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松年、江必新、姜明安、叶必丰、周佑勇:关于行政程序法法典化的讨论

2021年4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减铁伟在记者会上介绍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时称,本年度要在总结民法典编纂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启动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领域法典编纂工作”,又一次激发了各部门法法典化的热情,引发了理论和实务界的热烈讨论。例如,我国行政程序法典的框架如何进行选择?行政法的体系化选择以实体法为主还是以程序法为主?如何构建行政法总则?本刊选取应松年、江必新、姜明安、叶必丰、周佑勇等五位知名专家学者的论述,对行政程序法典化问题展开讨论。

章剑生、周佑勇、徐运凯、曹鎏:关于行政复议是什么、为了什么、怎么发挥作用的讨论

2020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应当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2020年11月24日,司法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及说明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行政复议法历经多番修法安排,终于迎来大修。本期争鸣选取章剑生、周佑勇、徐运凯、曹婆等四位专家学者针对行政复议的性质、功能定位和制度选择等基本问题的观点,以飨读者。

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探讨

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探讨周佑勇刘艳红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即法定范围的国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的期限和方式向有关机关申报法定范围内的财产，并接受有关机关监督检查的制度。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有效的廉政措施。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认真研究和探讨我国...

裁量基准在中国的本土实践——浙江金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调查研究

本着自下而上和实践先行的生成路径,金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融合在自律与他律之间,其深层动因在于对社会资本干扰的反抗。基准在性质上自成为一种独立的"裁量性行政规范",在"法律-基准-个案"的结构下,基准的功能在于平等对待和个案正义的调和。情节的细化技术和处罚的格化技术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基准的规制技术。从技术的角度看,基准应当包含相应的处罚幅度、情节判断余地、逸脱程序和例外条款,平衡于羁束与裁量之间。金华裁量基准制度植根于中国本土,其成功的实践对未来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和行政裁量的有效治理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启迪。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程序机制研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法律实践的难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着眼于两者相衔接的程序机制,建立和完善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受理与处理机制,证据收集与转换制度以及相配套的信息交流机制、联席会议机制和提前介入制度。

论行政规划

行政规划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手段,在现代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必须加强对行政规划的法律控制,使其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对行政规划的法律控制主要是程序控制,包括拟定程序和确定程序,而针对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的救济和针对行政规划变更和中止的信赖保护救济是对行政规划提起法律救济的两种主要途径。

行政和解的理论界定与适用限制

随着公域治理模式的转型,行政和解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对行政和解概念的界定,应当以行政争议为参照物,既包括行政过程中的和解也包括行政诉讼过程中的和解。就其性质而言,行政和解必须以双方的平等自愿为基础,其本质上是行政法上的一种契约行为。另一方面,由于行政和解涉及到公权力的处分,因此其适用的条件和范围都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

裁量基准司法审查的区分技术

真实文本中的裁量基准具有双重性格,它既可能会通过格次划分技术触及法律效果问题,从而呈现出行政裁量细化的角色;同时也可能会通过行政解释技术涉及法律要件问题,从而呈现出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秉性。由于传统上法院对不确定法律概念和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强度强弱有别,因此对裁量基准的司法审查也应采取两元区分的方式逐一展开,即法院应根据基准文本所对应的客体究竟是"不确定法律概念"还是"行政裁量",分别奉行严格与宽松的不同审查立场。在本质上,这是一种更为贴近文本的司法区分技术,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平衡裁量基准规则主义与行政自制之间的紧张关系。

行政裁量的规范影响因素--以行政惯例与公共政策为中心

从行政裁量的整个法律适用过程看,任何裁量决定的作出都要以具体个案的"事实情节"为前提,并充分考量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体系",是事实认定和规范适用相结合的综合过程。在行政主体所考量的规范因素中,除了"法律规范"的成文法渊源外,行政惯例、公共政策等非成文法渊源对裁量决定的作出亦往往起到直接的制约作用,也是影响行政裁量的重要规范因素。

行政法上的平等原则研究

平等原则作为行政法原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人性尊严之宪政理念,具体包括禁止恣意和行政自我拘束两项基本要求。平等原则的审查基准为正当目的、事物本质与合理差别,但司法适用仍然存在制度方面的缺失,亟待加以改进和完善。

论行政立法不作为违法——基于法律文本的解析

行政立法不作为既是行政不作为的新形态,也是行政立法违法的主要类型,其不作为违法之构成除应当具备立法义务之外,还必须客观存在着怠于履行立法义务之不作为状态,且已经逾越法定或合理期限。以法律文本为素材,深入解析行政立法不作为之违法构成要件,对于推进行政不作为的类型化研究以及限制行政立法权的滥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争议与理性:关于裁量基准的公开性

