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科举与家族文学

两宋科举制度对两宋家族及其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科举入仕是一个家族振兴和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条件,而一般寒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之后,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科举制度的保护和照顾,这些保护和照顾措施促进了宋代大量科宦家族的形成。两宋科举制度对家族教育目的和方式有明确的引导性,而科举内容对家族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定作用,促使科宦家族向文学家族转化。但家族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和历史要素,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家族的文化传统、文学积淀和某些弹性措施,可以适度调节科举功利性带来的消极影响,维护文学自身的良性发展。

宋代唱和诗的深层语境与创变诗思——以北宋两次白兔唱和诗为例

嘉祐元年秋与二年春,欧阳修、梅尧臣、苏洵、王安石、刘敞、刘、韩维、裴煜、王=等人,为一只白兔竟举行了前后两次唱和活动。现存的十五首白兔诗,不仅涉及具体白兔在历史上的珍稀程度、在传统上具体的文化意义,而且表达着唱和者们的性情与当时的心境。欧阳修在两次唱和中所表现出的超越文化传统束缚的愿望与努力,代表了宋调初创时期诗人的一种诗歌创作理想。通过对这些唱和诗的具体考察,可以更深入了解唱和诗的深层语境与创变诗思。

创新与引领:宋代诗人对器物文化的贡献——以砚屏的产生及风行为例

砚屏并非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砚屏辨》所云"自东坡、山谷始作",而是欧阳修至迟在庆历八年就请人用虢州紫石(又称月石)制作而成,并有了砚屏之名。在砚屏的产生与广泛流传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宋代诗人对器物文化的创造性贡献,以及他们发扬光大器物文化的主体精神与不懈努力。

钱钟书的陆游诗歌研究述略——文学本位研究的范例与启示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中,有很多对陆游诗歌的成就、风格以及优劣之处的精到的评价和论述,这些评价论述对学术界更加深入全面研究陆游有很多启示;钱先生在研究陆游以及其他众多诗人时,采用的都是实证的方法与比较的方法,这些方法并不新异,但却得出了令人信服、出人意料的论点;钱先生在研究诗人时,时刻关注的是诗人的“作品”,是作品的“文学性”,这是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为真正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

宋代词人之诗叙论

词人之诗是指词风属于本色当行、诗风受词风影响、一般词名高过诗名的作家之 诗，这类诗，学术界没有作过历史的、系统的阐述，只对其中个别词人如秦观、姜夔的诗作 过孤立研究。本文主要通过对宋代词人之诗的简略叙写，以证明词人之诗在宋代始终存在， 秦观、姜夔的诗并不孤立，引起人们对这一类诗的关注，进而探讨宋词对宋诗的影响。

宋代官员诗人酬唱论略

官员诗人是宋代诗歌创作酬唱主力军,他们的创作酬唱塑造出宋代诗歌创作酬唱的主流形态与基本风貌。官员通过立朝、外任与贬谪等方式,驻足、行走于两宋的各个地域,并通过诗歌酬唱创建全国性的诗歌网络,使每个地域的文化活动都可以进入公众的视野。官员阶层特有的品阶、官职及政见,是影响官员诗人酬唱对象与酬唱圈层的三大身份要素,这令其诗歌酬唱无法脱离层级、功利与政治。官员的身份层级不同,其酬唱风貌及审美情态也不尽相同,高层与低层差异最为明显,而只有精神上超越了世俗层级制约的官员诗人,才可能成为官员诗歌乃至宋代诗歌的审美主流。

陆游双面形象及其诗文形态观念之复杂性——陆游入蜀诗与《入蜀记》对比解读

《入蜀记》展现的是陆游理性、深思、好学、好交游的形象,而入蜀诗特别是进入夷陵以前的诗,则呈现出的是一个充满悲伤、无奈、怨恨的十分情绪化的陆游形象。进入峡州夷陵前后,陆游诗歌中的情绪稍微平息,渐渐与《入蜀记》中的形象趋于一致。情绪化与外向性是陆游的主导性格,但是这种"性分"显然不符合宋代士大夫文人的整体精神追求,所以陆游先树立了诗、文书写不同的文体观念,又逐渐调适了他的诗歌审美观念,使其创作能够与时俱进。陆游诗文创作形态与观念的复杂性及其发展历程,既体现出时代审美标准对个人"性分"的制约与影响,也体现出个人"性分"能够在时代审美主潮中得以表现与适当调控。

