“孝”與儒教葬祭禮儀

藤井懶齋(1617—1709),京都人,是日本江户時代初期的代表性儒者。他的著作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本朝孝子傳》三卷。此書以中國《孝子傳》爲藍本,用漢語撰述,記録了日本孝子七十餘人的事蹟,成爲當時的暢銷書。另外在懶齋的著作中,比較著名的便是這部《二禮童覽》二卷。此書以朱熹《家禮》爲依據,用日文論述了喪禮和祭禮的問題,以圖在日本推廣儒教禮儀。值得注意的是,懶齋與中村惕齋、川井正直、三宅鞏革齋、米川操軒、增田立軒等學者一起,形成了京都朱子學派,他們都對儒教的葬祭禮儀有深入研究並付諸實踐,這是從活躍於同時同地的伊藤仁齋身上所看不到的特色。懶齋在《二禮童覽》中,最爲關注的是有關'父母去世之後,子女應採用怎樣的葬儀和祭祀方式最爲妥當'的問題。這是一部頗費心血之作,因爲賴齋所要應對的是儒教與日本國情之間存在的緊張這一現實問題,他想通過調適這種緊張,進而推動儒教禮儀的實踐。可以説,《二禮童覽》是將江户時代'孝順父母'的觀點與儒教葬祭禮儀的實踐相結合的一部重要著作。

水户藩的儒教喪祭禮儀文獻

在日本近世衆多熱衷儒教的大名中,水户藩的德川光與岡山藩的池田光政要數其中最重要的兩位,他們不僅尊崇儒教教義,也積極推動儒教禮儀的施行。儒教在水户藩的德川光時期以及後來江户末期的德川齊昭時期尤其大放光彩,從光時期直至幕末,水户藩的儒者一直都在思考與探索著如何得體地施行喪祭禮。這其中,朱熹的《家禮》發揮了關鍵性作用。本文對喪祭禮相關文獻資料進行了廣泛審察與詳細分析,由此呈現了水户藩儒教禮儀實踐的歷史展開過程。同時指出,有些學者認爲水户藩的喪葬禮是神道式的,這其實是一種誤讀。文本在史料分析的基礎上澄清了水户藩的喪葬禮儀乃以儒教爲本。

周惇頤墓——其歷史與現狀

北宋思想家周惇頤的墓位於江西省廬山北部的九江市郊外。其墓自南宋至清代一直得到歷代王朝、鄉紳和士人的維護和修復,其中尤以十九世紀末彭玉麟進行的整修規模爲大。20世紀初日本人常盤大定對其進行了調查並撰寫了報告。不過該墓在“文革”期間遭到徹底毁壞,進入21世紀的今天,墓才得以修復並重現昔日的面貌。本文旨在追溯自北宋以來周惇頤墓的歷史,並對其現狀進行考察。其近來的變化也從一個側面展現了儒教在當代中國的發展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