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异记·王维》本事考论

《集异记·王维》描写了王维夤缘干进之事,此事的真伪颇有争议。经傅璇琮考证,与王维竞争进士及第的张九皋早已明经及第,萧昕为张九皋写的神道碑亦没有记载他再次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现在学界虽对此考证有所质疑,但说服力不足。因此,与王维竞争进士及第的应不是张九皋,不过也不可仅凭小说中的一处讹误否定小说所述的全部内容。《集异记·王维》本事在后世流传甚广,后代文人认为王维夤缘干进之事对王维来说是奇耻大辱,但唐人却津津乐道,不以为意,这样的反差是因为唐代士人的行卷、请谒之风与帝王权贵爱乐、重乐之习。王维攀附权贵以求功名的做法在唐人眼中并无不当之处,王维扮伶人献新曲获得公主赏识的方式在唐人心中也只有对其音乐才华的称赏。

论《三国演义》中的“天命”之美

《三国演义》中作者着力描绘的人物身死、战争失利、王朝灭亡的悲剧图景为我们呈现了"命由天定,天命难违"的天命观。而此天命观蕴含着"朝代更迭,分合有数"的规律之美,"明主贤相,忠臣良将"的遗憾之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之美。《三国演义》中的天命观在展现以上美学意味的同时,也推进了传统天命观由"天行有常"向"人定胜天"的过渡演变。

论《三国演义》中方术的作用

《三国演义》中的方术描写为人物命运、战争成败、王朝更迭设下层层伏笔,与此同时方术描写在贯通小说情节、完善行文逻辑方面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将道德教化融合在方术的描写的过程中,并通过主要人物诸葛亮运用各种方术彰显出作者的政治理想。

论金人王寂题山水画诗

王寂是金中期题画诗现存数量最多的诗人。按照题画对象,他的题画诗大致可分为题山水、题花鸟、题人物三大类,其中以题山水类诗居多。金代画家多师法北宋名家,承北宋文人画重写意之风。王寂的画论观也表现出重写意的特点,其题山水画诗以传神写意为审美追求,注重画境的再创造。他的题画模式一般表现为援画入诗、借画发挥,将自己的观画感受与人生感怀融入其中,呈现出重写意的特点。语言风格多样,七言古诗多以赋法为之,语词清丽恣肆;七言绝句多以白描绘景,诗词平易简淡。王寂在题山水画诗中常常由观画而观己,感发于画面之景,兴寄其对山林丘壑的向往与倦仕归隐情怀。

志怪、志人小说的现实化:对唐传奇文体演进的一种描述——现实视域下志怪、志人小说至唐传奇的文体演进论

以现实为视域,志怪、志人小说的文体演进可以概括为志怪、志人小说的现实化。唐传奇之所以能够实现文体独立与小说作者对于现实开掘与理解的深刻转变密不可分。志怪小说至唐传奇,描写的内容由想象为基础的幻想世界之朦胧逐渐过渡到以现实为参照的虚构世界之清晰,描摹的对象由鬼神怪异为绝对主体间杂少量具有超现实色彩的历史人物演化为现实中奇人异士与人情化鬼神怪异并行,作者的创作原则由以幻为基础的"实录"转变为以幻为基础的寄实和以实为基础的虚构共存;志人小说至唐传奇,创作理念由重理轻情变为情理并重,人物塑造由一种人物特点的刻画变为多重品性的揭示。在志怪、志人小说的现实融合过程中,肃宗的"黜华用实"主张、中唐儒学的复兴与小说创作观念的变化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新版电视剧《三国》情节设计艺术的思考

新版电视剧《三国》的情节设计体现出还原史实,迎合民众的创作倾向。颠覆性的人物形象与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元素使新版《三国》获得收视方面的成功,而成绩的背后也存在着人物形象定位不明、情节设计舍本逐末的隐忧。

王庭筠文学交游研究

王庭筠作为金代渤海遗裔中文学地位最高的文人,不仅是遗裔群体的文学领导者,更是金中期文坛的文学巨公。王庭筠凭借深厚的文学功底与当朝名士交游唱和,留下不少诗文作品。其交游方式主要有三种:游览胜景、扈从游猎和书画会友。王庭筠等一众金中期文人游览胜景的目的与金初期文人有所不同,不再是单纯地出于个人兴趣爱好,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交游目的具有一定的功利性。金世宗、金章宗多次秋山围猎,王庭筠与扈从的官员交游唱和,有佳作传世。难能可贵的是,王庭筠创作的应制诗暗含讽谏,超凡脱俗。书画会友的交游方式不但体现了王庭筠的书画才能,且凸显了其才能之下所隐藏的淡泊胸襟和隐逸情怀。

地理景观、时空模式与情感内涵——王庭筠诗歌的文学地理学解读

王庭筠是金中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家之一。他的创作中有许多描写自然景观的诗歌,涉及大量的自然地理景观与人文地理景观,且相互杂糅、相映成趣。同时,这些地理景观在不同的诗歌时空模式中有不同的表现。自然地理景观在四种诗歌时空模式中都有相应的呈现,而人文地理景观只在时空单一的时空模式中出现。诗歌中多样化的地理景观与不同的时空组合模式也传达出诗人不同的情感内涵。时空单一的时空结构主要表达热爱自然之情,其他时空结构模式主要抒发思友怀乡、物是人非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