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互构:“村改居”政策“变通式落实”的实践逻辑——基于Z街道“村改居”的案例分析

在快速推进城市化战略的背景下,浙江省Y市Z街道"村改居"实践试图通过政经分离、同城同权和农民市民化等政策落实,实现基层管理体制转换、公共服务模式变革和人的城镇化的政策理想。然而,由于"村改居"政策的"变通式落实",实践中呈现出社区体制转变不力、城乡公共服务分配不均、农民市民化角色认同混乱等现实困境。这一"制度变迁悖论"可以置于"国家与社会互构"的理论框架中加以分析,并形成相互依存的两种阐释机制:从国家的分级治理机制来看,国家权威及其强制性、地方政府对制度成本的考量、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以及基层组织的"悬浮式治理"是"村改居"政策"变通式落实"的重要力量;从社会约束机制来看,居民的自组织化程度不高、表达渠道不畅以及"文化堕距"导致农民市民化角色转换滞后等则是社区居民在利益受损情况下"集体不作为"的主要因素。

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消费者权力的提升--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消费者赋权

将消费者权力的递升置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加以考察,不难发现,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极大地提升了消费者的自主性权力。当前,“互联网+消费社会”的双向建构已成为21世纪社会发展模式和日常生活方式的主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消费者的生活际遇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信息权力是消费者的基础权力,信息供给成为消费者赋权的基础,在这一情势下,消费者赋权的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既包括消费者自我赋权、市场(企业)给消费者赋权,也表现为消费者联盟、消费者社群为消费者赋权。

弱者的“新武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消费者增权——以一个手机游戏的消费抗争事件为例

消费者在与商家的市场博弈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而移动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为其实现增权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手机游戏社群场域中,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利用移动互联网这一“新武器”实现利益表达,最终影响和改变商家决策。这一过程与机制具体表现为:消费者基于弱者之间的身份认同,进行原子化个体及其力量的社会性建构,为增权创造了前提;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超常的粘合能力,通过消费者之间的缺场交往,实现了弱者的迅速汇集,形成了庞大的抗争力量;在具有流动性、交互性的互联网空间中,网络意见领袖对普通网民感性化的观点和评价进行理性整合,逐渐形成明确的立场和诉求。在此基础上,消费者展现出一系列积极的、感性的表演式抗争剧目,以一股自下而上的强大的网络力量,影响和改变商家的决策,实现了消费者权力的提增。

从大学生“非转农”现象看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

本文以浙江省各地市农村籍大学毕业生"非转农"现象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一现象的基本特征和形成原因。认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同样重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导向人户一致的一元化管理;促进户口功能纯粹化,剥离利益衍生物;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这一现象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非转农”现象并非真的“逆城市化”

在各地如火如荼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际，一股疑似“逆城市化”的暗潮悄然出现：随着大学毕业生近年来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越来越多的农村籍毕业生将户口迁回农村，即实现“非转农”。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 对于中国人而言，户口、户籍或许是烙在每个人社会身份上的最深印痕。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社会资源不是由市场来决定，而是由政府根据城乡分割管理的原则进行配置。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明确规定，城乡两部分居民客观上存在不同的社会身份。拥有城镇户籍的居民获得较好的资源，享有教育、补贴、劳保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医疗、教育和失业保障等各方面的优厚权利和待遇，农村户籍的农民则较难均等化获得这些资源。半个多世纪以来，依附在户籍政策上的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制度差别，可以说是引起社会不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国家宏观因素如何影响社区和自愿组织中社会网络关系的产生

研究者一直担心人们之间的社会网络连接可能会减少。他们尤其担心一直以来被视为民主国家融合基础的市民社会的结构、社区和自愿组织中的社会连接关系将会减少。很明显,个人层面的互联网使用与关系联结的减少并无关联。本文主要想探究互联网普及率和其他国家特征等宏观层面上的因素是如何影响社区和自愿组织中的社会连接关系的。我们利用2001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数据,检验了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变量(不平等、国民财富、城市化和互联网普及率)是如何影响社区与自愿组织这两个互动中心产生关系联结的可能性,而它们正是市民文化发展的关键。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几乎没有宏观层面的特征因素影响邻里关系的建立。不平等降低了自愿组织内产生关系的可能性,而互联网普及率实际增加了这一可能性。阶层结构居中调节了互联网普及率对于自愿组织中关系产生的一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