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标下中国城市绿色转型的内涵特征与实现路径

碳中和目标已成为全球各国、主要城市的普遍共识,碳中和目标下的城市全面绿色转型也成为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寻求绿色增长的重要战略选择。通过阐述碳中和目标下城市绿色转型的理论内涵,分析其动力机制、支持机制与保障机制,总结全球城市绿色转型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从能源供给端、能源消费端以及低碳技术、生活消费、城市空间格局等方面认识中国城市全面绿色转型面临的问题。碳中和目标下,中国城市应从能源供应体系低碳化、能源终端消费电气化、城市空间设计近自然化与空间利用高效化、城市碳中和治理协同化等方面推进城市绿色转型。

上海低碳城市建设的内涵、目标及路径研究

城市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战场。上海作为以建设全球城市为目标的特大型城市,建设低碳城市不仅是应对国际减排压力、完成国家碳减排目标的需要,也是城市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的研究思路:一是测算上海的碳足迹:建立核算架构和测量进程的基准线。确定基准排放水平和排放源,确定上海低碳城市建设的起点;二是规划远景和设定低碳目标:在识别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未来变动趋势的基础上,建立碳排放情景分析模型,分情景预判上海未来30年可能的碳排格局,根据高站位、宽视野、可实现的原则,提出"1强度+3峰值"目标,并将这些发展目标分解成55个单项指标的低碳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并给定相应的目标值。三是剖析实现上海低碳城市建设及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差距。四是提出上海低碳城市建设的分阶段目标及六大实现路径。

优化长江经济带化学工业布局的建议

化学工业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也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带来重要影响。本文在对长江经济带现有化学工业布局、化学工业供应链、需求链剖析的基础上,考察产业布局对长江水环境负荷的影响,进而分析目前长江经济带化学工业布局存在的问题。尽管长江经济带经长期发展形成的化学工业布局有其合理性,但仍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以及潜在的不合理的演变趋势,主要表现在长江经济带化学工业布局仍然较为分散,环境污染负荷难以集中监管;产销地分离、长距离运输,环境风险较高;尤其是以规模经济效益为主要特征的石油化工产业近年来有沿江向上游扩张的趋势,这使得长江流域环境污染负荷随之向上游转移,环境风险加大。有鉴于此,长江经济带化学工业应统筹规划布局,发挥产业集聚效益,运用行政、经济、市场等手段,引导石油化工企业进一步向沿海大型基地集聚,化工企业向原料产地或消费地集聚,向园区集聚,引领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

长三角环境保护协同发展评价与推进策略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成为近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简称"长三角")之间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发现,长三角"三省一市"之间环境保护总体上处于协同演进状态,但各地区环境保护协同发展水平还较低,环境保护协同发展仍面临着行政壁垒、经济社会发展及环境污染的区域差异较大、环保社会参与能力不均衡等制约因素,区域环境保护协同关系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强化。长三角环境保护协同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首先需做好区域环保合作的顶层设计,环保目标的设定需要考虑各地区发展的阶段差异,从小尺度空间进行突破,以点带面形成区域一体化格局,同时应统一区域环境监测网络,实现环保信息的共享。

为环保产业发展创造“市场需求”

由于环境保护在更多的方面反映为社会公共需求,环保产业的发展历来存在着“休谟悲剧”的困扰——市场需求不足。传统的环保产业发展模式不仅导致财政负担沉重、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而且严重阻碍了环保质量改善的进程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历史经验说明,一旦制度安排产生出非市场化的需求,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污染治理成本过高,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或者污染治理成本过低,导致环保产业难以生存和发展。从根本上来讲,要促成环保产业的良性发展,就必须为环保产业创造出有效需求,而创造环保需求的制度安排的关键在于真正让市场机制起作用,使污染者明确有支付“污染治理成本”的义务,同时明确拥有“选择提供环保服务的环保企业”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公众和政府的监督下,实现环保服务成本的最低化。

