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涵和相互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根本途径,它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超凡胆识和理论创新的勇气,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推进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有世界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我党理论的创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大众化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如果处理得不好,必将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因此,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涵和相互关系,是我们正确把握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前提和基础。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意义——基于“金融—实体”经济危机理论的反思

当代经济危机爆发往往从金融危机开始,这一事实催生了"金融市场的过度自由与高速度增长是危机原因"的"金融—实体"经济危机理论,但反对上述理论的左翼经济学者批判性地指出危机只能在实体经济中发生。本文试图回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框架里来厘清"金融—实体"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并指出金融市场的过度自由与发展不仅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甚至也不是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实体经济危机的发生具有延迟作用。但这并不否认金融危机从表面上、从现象上、从某种程度上引发经济危机的事实。如果单纯从"金融"危机去寻找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的话,就可能会使我们无法找到经济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

劳动自由是劳动幸福的本质属性

劳动人权、劳动自由与劳动幸福,三者密切相关。劳动人权无论是作为人的自然权利,还是作为人的社会权利,都不应当被剥夺,因为人是人也只有人才拥有的最本质的权利。而现实却是,如果人不能按照资本的要求进行劳动,那么他的这种权利就不能实现。因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人权,也就变成了劳动无权。而劳动人权的丧失,也就意味着劳动这个人的最本质的属性被剥夺了。劳动自由相对于劳动人权是更高的要求,它表明人的劳动不再受资本或其他任何因素的“限制”,然而这种自由至今仍然无法完全实现。尽管如此,劳动自由也不会丧失殆尽,劳动者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自由地”展现人的本质。然而,只有充分实现了劳动自由,劳动才是幸福的,而不再是不幸的;劳动才是人的本质的展现,而不是人的本质的丧失。因此,劳动自由才是劳动幸福的本质属性。

身体哲学与哲学的“身体”——兼与张之沧先生商榷

如果把精神与肉(身)体割裂开来,就会导致两种必然的结果,要么把精神当做一切现实的基础;要么就把身体当做唯一的存在。前者必然导致客观唯心主义,而后者则导致非理性主义,或者称之为唯意志主义,同样也是唯心主义。任何试图用某种超越传统来创造所谓的新的哲学思想,如果是背离了客观现实,只能是一种奇思玄想,或者是一种谬误。现实生活中的人,只能是精神与肉体的统一体,身体的解放与精神的解放也只能在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人中体现出来。脱离开肉体的精神只能是唯灵主义,而脱离了精神的肉体却无异于行尸走肉。

主体性原则的解构

主体性原则并不一定必然会导致人类中心主义 ,而目前社会诸多的困境也不单纯是由人类中心主义造成的。因此 ,正确认识主体性原则 ,对主体性原则的解构 ,对于澄清在这方面的模糊认识 ,从而正确确立主体性原则的价值取向 。

主体的内在本质与“对象性存在”的悬搁

胡塞尔试图通过"对象性存在"的悬搁达到对象内在性本质的澄明,认为任何"对象"都无非是主体的内在本质的"意向",并且这种悬搁只有主体才能把握。主体的这种对"对象性存在"的悬搁,其目的是确认内在本质的保持。所以,我们说胡塞尔所进行的全部还原,实际上正是内在"本质"的保持,而不是对这种意指"对象"的悬搁,所悬搁的只是外在的"对象性存在"。

正确理解和把握普世价值及其实质

普世价值之所以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因为人们的价值取向不同或在认识上存在着差异,而这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认识上的差异,又是人们如何正确对待普世价值及其本质的问题。对此有两种基本观点:一是认为普世价值就是试图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而在阶级社会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二是认为普世价值虽然存在,但必须加以限制。笔者认为,应当辩证地对待普世价值,既不能简单地加以拒斥,一概否定;也不能不加区分地对所谓的普世价值完全接受,一概肯定,而应当正确理解和把握普世价值及其实质。不应将普世价值要么意识形态化,要么非意识形态化;对待普世价值,一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能将其绝对化、片面化。普世价值包括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实存的价值,一种是价值取向,不仅在自然知识中即非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普世价值,在意识形态领域甚至在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中也存在着普世价值。考察价值的阶级性,不应从其共性(普遍性)上去把握,而应当从其个性(特殊性)上去找寻。在原则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要否定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普世价值。

产业哲学与主体的选择性

产业的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础和显著标志,然而产业的产生与发展,又是主体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选择的结果。主体的需要是产业发展的最终原因,但是只有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产业化的到来使得各国的“距离消除”,致使产业变化异常迅速和令人捉摸不定,这种情况恰恰提供了种种机遇,并使得后发国家有可能超过先发国家,从而使得世界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交替弹奏着第一把钢琴。对产业哲学的研究,对主体如何选择产业的探讨,是应对时代的挑战,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需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技术理性的鬼魅：评施米特的经济技术理性

人的本质及存在成为现代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不仅反映了经济技术思维的鬼魅,而且也在重复着启蒙思想所遭遇到的窘况,即从中世纪宗教统治之下逃脱出来的人们又重新披上了技术理性的枷锁。理性和科学确立了人的权威和价值,但是如果人们单单服从理性与科学,人的权威和价值仍然会被遮蔽起来。施米特对经济技术思维的批判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价值,但是由于他的哲学二元论,他最终也只能求助于"上帝"或"神明"

