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的诗学:日常镜像与诗歌事境

对"切"的追求,是清代诗学中的突出倾向。"切"的凸显与近世诗歌的日常化趋势有密切的关联,它体现着古典诗歌映照世界的独特方式。这一观念的盛行,更为精细地雕塑了日常化的诗歌风貌。在对现实世界的映照中,"切"蕴藏着丰富的叙事性,并在此基础上促生了诗歌的"事境"。"事境"可视为一种独特的诗境,显示出日常化、片断化、既真实又细碎的特点。"事境"追求真实切近的表达效果,而"切"可视为评价"事境"的一条重要标准。古代存在大量映照日常世界的诗歌,借助"切"与"事境",可以更好地解读这类诗歌,实现对其艺术境界的深入探索。

论古典诗学中的“事境说”

"意境说"并不能包容诗歌的所有特质,在面对古典诗歌注重纪实与叙事的这条传统时,我们应拥有与"意境说"不同的阐释工具。经由明清诗学的酝酿,尤其是翁方纲、方东树等人的运用,"事境说"逐渐得以凸显。"事境说"反映着古典诗学中的一条重要思路,即对"事"这一要素的重视和思考,是古典诗学对"事"的正面应对。以古典诗学中的"事境说"为基础,进而建构"事境说"的现代学术体系,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宋代骈文“应用观”的成型与演进

以骈文为“应用”的观念,在宋人的视野中得到了凸显,成为宋人对骈文的基本定位。伴随着“应用观”的成型,“应用”文章与其他文章的分野变得鲜明,“应用”多用骈体,而其他文章多用散体,由此形成骈散分途的格局。对于“应用”的骈文,宋人存在着“有用”和“无用”这样两极分化的评价,构筑了宋代骈文多维度的价值体系。“应用”是宋人对骈文的重要定位,也是宋代骈文研究的一个关键词。以“应用观”为基础,才能有效实现宋代骈文的深入探究。

新型士人关系网络中的宋代启文

启文是宋代士人在古文运动取得成功后依然保持骈体写作的一种应用文体。就使用频率而言,"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几乎覆盖士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宋代启文的应用语境,是以科举制度和职官选任制度为基础所形成新型士人关系网络。这种新型的士人关系网络直接影响了宋代启文的发展方向及语体选择。宋代启文以应酬为核心功能,礼仪性得到充分强化,并展现着士人阶层所特有的文学才能。同时,宋代启文也深度参与着士人关系网络的建构。启文与士人关系网络之间的微妙互动,折射着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学风貌与人文关怀。

故都临安的形象构建及文学生成:以汪元量诗歌为中心

临安作为“故都”的形象,是在宋亡以后的文学作品中日渐建构起来的。其中,汪元量的创作尤具代表性。对故都的熟稔,令汪元量将临安风景与人事作为重要书写内容。他在降元、旅北与归南三重时空中描绘出流动变化的临安图景,交错着故乡、故宫与故国的复杂情感脉络,并展现出见证、追认与深省的理性思索,塑造着文学中的临安印象与故都记忆。对汪元量的考察,有助于理解故都文学形象的生成机制,拓展都城文学及都城文化的观照视野。

诗与故事的联姻——宋诗中的“传奇”与“志异”

传奇志异诗是以奇人异事为主要题材的诗歌。它们具有相对完整的情节,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会依据基本事实补充合理的想象,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有着很浓厚的传奇、志异色彩。传奇志异诗在宋代得到了突出的发展。宋代诗人对故事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并且注重对"奇"、"异"的凸显,有意识地营构曲折的情节,并发展了代言叙事的故事模式。传奇志异诗在宋代的繁荣,不但直接体现了宋诗叙事性的增强,而且反映着诗歌叙事传统在宋代的新发展。

写作场与文本生成——宋代上梁文叙写方式的形塑与流变

每一种文体都对应着一类"写作场"。"写作场"是一个相对稳定又具有开放性的非实体场域,场内各种因素的变化与互动,塑造着该文体的典型叙写方式。在此观照视角下,宋代上梁文可分为中央型、地方型、私人型三大类别:中央型上梁文拥有奉天承运的宏大叙事与对君主德政的极力颂赞;地方型上梁文乐意展示当地的历史地理与风俗形胜,彰显地方官员或地方精英的功绩;私人型上梁文则形成了自我观照的叙写视角,以对心志品格的表露和对居处生活的想象,拓展了上梁文抒怀言志与精细摹写的层次。

