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就等造像記》與北齊汝北郡及梁雀鎮

過去學者據《魏書·地形志中》《隋書·地理志中》等文獻,考證北齊沿東魏仍設之汝北郡,治所在楊志塢或曰王塢城,後改爲汝陰郡,轄石臺、汝原、梁三縣。但據鎸刻於北齊天保二年的《楊就等造像記》,知至少在北齊天保年間,在原汝北郡設立一個名爲梁雀鎮的軍鎮,保留了汝北郡建置,由鎮將“帶”太守之銜,治所在汝原縣(治今河南汝州),僅領梁縣一縣或汝原、梁縣兩縣。《楊就等造像記》所列“鎮城四備都督、參僚、縣令□維等”供養人名字、官爵職名,可大致看出北齊汝北郡梁雀鎮之建制:武職官員人數衆多,且較爲完備,突顯出北齊汝北郡軍鎮爲主的特徵。

单孔与双孔腹腔镜疝修补术治疗腹股沟疝患儿的疗效比较

目的 比较单孔与双孔腹腔镜疝修补术治疗腹股沟疝患儿的疗效。方法 150例腹股沟疝患儿,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75例。观察组患儿接受单孔腹腔镜疝修补术治疗,对照组患儿接受双孔腹腔镜疝修补术治疗。比较两组患儿围术期指标(术中出血量、下床活动时间、手术耗时、住院耗时)及治疗前后血清应激反应[去甲肾上腺素(NE)、醛固酮(ALD)、皮质醇(Cor)]、血清疼痛介质[β-内啡肽(β-EP)、P物质(SP)、5-羟色胺(5-HT)]。结果 观察组患儿术中出血量(4.31±0.39)ml少于对照组的(6.42±0.47)ml,下床活动时间(3.52±0.28)h、住院耗时(1.51±0.09)d均短于对照组的(5.31±0.34)h、(2.02±0.18)d,手术耗时(39.87±3.38)min长于对照组的(32.33±2.87)min(P<0.05)。治疗后,两组NE、ALD、Cor水平均高于治疗前,但观察组NE(164.29±6.39)ng/ml、ALD(416.34±24.33)ng/ml、Cor(130.55±6.77)ng/ml均低于对照组的(195.55±8.29)ng/ml、(462.25±27.48)ng/ml、(149.24±6.94)ng/ml(P<0.05)。治疗后,两组患儿β-EP水平低于治疗前, SP、5-HT水平高于治疗前,但观察组患儿β-EP(108.44±6.54)ng/ml高于对照组的(78.29±5.35)ng/ml, SP(87.66±7.11)pg/ml、5-HT(288.83±13.25)nmol/L均低于对照组(103.55±8.44)pg/ml、(365.87±16.95)nmol/L(P<0.05)。结论 单孔与双孔腹腔镜疝修补术治疗腹股沟疝患儿疗效对比,虽然单孔腹腔镜下操作耗时更长,但围术期整体指标更优,术后血清应激反应指标以及血清疼痛介质水平更低,临床应用价值显著。

西部大开发与现代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建构

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与所有的民族文化一样,其共同的主要特征是其变异性和稳定性,这种变异性与稳定性的辩证统一则是其发展的基本规律。西部大开发加速了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使之进入到向现代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西部大开发加速了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而正在转型的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反过来对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建设以巨大的推动。在西部大开发的形势下,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转型与建构,首先必须高度重视和坚持保护西北少数民族传统的多元文化。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变异、发展和创新,不仅是任何民族文化的变异性所决定的,而且也是构建现代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必经之路。

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

一、19世纪前拉达克是中国西藏的一部分拉达克(Ladwags),即今西藏阿里以西,以列城(Lch)为中心的地区.此地原为西藏阿里的一部分。公元7世纪初,吐蕃兴起于中国西南的西藏高原,其名王松赞干布逐渐统一了高原各部,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吐蕃政权。就在吐蕃政权正式建立前后,今拉达克地区即为吐蕃所征服,成为其组成部分之一。据敦煌发现的古藏文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早在松赞干布父曩日松赞(gnam ri

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

自1982年以来,在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发现和发掘一批古代墓葬,出土大批珍贵文物,引起中外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有关墓主族属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本文对有较为详确的发掘资料公布,或有较多或极为珍贵的文物出土的三处墓葬群(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热水血渭南岸四座墓及德令哈郭里木乡夏塔图两座彩绘木棺墓)作了深入的研究,认为三处墓葬群主族属并非学者们所说是吐蕃或苏毗族,而是在青海、甘南及四川西北等地立国三百余年、后为吐蕃统治下邦国的吐谷浑族。最后,对青海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古墓葬主族属为吐谷浑族不同时期墓葬的分期、多元文化要素等作了总的估量。

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

建国以来,怎样看待和确定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和民族,一直是我国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大多数人认为,应以今天中国的疆域来确定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和民族。本文作者认为,这一观点存在着问题,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其见解是:①“历史上的中国”不是指地域、文化的概念,而是指今天的中国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国家的情况,是“历史上的祖国”的意思。②历史上的中国应指历史上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其处于统一的时期,历史上的中国就是当时的统一的多民族政权,当统一的多民族政权处于分裂时期,则由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辖的民族和地区出现的政权,都应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③确定某一地方或民族是否属于历史上的中国,只能以行政管辖作为标准,即只有历史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辖到的地方和民族,才是历史上中国的地方和民族。