垃圾分类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特征及其优化路径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垃圾分类领域能够减少人力成本,提升垃圾分类的效率。在生活垃圾强制分类逐步推广的背景下,服务于垃圾分类的人工智能产品大量涌现,这类产品大多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产品类型主要以智能识别软件、智能垃圾桶(箱)、智能分拣机器人为主,系统解决方案较少。相关企业大多通过销售智能产品和设备、可回收垃圾交易,以及政府补贴等获取收益。从垃圾分类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现状看,目前在垃圾分类中仍存在收集环节的技术局限性较大、垃圾处理环节的研发投入相对较少、垃圾清运环节的应用起步较晚、运营模式和回报机制尚不成熟等问题。现阶段垃圾分类领域的人工智能已经呈现出全流程整合、平台化管理、技术解决方案多元化等趋势,下一阶段服务型机器人将逐渐取代智能设备,信息服务将成为企业的重要收入来源。在这样的趋势下,我国应当通过加大关键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加快制定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加强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依托智能设备推进生产者责任延伸等举措,引导和规范垃圾分类领域的人工智能发展,进一步推动垃圾分类的智能化和信息化。

上海对接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研究

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是生态要素有机融合、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不同区域共生共利共荣的地域性共同体。2011-2015年,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生命力指数总体不断上升,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建设响应表现相对更优,而上游地区生态系统健康方面具有优势,应充分实现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的优势对接,共同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依托江海交汇的自然环境、全球城市、科创中心、制度创新等优势,上海在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中应发挥其服务引领作用,使其成为共抓生态保护的示范者、创新驱动发展的先行者、协调区域发展的领头羊、对内对外开放的动力源、引领制度创新的排头兵。同时,上海应在建设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廊道重要节点,打造要素配置与服务重要枢纽,带动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引领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世界城市纽约对上海新一轮发展的启示

作为美国和世界经济金融中心的纽约,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表现出:就业大量向服务业尤其是商务服务业转移;金融保险房地产、服务业尤其是商务服务业引领了纽约的经济增长;金融业和商务服务中以专业服务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在纽约市集聚,构筑了国际性的商务服务网络,为纽约市乃至整个纽约的发展及其在全国和全球的地位奠定了基础。纽约的发展对上海具有以下启示:第一,空间构想。上海可以划分为两个区域,一是由浦东新区和中心区构成的上海中心城区,以纽约市的发展为参照系;二是目前6340平方公里的上海市,以纽约的发展为参照系。第二,产业选择可分两个层面:中心城区积极发展金融、保险、房地产和以专业服务和辅助服务为主的商务服务业,构筑外向型的现代服务业网络;中心城区以外的地域积极发展现代制造业。第三,就业取向。制造业就业继续向第三产业转移;传统服务业就业增长空间有限,积极拓展现代服务业就业空间;中心城区就业向中心商务区集中。第四,政策导向。鼓励新增就业岗位、新增投资和技术创新。

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转让机制研究

气候变化相关技术转让是提升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决定气候变化相关技术转让的主要因素有能力建设、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与信息网络、政策环境以及技术创新体系等。目前气候变化相关技术转让的主要障碍表现为缺少相关的技术信息、技术能力不足、缺少有约束力的技术转让机制等。通过有效地评估区域气候变化相关技术的需求,建立相关技术信息共享平台、合作研发、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国际合作基金等对促进气候变化相关技术的转让有积极的意义。

转型期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及其体制特征

中国改革开放 2 0年来 ,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特征可粗略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 1 978年至 90年代中期为产业结构扩展阶段 ,二是 90年代中期以来的产业结构优化阶段。转型经济时期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体制特征表现为 (1 )产业结构调整中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影响 ;(2 )中央政府影响力的弱化与地方政府影响力的强化 ;(3)“过度竞争”与“冷反应” ;(4)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替代”的“溢出效应”。

从生态足迹看上海的可持续发展

对可持续发展程度的定量测度和评价是加强可持续发展管理的前提和基础。与众多量化方法相比,生态足迹通过测量人类对自然生态服务的需求与自然所能提供的生态服务之间的差距,提供了一个核算城市、区域、国家和全球自然资本利用的简明框架。本文以上海市为案例,估算了1995年～2005年间上海生态足迹动态变化过程。结果表明:2005年上海市生态足迹为3.68hm^2/人,其中能源生态足迹为3.03 hm^2/人,而生态承栽力仅为0.12 hm^2/人。由此可见,上海地区单靠本区域内的生态资源(尤其是能源)已经无法支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海市的发展严重依赖其他地区自然资源的输入。因此,上海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区域生态资源外部供应的可持续性。在上海今后的发展中,保证能源安全,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建设节约型社会和提高资源规划管理能力是工作中的重点。