文人趣味与大众趣味的沟通与拉锯——以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为场域

小说评点是一个特殊的场域,评点者、小说和读者构成一个立体流动的三角结构,交错着不同的审美趣味。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对于作品、读者以及作为评点者自己都有所定位,并真实呈现出评点者在雅与俗之间的游走,从而形成了一个连接文人与通俗小说、文人趣味与大众趣味的场域,反映着晚明这一历史时期中文人雅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之间的沟通与拉锯。

事境之活:诚斋体的另一种解读

本文尝试用事境分析的方法来解读杨万里的诚斋体诗歌。认为比起＂意境＂,＂事境＂分析更能展现诚斋体的特色。诚斋体具有鲜活的事境,诗人善于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对动态过程进行细致展开,通过丰富生动的细节营造出一个亲切可感的事境,并在每首诗的独特事境中将诗人的体验交付给读者。事境分析是一种可行的诗歌解读的方式,对于认识古典诗歌叙事传统有积极的意义。

从三分模式到两重标准:《昭昧詹言》的诗歌叙事学

方东树《昭昧詹言》在诗歌叙事批评上有独特贡献。桐城派的学术背景开启了方东树以文法论诗的道路,为其诗歌叙事批评引导了方向。叙、写、议的三分模式,促进了其诗歌叙事批评的成熟。以此为基础,方东树提出诗歌叙事的两重标准,建立起一套成熟圆融的批评体系。古典诗歌叙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在方东树这里实现了新的突破。

“以天下为己任”诗风之开启——北宋景祐三年朋党事件中的诗歌写作及其诗歌史意义

景祐三年(1036年)是北宋诗风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围绕这一年朋党事件的诗歌写作,第一次使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在诗歌中得到了集体性的呈现。"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一方面从整体上复苏了诗歌中的政治讽喻精神,形成了以诗讽喻、以诗议政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促使诗人以超脱的姿态面对仕途起伏,为贬谪诗歌带来了积极达观的面貌,从而将诗歌正式引上了庆历诗风的轨道,并深刻影响着后来诗人的写作。

士人宴饮与南宋致语书写方式的生成

致语在南宋士人社会中承载着重要意义。以官场交际为底色的士人宴饮,是致语最主要的应用场合。这一场合以士人交往为内里实质,以休闲娱乐为外在呈现,促成了致语以颂扬宾客、渲染气氛为核心的写作模式。在颂扬宾客的部分,作者倾向于采用为人、为政与为文相结合的颂扬结构,并引入现在、过去与将来的历时脉络,以实现对宾客的全方位赞美。在渲染气氛的部分,则凭借优美的场景描绘与巧妙的诗词融裁,营造清新文雅、诗酒风流的整体氛围。从文学的层面说,思致绵密、文采斐然的致语,使恭维得以成为一门艺术;从文化层面说,致语是士人知识修养与文学能力的鲜明体现,充当着群体认同的纽带,并折射着南宋士人的生存方式与价值取向。

窗外之梅 窗内之书——论宋诗新原质“梅”、“窗”、“书”之人文品格

每个时代的诗歌都有属于自己的新原质。诗歌新原质是凝聚了时代精神并在诗化后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诗歌意象。梅、窗和书是宋诗新原质的典型代表。它们在宋代文化背景中产生,同时又在与文化的不断对话中开掘出广阔的意蕴,以鲜明的人文品格成为宋诗内在特质的形象写照。

选择学问与追求人生

在这样一个注重商品和价值的社会里．选择学术似乎越来越需要勇气和执著了。尤其对于中文、历史、哲学一类的人文学科．能坚持将学问做下去的人实在令人佩服。据说上个世纪的80年代．北大中文系一个班里有十几、二十几位高考状元．而现在的巾文系似乎要隔上几年才能争取到一两个状元．如今的状元们多半选择光华管理学院.