欧阳修诗歌审美追求与创作效果的矛盾

欧阳修在诗歌理论上, 追求并推崇“奇险”、“险怪”, 在诗歌创作上也努力尝试写“奇险”、“险怪”风格的诗歌, 但是诗评家们却大都认为他的诗歌主体风格是平易。奇险和平易是两种完全相反的风格范畴, 欧阳修的诗歌在审美追求和创作效果上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主要是由欧阳修的个性和修养造成的。

两宋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学

中国文学的地域意识,至宋加强。两宋文学家族地域分布,总体趋向南多于北的态势,其分布随地域文化呈现一定差异,江西和福建文学家族的崛起最令世人瞩目。两宋地域文化对文学家族成员的性情品格、知识结构乃至创作表达,都有各不相同的影响。文学家族成员对地域文化的建构,也起到促进和弘扬的作用。探讨两宋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学的关系,对深入了解宋代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元祐更化初《同文馆唱和诗》考论

《同文馆唱和诗》是以诗体分类、每体依韵编排的唱和诗集,比较几个通行版本后,发现附录在《柯山集》与以其为底本的《张耒集》中之四卷本,要比《张右史文集》与以其为底本的四库单行本之五卷本、十卷本更为合理。同文馆锁院起止时间大体可以确定在元祐二年中伏日即六月二十到九月二十,三个月的锁院比较罕见。同文馆在汴京城西阊阖门外西城隍庙附近,在熙宁元丰时期因朝廷厚待高丽使节而利用率极高,元祐二年被用作试院透漏出朝廷对待高丽政策的变化。进入此次锁院的试官十九人,除参与唱和的十三人外,还有赵睿、孙朴、刘安世三人可考。此次考试的并非吏部铨选文武选人,而是开封府的发解试。不少试官都感受到这次解试承载着元祐更化的科场更化信息。

唐代文人谣刍议

文人谣是指文人创作而又自称为"谣"的诗歌。唐代文人谣是文人新乐府的一部分,是文人新乐府诗歌多种体式的一种。盛唐李白的《箜篌谣》和《庐山谣》,开创了中、晚唐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谣主题和风格,这两类文人谣分别对宋元以后的诗和词有直接影响。

宋日禅文化圈内的论辩式诗偈酬唱——《无象照公梦游天台石桥颂轴》解读

自五代北宋起,无论僧众俗众到天台山石桥奠茶,都会出现种种异象效应,关于这些异象的传闻,积淀到南宋末年,已是尽人皆知。日僧无象静照景定三年到石桥奠茶时,不仅亲见茗花显灵、罗汉现身、金殿洞开,而且这一切又奇异地在他的梦中重现,静照顿悟后作了两首诗偈以自证其悟境。当时四十一名禅僧对其诗偈进行勘验论辩,既对历史传闻以及静照亲见又梦见的异象做了各种解说和颠覆,也对静照的悟境以及入宋之旅是否有价值进行了验证和解构。这是一次纯粹的宋日禅文化圈内的诗偈唱和,禅僧们唱和时使用的雅俗不分、禅教间杂的语言,处处生疑、否定一切的思维方式,以及超越关系本位社会之世俗性的方外精神,都与俗世的士大夫文人们的诗歌唱和截然不同。宋日禅僧无语言障碍、无文化障碍的心智沟通,使这次唱和成为异国僧人之间精神深度交流的一个范型。

“不得体”的社交表达:陆游的人际关系诗歌论析

陆游一生不善于与人交往,多数人际关系诗歌在情绪表达上因为缺少分寸感而显得不那么"得体":在官场中与官员交往的唱和散发着自傲自负又自卑气息;与同类朋侪交往唱和不像士人那样彬彬有礼,而如同江湖游士一样亢奋使气;退居乡下后陆游基本断绝与士人阶层往来,而向无法进行更深精神层面对话的乡邻宣示个人的精神世界。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说陆游是个具有一定社交障碍的交往困难症患者。然而正是这一切在交往礼仪上的"不得体",让陆游的社交唱和诗歌脱离了一般人际关系诗歌的应酬乏味,而显得个性十足且真诚有味。

赵秉文题画诗文本分析

赵秉文是金源最早一位大量写作题画诗的诗人,他现存的题画诗共有四十五题六十一首。文章从题画诗所涉及的画家、绘画作品以及诗歌本身特点三个方面入手,对这些题画诗文本作了详细分析,以期对赵秉文及题画诗都能有深刻细致的理解。

