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力量与反垄断挑战:对缩小美国与欧洲分歧的审慎建议

大平台主导着新经济的格局。俗称为GAFA1或FAANG2的高科技大数据公司被指责利用其平台的力量挤压初创企业,盗用竞争对手的创意,获取用户的个人数据并进行商业化利用。这些平台是否在违反反垄断法?它们是否应该被拆分?抑或说,它们是否是新经济中的进步动力?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反垄断法和欧盟竞争法的观点可能存在分歧。欧盟委员会竞争总司已经对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提起了诉讼。德国则用本国的竞争法谴责了脸书的行为。与此同时,美国当局虽然心存疑虑,但他们已经启动了调查。本文对美国和欧盟有关垄断/滥用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进行了对比分析,并以此为背景解释了为什么欧盟法对待大型科技平台的态度比较激进,而美国法则较为温和。首先,本文分析了这两种视角的深层因素。第二,本文分析了三个案例或问题——谷歌/比价购物案(欧盟)、脸书-个人数据案(德国)以及具有支配地位的平台对开始形成竞争威胁的初创企业的收购案,如脸书对WhatsApp和Instagram的收购案。本文探讨了近期美国最高法院的反垄断裁决即俄亥俄州诉美国运通案3对分析大数据反垄断问题有哪些经验教训。第三,本文探究了美国反垄断法和执法层面应当做什么。文章结论认为,美国反垄断法应当重拾其作为阻止滥用经济力量的监督者角色,并建议美国反垄断法以审慎而切实可行的方式应对大平台的挑战。

反托拉斯法的实施盲区:美国竞争政策重大扩张面临的挑战

2016年6月,时值美国总统竞选进入最后一个月,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出席了华盛顿特区某智库召开的一次会议,并就美国市场的状况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报告。“在当今的美国”,她说,“竞争正在消亡。并购和集中在各个行业中层出不穷。集中威胁着我们的市场,威胁着我们的经济,威胁着我们的民主。”

大数据时代到来后的反垄断法

数字市场兴起之初,传统观念认为,大数据是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它能让拥有市场力量的既有企业巩固其市场地位,封锁竞争对手,从而形成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进入壁垒。这导致一些人士呼吁对大数据活动进行更有力的反垄断执法和监管。从那时以来,随着涉及大数据的理论和实证性经济学文献的大幅增加,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对大数据对反垄断法的影响的理解。本文对这一论题发表了看法,详细讨论了我们已经了解的关于将大数据应用于竞争政策时的三件事。第一,我们现在已经更好地理解了大数据在生产和创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二,条件反射式地给大数据贴上进入壁垒的标签没有什么道理。对于竞争政策来说,更好的做法是考察实际的进入条件,而不是基于某些投入品的供应是否构成进入壁垒来进行竞争效果分析。第三,竞争主管部门目前已经在实际案件中积累了相当多的大数据评估经验。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在美国和欧洲,单纯的大数据并未促生导致执法部门对大数据提出挑战的损害理论。这一切因素表明,对于大数据在竞争政策中的地位的认识,我们可能处于一个新的、更加成熟的时代——这不是因为大数据对于创新不重要,而是因为研究人员和监管机构已经一致认定,大数据本身并不构成相关的反垄断法问题。

美国视角下反托拉斯执法中的正当程序

一、引言法治原则是美国的立国准则之一,它在很多方面影响了美国的法律思维和实践。它的基本理念很简单:控制和管理人民及其行为的并非是专断的决策者,而是对潜在的权力滥用形成制约的一系列规则。执法程序中的正当程序和公平是法治原则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扩大当事人的参与度,提高执法程序的透明度,可以发挥很多作用,包括改善决策质量,提高政府受尊重的程度,增强经济增长活力,促进投资,遏制腐败和政治驱动行为,约束官僚野心,更好地管控可能与领导层动机不一致或者可能正在把执法案件作为进身之阶的执法机构人员。

与诺贝尔奖得主的反垄断对话

《与诺贝尔奖得主的反垄断对话》一文记录了蒂博·施拉贝尔(Thibault Schrepel)博士与爱德华·C·普雷斯科特(EdwardC.Prescott)、安格斯·S·迪顿(Angus S. Deaton)、奥利弗·D·哈特(Oliver D. Hart)、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阿尔文·E·罗斯(AlvinE.Roth)、罗伯特·J·奥曼(RobertJ. Aumann)等六位诺贝尔奖得主就反垄断政策、反垄断法现代化、反垄断法则、实现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等方面的对话,对反垄断法专业人士极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