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感与亲社会倾向:自我获益的中介和情境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基于情境聚焦理论探讨权力感与亲社会倾向的关系,以及自我获益和情境所起的作用。两项研究通过测量一般权力感(研究1,N=271)和启动权力感(研究2,N=139名),考察权力感在不同情境(合作vs.竞争)中的亲社会倾向。结果发现:自我获益在权力感与亲社会倾向之间存在中介作用,竞争合作情境能够调节权力感与自我获益的关系从而影响亲社会倾向,在竞争下,高权者感知到更少获益,表现出更少的亲社会倾向,在合作情境下则相反。

权力感与助人行为:社会距离的中介和责任感的调节

本研究通过两个子研究考察权力感对助人行为的影响,及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与责任感的调节作用。研究1通过问卷法考察权力感与助人行为意愿的关系,并检验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研究2通过实验法检验权力感对助人行为的影响,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及责任感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权力感以社会距离为中介,抑制助人行为;责任感能调节权力感的直接效应,控制条件下权力感抑制助人行为,责任增强条件下权力感的影响不显著。

群体身份的社会医治之路：流动儿童研究与应用

对个体而言,群体身份上附着着情感价值和自我意义,对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而在流动性的社会中,群体身份的转换更为频繁,成为必须应对的问题。本综述主要基于群体身份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探讨了如何通过增强群体身份应对生活变迁,即提出利用群体身份的社会医治之路,并且以流动儿童为例,论述了群体身份对其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在教育安置中的应用。

共同内群体认同与群际帮助意愿:群际威胁的中介作用

研究旨在探讨共同内群体认同对总体群际帮助意愿的预测作用,以及群际威胁(现实威胁、象征威胁、消极刻板印象)的中介效应,对于愿意提供群际帮助的被试,进一步考察共同内群体认同、群际威胁和自主定向帮助意愿的关系。研究对226名混合学校中的本地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共同内群体认同与现实威胁和消极刻板印象极其显著负相关,与象征威胁相关不显著;(2)共同内群体认同对总体群际帮助意愿存在积极的预测作用,当进一步考察帮助意愿的类型时,共同内群体认同能够正向预测自主定向帮助意愿;(3)现实威胁在共同内群体认同与总体群际帮助意愿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当进一步考察帮助意愿的类型时,现实威胁和消极刻板印象在共同内群体认同与自主定向帮助意愿的关系中发挥多重中介作用。

价值观对政府信任与矿业开发态度关系的调节作用

目的:考察政府信任与矿业开发态度之间的关系,并探索价值观的调节作用。方法:用问卷法对非矿区居民的政府信任、矿业开发态度和价值观进行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595份,其中男性292名,女性303名,平均年龄为35岁,标准差为9.87。结果:公众政府信任处于中等水平,与年龄显著正相关;对矿业开发持中立略偏向接受的态度;政府信任对矿业开发态度有正向的预测作用。价值观能够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利己主义价值观和利他主义价值观能够增强政府信任的预测作用,生态主义价值观会减弱这一预测作用。

《大明一统志》的书坊刊刻及其利用情况

《大明一统志》是明朝官修的地理总志,其版本除内府本及尚未确定刊刻地的万寿堂本之外,其余几个版本皆是福建建阳书坊所刊刻。文章将对福建建阳书坊刊刻《大明一统志》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将人们对《大明一统志》的利用情况进行阐述。

刻板印象威胁对城市出生流动儿童认知表现的积极效应及机制

本研究通过两个子研究考察刻板印象威胁对城市出生流动儿童认知任务表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1考察刻板印象威对城市出生流动儿童认知任务表现的影响。研究2考察专注与自尊在刻板印象威胁影响认知任务表现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刻板印象威胁正向预测认知任务表现,而自尊调节专注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刻板印象威胁通过提升专注促进低自尊儿童认知任务的表现;专注的中介作用在高自尊儿童中不显著。