基于行政自制控权逻辑及比较分析结论,我们发现,对裁量基准的公开性,不能简单苛以"必须公开"之观念。恰恰相反的是,"相对公开"的理论预设不仅能尊重执法效率之需求,同样也可以避免理论研究过于主观之弊端。

论行政法上之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它以民主为前提 ,以法治为基础 ,其核心理念则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随着社会的发展 ,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从传统的侵害行政延伸到给付行政和特别权力关系领域。在我国 ,法律保留原则已得到运用与体现 ,但也存在着诸多缺失与不足 ,需待重新检讨和进一步修正 。

行政许可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 ,构成了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行政许可法》首次将该原则具体适用于我国行政许可领域 ,并确定了该原则的适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即存在信赖基础、具备信赖行为 ,且信赖值得保护。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 ,对该原则的适用还必须在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与撤销、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所欲维护的公共利益间进行客观的利益权衡。这是适用信赖保护原则的核心和关键之所在。

不动产物权登记瑕疵的法律救济制度研究

不动产登记瑕疵是不动产权属证明及交易安全的一项重大隐患,主要包括错误登记和遗漏登记两种具体情形,其产生与存在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我国《物权法》第二章第一节对不动产登记及其瑕疵救济机制作了明确规定,但由于立法规定过于抽象,加之不动产登记瑕疵问题本身错综复杂的特性使然,我国有关不动产登记及其瑕疵救济的相关制度,仍需进一步细化完善并统一司法适用。同时,从诉讼角度考察,不动产物权登记瑕疵的法律救济也需对传统诉讼模式和审查标准予以检视与重构,应尝试根据当事人争讼对象的差异分别确定不同的诉讼模式及审理思路。

城市交通PPP模式的利益失衡及其法治构建

城市交通PPP模式是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典型投资融资方式,其重点问题是平衡保护各方利益。透过城市交通PPP项目典型案例的观察发现,PPP项目失败大多源自利益的失衡,而对社会资本利益保障的缺失是利益失衡的主要形态,具体表现为对社会资本缺乏吸引力、缺乏对合理回报的保障、缺乏对公益保障的补偿,法治现实中对社会资本利益诉求的歧视则是利益失衡的直接原因。为实现对各方利益的均衡保护,需要正视社会资本利益诉求,基于维持社会资本相同经济地位理念,从鼓励灵活多元的合作方式、构建合理动态的付费机制、完善公益保障补偿机制三个方向入手完善城市交通PPP模式的法治构建。

我国行政裁决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行政裁决已被日益广泛地运用到许多行政管理领域,成为我国行政机关处理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机制．但我国行政裁决立法分散、制度设计还极不完善,极大地制约了这一制度功能的有效性和适用的可探作性．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行政裁决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构建独立的层阶式行政裁决机构体系；逐步实现行政裁决程序立法的统一化,完善行政裁决听证制、职能分离制、回避制、公开制及微现层面的管辖、申请与受理、证据、调解等具体制度；进一步完善行政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确立行政裁决的司法变更权．

监察委员会权力配置的模式选择与边界

设立监察委员会是我国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目的在于通过整合分散的反腐败监督权,形成一种与其他国家权力相独立的宪法性权力,其核心在于监察委员会权力的合理配置。考量权力和权利、效率和正义等因素的不同侧重,权力配置具有集权和分权两种模式。监察委员会承载着高效反腐的职责,其权力配置必将侧重于集权模式。基于法治和人权保障,权力不可以过度集中,应当辅之以分权模式,实现监察委员会权力内部和外部的制衡,从而防止滥权,保障权利和正义。基于这样的模式选择,一方面,侦查权应当转为监察委员的调查权,另一方面,批捕权和公诉权仍应保留在检察机关,以实现权力平面化上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与检察机关的批捕权、公诉权和审判机关的审判权之间的相互制约。对于审计权,基于其承载的职能复杂,不宜将其划归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处置权属于程序性质,并不涉及实体内容,与其调查权一样,都应当严格遵循法律的正当程序。

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着路径缺失、体系失调和机制分裂等缺陷,学界对引入"合意型"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也有着各种质疑。然而,现代行政纠纷的多样化,决定了只有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满足社会主体对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性需求。为此,应当在完善现有行政纠纷解决途径的基础上,引入和解与调解等合意型纠纷解决方式,并充分重视行政纠纷在行政程序阶段中的预防和解决,由此构建一个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应该从微观上完善各个具体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对行政诉讼和解与调解制度的立法设计。

论依法行政的宪政基础

现代宪政所包含的民主、法治和人权原则与理念 ,体现于依法行政的各个领域 ,民主作为依法行政的制度前提 ,要求依法行政必须是一种民主行政 ;法治作为依法行政的机制保障 ,要求依法行政必须是一种法治行政 ;人权作为依法行政的价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