从琴曲到词调——宋代词调创制流变示例

皇韦占初年,太常博士沈遵游览滁州醉翁亭后,谱写琴曲《醉翁吟》。嘉祐元年,欧阳修、梅尧臣以及后来王令等人,为之填写了楚辞体的歌辞。元丰年间,苏轼又因庐山玉涧道人崔闲之请,将《醉翁吟》改名为《醉翁操》,并重新为之填词,使其成为词体《醉翁操》。之后郭祥正、楼钥以及辛弃疾等人根据苏轼词的格律谱填词,将其形式固定下来,变成一个词调名。这其间因为文献记载的矛盾,使得整个过程模糊不清,所以需要探究。而考察琴曲演变为词牌的过程,不仅对一个词牌的形成有所了解,而且对文学如何与音乐结合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王寂题画诗析论

王寂题画诗现存28题44首,其中关于一些金源画家、收藏家的信息,对研究金源绘事有文献价值,让人们了解金源诗人与画家之间的关系;其题画诗题咏的金源绘画,显示出金源绘画与诗歌有共同的隐逸倾向,还透露出画与诗在审美对象选择上具有的民间特色与民族特色;从诗人如何处理绘画这一对象,以及在处理绘画主题上表现出的诗歌表达能力,可以确立王寂在金源诗歌史的地位。

古代民谣的怨刺艺术

大量的怨谣和哀谶构成了古代民谣的主要内涵,确立了民谣的哀怨讽世基调,因此民谣基本上属于政治怨刺文学。民谣的怨刺方式———既有直刺,又有婉讽;直刺犀利痛快,婉讽深刻谐趣,显示出浓郁的民间文学特色,也超越了一般士大夫文学温柔敦厚的传统标准。

宋代僧人之间诗歌唱和探析

宋代僧众内部唱和基本采用教禅话语系统,与僧、俗二众之间唱和大多采用士人话语系统颇不相同,这种内、外有别的话语系统使得僧人唱和具有双重文学形态和审美标准。颂古唱和可以说是僧众内部唱和最具原创性的方式,这种唱和给宋代以士大夫为主流的诗歌唱和增添了新的样态;僧众之间的应请应求、寄赠答谢诗歌让俗众窥探到僧众的生活情状与情感;《东林和尚云门庵主颂古》、《无象照公梦游天台石桥颂轴》、《一帆风》等唱和集的留存,展示出僧众内部唱和的方式与规模。僧众内部唱和为已经十分繁荣的宋代唱和文化增补了更加丰富的方外内涵与形态。

宋代南丰曾氏家族第五代诗词创作叙论——以曾惇与曾协为代表

南丰曾氏到了第五代已经全面衰落,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承成为维持家族声名的最重要的方式。曾惇现存诗词均为绍兴中知黄州与台州所作,着意书写个人游赏清兴以表达"方外之乐",他继承曾氏家族第四代传统,与江西诗派变调诗人韩驹、徐俯、吕本中、曾几等人往来唱和甚密,诗歌受其影响;词以小令为主,能将洒脱与温婉结合。曾协仕途与声名不及曾惇,但现存诗词最多,其诗学苏轼、陈与义而有所变化,词有陈与义的疏爽洒脱。曾惇与曾协代表曾氏家族诗词的两种不太相同的风格取向,曾晦之、曾思的诗作接近曾惇。接近江西诗派仍是曾氏家族第五代的诗歌创作特点。

论江西诗派的词作——诗词关系及词派源流探讨

江西诗派中有十多人存有词作,其中有几位如黄庭坚、晁沖之、吕本中、陈与义等人还享有词名。江西诗派的词作,虽然不像他们的诗歌那样有明确的宗主、比较明确的审美标准以及大体一致的创作特色,但是也有一些共同倾向:他们都有以情韵见长的婉约词,这些词弥补了他们诗歌偏重于骨力而产生的缺憾;他们都有糅合情韵与骨力的清刚词,这类词是他们将江西诗风与传统词风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其间透漏出南宋后期姜夔词风的一点消息。虽然江西诗派并没有发展成为江西词派,但是他们的这些共同倾向,却是"西江一派"从南唐晏欧风韵向姜夔清空发展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