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与“三封信”的叙事分析和文化生成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于1922年创作的作品,先后两次被改编为同名电影。马克斯·奥菲尔斯将故事背景放在1900年的维也纳,徐静蕾将其放在1930年的中国北平。以"信"的形式及精妙的心理分析被奉为经典的小说被两度搬上银幕,媒介载体的转换及本土文化的渗透使得"信"两度被"重写"。本文首先厘清文学与电影改编的关系,其次以叙述聚焦及叙述时空为切入点,探讨媒介载体转换过程中发生的叙述变形和意义生成,以对改编过程中载体的价值进行重估。

仪式与媒介合力下的文化认同——以西安回民街为例

西安回民街回族人以清真寺为坐标,以哲马特形式聚集,在历史的演变和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文化圈,既以家庭仪式和纪念活动进行文化传播和精神维系,又在不同的时期借助媒介的力量来完成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从碰撞到接受,从融入到内卷,文化认同以自我意识为基础,个体形成的文化适应出现代际的差别。地域的边界逐渐模糊,但是文化的边界始终在共同体的维护下以积极的交往互动为姿态,以共同的繁荣并存为目的而愈发清晰。

从榜样的力量到典型报道——浅议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编辑方针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从《<火星报>编辑部声明》,及列宁1918年9月18日发表在俄历《真理报》上的文章《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出发,到1922年1月25日创办的团中央的第一个机关报的《先驱》,然后到《红色中华》的发刊词以及刊登的张闻天关于《我们的报纸》中对"模范"与"光荣"的论述,最后到《解放日报》刊登的第一篇典型报道。纵向梳理,着重探析马克思主义政党编辑思想的中国化和"历史个性"对典型报道发展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