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少捕”检察实践的困境与出路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检察机关贯彻“少捕”刑事政策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对降低逮捕率的制度激励不足;另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与羁押强制措施的“错误绑定”可能压迫认罪认罚自愿性。对此应当进一步优化以“社会危险性”为中心的审查逮捕工作机制。具体而言,理清“不认罪认罚”与“逮捕强制措施”之间的关系,细化认罪认罚情节对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并通过数字化监管健全非羁押强制措施保障机制。

瑕疵执法行为对袭警罪刑事责任的影响

瑕疵执法行为对袭警罪刑事责任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未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足够的重视,但瑕疵执法行为减轻或免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却具有规范、实践和理论上的正当性依据。在存在瑕疵执法行为的场合,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综合判断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具体而言,要判断执法行为瑕疵程度是否影响职务行为的合法性,审查瑕疵执法行为是否可能导致行为人陷入认识错误,考察瑕疵执法行为是否为袭警的直接诱因并影响主观故意。

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下的刑事证明问题论析

我国传统犯罪论体系被认为是一种平面化的、耦合式的理论,无法为证明对象的界定、证明责任的分配以及证明标准的确立提供实体上的依托。而德日刑法理论中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下的刑事证明规则,为我国犯罪论体系的改造提供了某种研究思路。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下,构成要件事实、阻却构成要件事实与阻却违法、责任事实是核心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应考虑无罪推定原则在控辩双方进行分配;证明标准应根据证明主体举证能力的差异与证明对象法价值的不同而呈现层次性。

经济刑法中“休眠条款”的实证研究

我国经济刑法中广泛存在的"休眠条款",反映了我国经济刑法立法过程的矛盾性,即一方面因刑法规范不足而不断犯罪化,另一方面刑法规范又严重过剩。经济刑法罪名被虚置化主要是由于经济社会剧烈变动,部分传统经济犯罪的消亡和新型犯罪的滋生,使一些传统罪名沦为"休眠条款",新罪名也因立法的不科学而难以适用。消除经济刑法中的"休眠条款",需要立法者着力于立法理念层面的革新与立法技术层面的改善。

“亲亲相隐”在亲属间窝藏、包庇犯罪中的解释论功能

讨论"亲亲相隐"在现代刑事法中的价值,不应仅停留于道德、伦理的宏大叙事,还应于微观层面寻求在现有立法框架下解释论上的"突围"。具体而言,于不法层面,多数亲属间窝藏、包庇行为因符合"历史形成的社会道德秩序"具备社会相当性而阻却违法;于责任层面,亲属间窝藏、包庇行为因契合社会伦理缺乏期待可能性而阻却责任。只有将"亲亲相隐"融入规范刑法中进行判断,才能真正实现其在现代刑事法中的活化,从而使辩护空间大大拓展。

论行政犯的司法认定:基于司法解释展开的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不仅对于指导涉枪类刑事案件产生积极作用,也对其他行政犯的司法认定提供了某种借鉴思路。具体而言,立足于行政犯的固有特征,在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中坚持刑法的独立性,反对绝对依附于行政机关的做法;在违法性判断中,"质的差异论"要求在界分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时明确区分刑法保护法益与行政管理秩序,是司法实践应有的选择;在有责性判断中,绝对的"不知法律不免责"在行政犯占主导的当今社会已经丧失合理性,应全面考察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错误避免可能性。

合同诈骗罪的限缩适用探析

合同诈骗罪在司法领域中的泛化态势,严重制约了当下我国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学界有必要在理念与方法层面对其限缩适用展开思考。具体而言,在理念层面上,着重分析"利用合同"这一特殊要素所独具的司法意义,从而使其限缩适用具备理念上的可能性;在方法层面上,一方面运用被害人教义学理论在被害人具有"自我保护可能性"而怠于自我保护时限缩刑罚圈,另一方面借助犯罪的二次违法性理论在前置法足以遏制经济失范行为时排除刑法的介入,从而使其限缩适用在刑法方法上得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