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基鱼塘,生态农业的典范

本文论述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三个子系统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与桑基鱼塘相关的农业耕作系统地域分工、生产关系变化等问题。

宋代以降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开发

珠江三角洲的真正开发，始自宋代。这同宋代北方士民的集团性南迁亦即所谓的“珠玑巷移民”，是密切相关的。珠玑巷移民，与在此之前或因官宦，或因经商而留居者不同。他们往往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举家搬迁。其中不乏“中原衣冠华胄”，属素质较高的集团性移民。它带来的丰厚的人力资源和资金，对珠三角地区的开发是至关重要的。珠三角之所以栖息于历史的角落而长期沉睡未醒，

明清珠江三角洲宗族制与土地制度

本文以史料为基础,梳理了明中叶至清代珠江三角洲宗族制与土地制度的形态、特征及演进过程,从珠江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分析了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广东航运业的近代化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炮舰开道,将近代航运业"移植"过来,其铁壳轮船几乎垄断广东的沿海及内河水域。面对海权与航权被侵夺而致广州原有的航运业被摧残的局面,粤商大量北上,学习西方商业知识,积聚资本,并开始在轮船业与西方进行商战。

沙田开发与宗族势力

本文根据族谱、民间契约和地方志等资料,论述势家大族与商业资本相结合,役使蛋民与失业游民开发沙田的经过。因开发的先后而出现民田区、围田区和沙田区聚落。民田和围田区,与沙田区间,形成主从格局。这种聚落格局还反映了耕作系统中的地域分工,而这种地域分工正是为了适应商业化、近代化的需要。

唐代之前的移民与珠三角农业的缓慢发展

珠三角社会进步较其他地区快速,尤其宋代以降,历元明至清,一跃而跻入全国先进行列,在很大程度上拜历史上移民之所赐。即使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也依然如此。

地权转移过程中的商业化精神

本文根据晚清珠三角土地契约,并参照有关文献,论述随着商业化的加深,地权的转移日益加速,出现将土地买卖作为物业经营手段,视之为普通商品炒买炒卖。作为"守本"的不动产,卖而不断的土地,日渐变成可随意买卖、填账、典当的商品。

关于“珠玑巷”的传说

唐代以前，珠江三角洲还是一片岛丘林立的浅海，可谓是沉睡于历史角落的处女地。北方南来的移民虽有零星的移人，但多限于政治性且数量不多，不可能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起多大的作用。

地权转移与宗族利益

本文根据契约文书并参照有关历史文献,论述珠三角地权转移过程中受到宗族的种种干预,土地买卖趋向宗族间进行;地权的分化和卖而不断,直接影响地权的完整占有,并指出土地所有权的不完整性是古代东方部落共同体土地所有制形态的遗影,也是农业商业化不能跨上更高台阶的主要原因。

桑基鱼塘与珠三角近代经济变革潮流

本文论述桑基鱼塘是在海洋文化影响和人口压力下出现的一种生态农业,由它引发的蚕丝业成为珠三角的支柱产业,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它在珠江三角洲经济近代化变革中起到龙头带动的作用。

珠三角经济作物的种植及其专业区的出现

本文论述了由于生态环境、交通条件、商业资本的活跃及人口压力等经济因素的交相作用,明中叶之后珠江三角洲农业趋向商品化,主要表现为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和专业区的形成。

孕育出中国海洋文明的珠江三角洲

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向着另外的方向展开。他们在漫长的陆上丝绸之路长途跋涉,年复一年,心中渴望着的仅仅是沙漠上一点绿洲!假如我们的先人,也曾想到中国人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千帆竞发、奋勇向前……中国的历史会不会是另外的模样?!

珠三角宗族制与农业耕作系统

本文论述了珠三角宗族制的兴起、盛行与滨海湿地农耕系统之间的关系,指出此地的宗族制因应农耕系统的需要而出现,而且,彼此间的互动促进了各自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族内经济关系的商业化、虚拟宗族等,成为珠三角宗族制的特点,其宗族制度属于变异的亚种形态。

海上丝路与古代广州的繁荣

本文论述了岭南地区海上贸易出现的地理背景和历史过程。由于海上丝路的开拓,广州(番禺)成为持续二千余年的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港市,也因为侈奢品贸易,古代广州获得都市型经济的空前繁荣。

以广州为中心地的珠江水运网络

鸦片战争之后,广州港的航政建设趋向近代化过程。同时,广州之外的其他珠江三角洲港市的面貌,也发生相应变化,形成以广州为中心地的珠江水运网络。之后,由于澳门及香港的崛起,又逐渐形成穗、港、澳三足鼎立的格局。

明代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增长

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是辨证统一的关系。这两种生产互为条件,相辅相成。人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人口的状况,即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比例、寿命、素质、地区分布等,反映了自然环境、社会和人类本身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人口状况与一个区域社会经济的变迁有着密切联系,特别是人的文化心理素质一旦形成世代传承的习俗,将对该地区起着潜在的长期的作用。本文拟就明代珠三角地区的人口变动情况作一探讨,进一步研究人口消长与社会经济之间的演变关系。

明后期广州市场的转型

本文论述了从明中叶起,广州市场开始发生转型,从贡舶向商舶贸易转化,从经营高值奢侈品到兼及民生日用百货转化,以及广州庶民商人崛起、市场网络扩大、城区扩建等一系列变化。广州市场的转型刺激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

城市转型中的营销策略——广州亚运营销解读

借力2010年亚运会,广州实施了“蓄谋已久”的城市营销,取得良好效果:通过亚运开幕式,传播了广州的城市品牌;通过亚运规划与建设,推动了广州的城市转型;通过地域文化资源评估,重新塑造了广州的城市文化;通过巧妙的财务运筹,取得了较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珠江三角洲水运体系的形成

本文从区位理论的角度,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处于珠江水系的河网区,在海洋及内河水运方面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依靠江河和沿海水运,带动了经济的繁荣。明中叶之后,广州以民生百货为主的贸易明显增进,也加强了其在珠江水运中的地位。

广府商人在航运业展开“商战”

本文介绍了中国航运业近代化的过程中,广府商人在非常艰难的形势下与外商展开正面较量,取得了良好成绩。他们一是借助招商局的舞台,利用在洋行中学得商战的知识,开创了民族航运业的新局面;二是在广东地区,根据内河和沿海内港的特点,着重发展小轮船,终于取得垄断内港航运的地位。广府商人为中国航运业的近代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