唐韩休墓“乐舞图”探析

本文从韩休记传结合公布的考古资料,讨论了墓室东壁"乐舞图"的绘制年代和性质,并将与此乐舞图相似的,如唐苏思勗墓壁画乐舞图、北周佛座石刻乐舞图像及卒于开元十一年的王玄德及妻郜氏墓志侧线刻乐舞图作了比较,认为韩休墓"乐舞图"系流行盛唐时的"胡部新声",并阐释此图对中国音乐舞蹈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于维吾尔族族源问题——评吐尔贡·阿勒玛斯《维吾尔人》的有关部分

1989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了吐尔贡·阿勒玛斯所著《维吾尔人》（维文版）一书。读过之后，我认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不能让人接受的。作为一部史学著作，作者在概念、史料的辨析和引用、分析和推理等各方面，凭主观的意识，任意发挥，甚至歪曲、篡改史料，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因而，书中的结论往往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下面我们仅对《维吾尔人》一书中关于维吾尔族的族源问题，发表一点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新疆的史前考古与最早的经济开发

本文通过对新疆史前考古文化遗址,特别是对公元前一千年至公元前2世纪新疆发现的典型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析、研究,从而揭示这一时期新疆古代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及其对新疆地区最早开发的历史。

西宁办事大臣考

清代西宁办事大臣(又称"青海办事大臣")正式设置于雍正三年平定青海蒙古罗布藏丹津反乱之后。清朝设置西宁办事大臣的原因:一是为安辑、管理青海蒙古及藏族(时称"西番"或"番");二是重视当时青海蒙、藏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西防准噶尔,南护卫藏。

北周莫仁相、莫仁诞父子墓志释解

本文首先据墓志考证莫仁相一族先世的族属、职官名号诸问题,认为其族原为扶风郿人,姓马,自认为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后裔,祖先迁北魏北边武川镇,任武职;其次,考释莫仁相事迹、赐姓及婚姻诸问题;最后,对莫仁诞事迹及其战死情况作详细考述。通过对墓志的释解,于西魏北周的官制及历史地理诸多方面,均有重要的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民族的历史是以大迁徙、大融合为主要特征的。在这一大迁徙、大融合的浪潮中,一些民族登上了历史舞台,谱写了壮丽的历史画卷。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吸收、交融,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

早期党项拓跋氏世系考辨

建立西夏政权的早期党项拓跋氏的世系,过去中外学者多有记述,然因史料的阙如,有的多为推测。本文依据陕北榆林及内蒙古乌审旗出土的唐至北宋初的拓跋氏墓志及史籍,分为隋至盛唐及唐末至北宋初两个阶段,分别考辩拓跋氏世系,最后列出隋代至元昊建立西夏之前党项拓跋氏之世系表。

1932年至1933年西藏的政局

1932年至1933年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前两年,此时西藏地方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即西藏政局对康、青战争的影响、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公开信”(告民众书)发布、西藏两大活佛系统之间的论争及国民政府的调解、九世班禅喇嘛返藏等。从这些事件的发生,可看到当时西藏政局的若干特征。

晚清“新政”与新疆维吾尔族地区近代经济的萌芽

晚清的“新政” ,过去学术界多从清朝统治者为挽救其统治地位的角度加以研究 ,几乎全盘否定。近年来 ,学者对旨在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的晚清“新政” ,在推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作了一些肯定。就是在地处西北边疆的新疆维吾尔族地区 ,晚清“新政”的推行 ,也在“练兵”、“兴学”、“商务”、“工艺”等方面有所变革 ,使新疆地区近代化经济有所萌芽。尽管这些变革和萌芽未改变其原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 ,但是却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趋势 ,是冲破新疆经济发展桎梏的有力武器 ,必然会由萌芽而成长、壮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民族的历史是以大迁徙、大融合为主要特征的。在这一大迁徙、大融合的浪潮中,一些民族登上了历史舞台,谱写了壮丽的历史画卷。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吸收、交融,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民族的历史是以大迁徙、大融合为其主要特征的。在这一大迁徙、大融合的浪潮中,一些民族登上历史舞台,谱写了壮丽的历史画卷。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吸收、交融,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

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势力的阴谋活动(续)

三、帝国主义阴谋阻挠中国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在帝国主义策动、支持西藏反动势力,大搞“西藏独立”的严重形势下,毛津东主席于1950年1月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要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先后向进藏部队颁发了训令,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但是,为了避免伤害民族感情和增加民族隔阂,为了尽量减少进军西藏所带来的损失,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还是尽量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这是有目共睹的。 早在1950年1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的谈话中就指出:“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

万国来朝岁 五服远朝王

有唐一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兴盛时期，长期的政治统一、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对外开放，使唐朝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成为亚洲乃至当时世界之强国。其国都长安更是繁荣富庶，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呈现出国际大都会的风貌。唐朝京师长安的政治中心，即唐帝国的政治中枢，长时期又在长安的大明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