劳动力配置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分析

在产业结构和资本对劳动力配置产生影响的一个方面的同时 ,是否也同时存在劳动力配置对产业结构和资本配置影响的另一方面 ,这方面的研究似乎未被广泛重视或难以看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后者显然不仅存在而且也相当重要。本文在给定的前提假设条件下 ,通过对劳动力对产业结构变动影响的模型分析 ,得出这样的结论 :产业结构的变动取决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比重两个因素变动的共同作用 ,其中劳动力比重的变动由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处于均衡时决定 ,两者的决定因素为劳动力报酬比重。而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由技术投入程度和人力资本投入程度决定 ,而两者也取决于劳动力报酬比重。

委托代理的制度效率与现实改进的路径分析

本文认为，对委托代理制度的效率评价可以遵循三条效率标准：是资源利用净收益大于零；是受约束的最大化标准；是改进标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要增进委托代理制的效率就应该使代理者的信息明晰化，防范“道德风险”。可选择的内部路径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剩余索取权”的合理分配，使代理者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二是设计一个激励相容合约，在博弈中达到委托代理制效率的提高；三是建立代理者监督代理者机制，即采用一种激励方案来“内部化”选择和监督。增进委托代理制效率的外部路径依赖：一是竞争性市场；二是有效的经理人员竞争市场；三是充分竞争的股票市场；四是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防范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循环经济与生态工业

工业生态化的基本内涵是实现污染治理与原先独立生产方式的“整合”与“一体化”。工业生态化不仅要求充分利用输入的原料资源,而且要求对“废物”进行再利用。一个工艺的“废物”是另一个工艺的“原料”,一个企业的“废物”是另一个企业的“原料”,从而在产业系统内部实现物质充分利用和能量的循环,产生极少或者不产生“废物”,使得资源在总体产业系统内部得以循环使用,形成一个闭环产业生态价值链从而可以以使一个地区的总体资源增值,这也是循环经济的一种形式。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外部有害性规制

近30年来,外部有害性成为众多国家政府规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不仅仅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外部有害性问题属于公共领域范畴,市场机制无法对产生外部有害性的经济行为进行有效约束,而且,更重要的是,外部有害性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众福利等问题。正是基于这些基础性的认识,外部有害性及其政府规制受到了各国学者和政府的高度关注,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工业国新一轮产业结构大调整和经济全球化态势的进展,外部有害性国际转移现象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实施产业转入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上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为此,如何更有效地解决外部有害性问题和政府如何规制而不至于产生新的外部有害性问题,依然是当前理论和实践探讨的核心问题。

建立企业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现代企业制度最基本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企业,不论公有、私有、外资、内资、规模大小、技术优劣,凡从事同类行业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经营的企业,均应在同样的市场环境、游戏规则和价格条件下平等有序地竞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建立企业竞争性优胜劣汰的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为环保产业发展创造“市场需求”

通过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为环保产业发展创造“市场需求”是解决当今环保产业面临诸多问题的出路。为此，可以培育污染治理市场行为的需求代理者；明确政府的权利与义务，切实转变政府的职责；强化制度的约束性，理顺产业管理体系。

基于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例

跨较大空间范围流域内的城市群因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结构等要素相似而使城市群内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具有相似性,但不同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却因上述要素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仅研究单个城市生态系统及其协作管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包括城市群中流域、流域中城市群)生态环境问题。从城市群视角出发,研究区域协调发展能够提高城市间合作程度和政策制定的协调度,并为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系统服务供求平衡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以长江流域为例,研究典型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对比不同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生态补偿机制设计的异同,形成基于城市群的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创新。为创新基于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和协调流域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提供政策建议。

上海建设低碳城市的挑战和机遇

从竞争战略视角来看，上海要实现国家确定的战略定位，建设成为两个“中心”，必须要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逐渐形成具有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及合理的产业结构。在全球碳约束趋紧、全球碳治理制度化框架逐渐形成的背景下，实现由能源资源消耗粗放型的高碳发展向能源清洁高效集约利用的低碳发展的亮丽转型。要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上海未来发展将面临以下挑战和机遇。

科技是一种可能

已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去阐释现代文明就是科技的文明，现代社会就是科学技术的“博览会”的事实，也不需要太多的具体数字去论证科技的每一次飞跃对人类及人类生活的更新和发展所起的关键性推动作用。然而科技不是上帝，科技也不是圣人，科技给人们实现愿望提供多种可能性，给人类带来幸福并赋予新的人文情怀的同时亦可能被穷奢极欲的欲望驱使跌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