2018年唐宋散文研究综览

近几年来,随着唐宋研究日趋深入和文体学的不断发展,唐宋散文研究呈现出持续升温的总体态势。2018年的唐宋散文研究正处于此种升温态势中。从广度上看,研究论文极多,涉及各种散文类型,包括众多散文作者;从深度上看,散文之概念、各体散文之功能与特征、散文与其他文体之关系等诸多问题都得到了持续的关注和讨论。为把握当前散文研究的基本动态,本文尝试对2018年唐宋散文研究做一概观式描述。“散文”取“大散文”概念,将古文、骈文、赋以及其他具有一定文学价值的经史子部著述皆含括在内。2018年唐宋散文研究成果包括专著、论文、学术会议等方面。其中以论文数量最多,为便于梳理,故将论文中几大重点拎出,分别陈述。限于学力与眼界,难免遗珠之憾,祈望师友海涵。

宋代骈文研究的基本问题与考察路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骈文文体研究”结项心得

宋代骈文拥有独特的风格面貌与个性气质,与六朝隋唐骈文存在显著不同。对宋代骈文展开研究,应凭借当代学术话语鲜明揭示其个性气质,并解释造就这种个性气质的内在原因,形成对宋代骈文既准确又生动的立体认知。为实现这一目的,需从文体角度切入,回归历史语境,保持动态观照的视角,对宋代骈文文体的应用场域与书写方式作细致观察及综合把握。

北宋表文嬗变轨迹述略

表文是宋代骈文中极具代表性的文体,推动着宋代骈文新风的形成。北宋表文写作存在三类基本倾向:第一类注重词采,如杨亿、二宋等;第二类注重事功,如张咏、范仲淹等;第三类则为前两类的折中,词采、事功皆不偏废,如王禹偁、欧阳修等。其中欧阳修是关键人物,以其独特的骈散融通方式引领了表文创作新风。欧阳修之后的王安石、苏轼等人,则以更精进的技巧、更多样化的艺术实践进一步推动了表文发展,终使宋代表文昭明心曲、明畅通达的总体风貌得以定型。

从“意象”到“事象”:叙事视野中的唐宋诗转型

学界现有的"意象"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围绕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建立起来的,因而"意象"说在面对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传统时往往陷入困境。这也是"意象"说、"意境"说尤其适宜于解释唐诗,却与宋诗品质不尽相合的重要原因。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叙事脉络中的重要阶段,宋诗发展了"事象"的表现形式,提取与事相关的要素,以呈现动态的、历时的行为和现象;并通过"事象"营造出"事境",在每一个独特的事境中传达多元而充满变化的复杂体验,进而实现诗歌主旨的表达。以宋诗为代表提炼出来的"事象"与"事境",可以用于建构古代叙事诗学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深入认识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进而全面认识中国古典诗歌的本质特色。

宋诗纪事的发达与宋代诗学的叙事性转向

以诗纪事、以纪事论诗,这是宋代诗学中十分常见的现象。"纪事"作为古典叙事诗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是在宋代诗学中被建构起来。这种诗歌观念和创作实践的背后,隐含着宋代诗学对于诗歌叙事的新认识。对诗歌纪事的重视、以及对诗歌纪事的深入探讨,不但发展了诗歌叙事的表现形式,而且开拓了叙事的审美观照视角,提升了叙事在宋代诗学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唐诗以抒情为主流的诗学模式,促进了宋诗审美独特性的形成。

论宋代骈体王言的政治功能与文学选择

"王言"是中国古代政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承担着特定的政治功能,并且需要相应的文学形式以实现其功能。宋代骈体王言是一种"被需要"的文学,是被宋代政治文化所呼唤的文学表达形式。"制式化"的撰写模式,映射着宋王朝对于政治权力的设想和建构;"得体"的要求体现了政治语境对王言文学表现的制约;"典重"是在政治语境制约中形成的文体风格。宋代骈体王言颇为有效地实现了文学形式与政治运作的有机结合。研究宋代骈体王言,可以深入理解"文"与"用"之间的复杂关系,审视文学审美形式如何被政治权力所需要、以及政治企图如何借助文学审美形式来实现。宋代骈体王言作为应用性美文的突出代表,为重新思考古代应用文体、古代文学的应用性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