试论对象性的存在与对感性世界的正确把握

感性以及感性世界,是经验论和唯理论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感性以及感性世界,但总是把感性及感性世界当作“中介”,即通过感性及感性世界来联结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具体与抽象、人与自然和社会,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对象性的存在。整个世界自从确立了对象性的存在,就不再是抽象的自然界了,而成为了现实的、包含有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的自然界,是真正的自然界。这个对象性的存在,才真正展现出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不认为感性世界是全部哲学的基础,而只是说感性的对象性世界,即我们感觉以外的对象性世界是惟一客观现实的世界。

哲学二元论及其嬗变

感觉经验与抽象思维、主体性和客体性、肉体与灵魂等方面的二重性是哲学二元论产生的重要根源。作为主体的人,它之所以不同于物,就是它的抽象思维是通过感觉经验加以现实化(或称之为本质化)的,而这一特殊的、本质化的过程就使得同一事物具有了“二元性”的特征。一个是感性、现实的,另一个就是理性、抽象的,它们共存于主体之中,都是同一个主体的“产物”。只有真正把握“对象性存在”的现实性,并以此为基础,才能通向真理性的认知。

马克思资本自我否定必然性思想研究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它同样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它同样经历着产生、发展、灭亡的发展过程。而导致资本主义真正灭亡的根本原因,正是资本内在的自我否定的必然性。马克思认为,一方面资本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从根本上说,随着资本在量上的扩张和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的自行增殖就越困难,直至价值增殖小到资本似乎也不再成为其为资本的地步:一方面作为私人的劳动无法按照一般劳动(货币)进行消费,另一方面作为资本的财富(商品)无法实现它的目标(一般等价物和利润),资本所追求利润的目的就会因为自身所设置的手段(需要通过工人劳动所获取的带有私人性质的一般等价物与资本财富带有社会性的商品进行交换才能实现资本的利润)而被葬送掉。所以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劳动人权: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

劳动人权揭示出了历史发展的真正秘密。劳动虽然是人的个体行为,但是劳动如果离开了社会,便不是社会中的"劳动",甚至不能将这种活动称为"劳动"。劳动人权无疑是对当下人们漠视劳动、不尊重劳动者的一种"反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科学技术极度发达的今天,人们似乎忘记了真正体现人的本质属性的东西恰恰就是劳动。人们似乎不再关心财富的真正来源,不再关注人的本质属性,不再关怀劳动者的生存方式,不再关照劳动的整个实现过程;而只关心如何随心所欲地享受劳动成果,关注劳动的最终结晶——资本的量的扩张。人真正地落入到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境地,这既可悲又可叹。

马克思：“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一种"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这种"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既不同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人道",也不同于费尔巴哈以"市民"为立脚点的人类学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而是一种以全部社会的"人"为立脚点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也即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或"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客观主义批判

笛卡尔囿于唯理论的认识阈限,从"我思"出发,以"怀疑"为手段,用与思维的本性一致的东西即理性来证明,确保自身的存在,所建立的主体以及构建的"客观"无非是将部分当作全体。康德提出了"统觉之必然的统一"的原理,其所谓的"客观"表面上是试图克服主观主义,使理性具有某种"客观效力",本质上正是思维的"先天综合",而这正是主观主义,其客观化过程最终没有避开"目的论"。客观主义虽以现实的客观存在为依据,却不能用辩证的、发展的、联系的眼光看待客观存在,实则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实质是主观主义。客观主义打着"客观"的旗号,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掩盖了其主观主义的本质,危害极大。对待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应当从揭示规律的高度去把握历史事实,坚持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警惕和批判以客观主义面目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新民粹主义。

试论产业哲学的存在方式

产业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存在于社会历史中的一定时期内的生产一般,即一定时期内的特殊生产部门或生产总体。产业哲学首先关注的是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个性的劳动。产业的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础和显著标志,社会形态的变革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而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以主导产业的创生和发展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产业化的到来使得各国的“距离消除”,这种情况恰恰为后发国家提供了种种机遇,为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与国家治理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最值得称道的当属尧舜时期,最系统的应当是文王、武王时期,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当在汉、唐、宋、明王朝。反观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生态,从政治目标的设置到国家冶理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都具有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中国传统文化是入世的哲学,无论是儒家,还是墨家,或是法家、道家,各家各派都把人放在了极高的地位上,关注人事,而非神秘的东西。伦理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治水文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表现。这种文明所要求的是集体主义精神、领导者的公正廉洁、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强有力的领导才能。因此,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最本质性的东西就是"正",正从文为"政",而领导者就是"正"的化身。所谓"正",就是正别人之不正,"己不正,何以正人",故正人须先正己。古代所谓"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始终围绕着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正"来进行。

历史决定论与历史终结论

马克思是历史决定论者。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不是基于意识的、精神的幻想,而是基于全部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基于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现实。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仅具有规律性,而且这种规律性是客观的,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主义的灭亡与共产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而社会终结论则认为,人类的发展将终结于所谓的"自由民主社会",而这种所谓的"自由民主社会"就是当今以美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终结论的代表人物福山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是"极权主义",而这种"极权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社会。我们认为,福山的这种"历史终结论"在理论上是极其荒谬的,在实践上则是极其反动的。

马克思的“对象性存在”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人的存在不在于他的对象性或对象化,而在于他的对象性存在。对象性存在并不是现象或抽象的对象性存在,而是现实的,即包括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象性存在。正是这种对象性存在,才真正展现出人的本质力量;也正是这个对象性存在,才真正完成了人与自然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