《大明一统志》的影响及评价——由日本藏《大明一统志》引发的思考

日本是海外收藏中国地方志最多的国家之一,其收藏的《大明一统志》与其他方志相比,版本之全、数量之多是非常明显的,而《大明一统志》的体例对日本方志也有很大的影响,可见日本收藏《大明一统志》的重要性。由此问题引发了关于《大明一统志》的影响及评价的一些思考,其对地方志编纂的影响,以及它蕴含的大一统的编修理念,丰富的史料价值都值得我们正确的认识、评价它,并对它进行充分研究和利用。

關於《論語集解義疏》流傳的三個問題

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十卷在乾隆年間由商人汪鵬自日本帶回國後,一者上四庫館,被收入《四庫全書》,又通過武英殿刊行(在乾隆五十二年),備受重視;一者曾被刻入《知不足齋叢書》,流傳更廣。關於此書流傳的研究目前雖已取得不少成果1,但是其流傳過程中的一些細節問題仍有探討之必要。

晚明书籍编纂“鉴定”考述——以陈子龙编纂活动中鉴定者为例

明代出版业繁盛,特别是晚明时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出版的极盛时代。这一时期书籍著作方式也因此逐渐丰富,呈现出多样化态势。除传统的书籍署名方式外,晚明时期还出现了鉴定、评阅、校订、订定等新型署名方式。这些新型署名方式在书籍编纂活动中是不同侧重的体现,但在商业出版中的功能与效应大体一致。鉴定在这些署名方式中是一种值得研究探讨的著作方式,它的出现是因为以坊刻为主体的商业出版的空前繁荣,同时也是图书编纂活动中有名望参与者出资出力的呈现形式。这一署名方式在商业出版中起到了广告宣传效用,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繁荣的具体体现。

明中后期总集编纂研究

明中后期总集的编纂是明末出版业的重要一环,其编纂原因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科举、文学等息息相关,而其编纂模式往往体现为:主编统筹,众人合力参与。总集编纂的资料来源有多种方式,包括编纂者私人收藏、托朋友搜集、购买等。总集编纂具有连续性、计划性与组织性等鲜明的特点,对当世及后世影响深远。

《大明一统志》编纂人员及“大明一统志表”分析

《大明一统志》是明朝官修的一部全国性总志。其编纂人员的选人标准是"纂修专选进士"。新材料的发掘,可补充一名未被提到的湘阴籍催纂官宋敏。现在流通的成书后李贤所进"大明一统志表"与新发现邱浚文集中的"进大明一统志表"对比,表明邱浚表是底本,流通表是在邱浚表之上改定的。

西欧国家文博政策及行业发展研究——以法国、德国、西班牙为例

法国、德国、西班牙作为西欧极具文化影响力的国家,其博物馆数量众多,藏品质量较高,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三个国家的博物馆建设均受到政府支持,并根据本国的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形成了相应的管理模式、制定了符合各自战略需求的文博政策。在博物馆的发展理念上,三个国家也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强调博物馆的公共性、教育性、创新性和社会性。本文将以法、德、西三国为例,分析三个国家的文博政策及行业现状、特色及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文博行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推动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全国博物馆馆长论坛综述

2023年12月22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全国博物馆馆长论坛”。与会馆长回应时代关切,就“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博物馆文化使命”“智慧博物馆建设”“中国特色博物馆学理论建设”三个分论题展开交流,对新时代中国博物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热烈讨论,进一步明确博物馆的职责使命,为推动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作出积极贡献。

论题:明清民间社会的“书籍之交”

张升教授：学界对中国古代图书的商业流通研究较多,而对非商业流通研究较少。与西方将商品性当作书籍的第一要义不同,中国传统士大夫更愿意将书籍看作为文化、身份的象征,用来阅读、收藏乃至送礼、求名等。可以说,中国古代相当多的书都不是为了买卖而出版的。与此相应,古代书籍流通中非商业性流通比重较大,如传抄、赠书等。促使非商业性流通普遍存在的原因很多,例如,士大夫之间的私人交往多,赠书、相互传抄比较普遍,抄书便宜、方便迅捷,书价一直偏高,商业流通渠道不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