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占区以粮食为中心的南北物资交流初探

抗战时期日本在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政策,同时为整合资源,积极推动南北物资交流。华北是日本三角贸易的重要环节,也是日本重要的国防资源基地。这决定了日本的南北物资交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以华中的粮食与物资支援华北的“开发”。但华中的“维新政府”与汪精卫政府对南北物资交流则比较冷淡。

抗战时期南通日伪米粮统制探析

学界对日伪在华中的米粮统制之研究较深入,但多停留在政策层面,具体执行情况鲜有涉及。文章在深入发掘南通地方档案的基础上,深入考察日占前期南通的米粮统制,着重分析南通支社在米粮统制中所扮演的角色。

抗战时期日伪县级政权财政初探——以江苏南通为例

目前对抗战时期日伪地方政权财政的研究是个盲点。抗战时期,日伪南通地方财政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演变的背后是地方政权主导群体的更替。从收入结构与支出结构来看,日伪南通地方财政是典型的维持型财政,入不敷出,收入大部来自非正常收入,支出大部分用于维持政权运转,当局在地方公共事务中鲜有作为。这些情况揭示了当时的日伪县级政权并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社会,也凸显了其合法性之阙如。

抗战时期日伪“中国合作社”初探——以南通支社为个案

"中国合作社"是抗战时期活跃在日占区的合作社组织。学术界对这一组织的研究尚付诸阙如。南通支社是以薛郢生为首的日伪南通地方当局奉命成立,业务受当地日军特务机关的指导。但在实际运作中,南通支社与"中国合作社"关系疏远,不论在人事还是业务上,它都受到南通地方伪政权以及地方集团的掌控,成为其控制地方经济的工具。

1938—1939年大生纺织公司对日本“军管理”的应对

"军管理"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沦陷区内逼迫华资企业与之合作,进而劫夺企业产权或控制权的重要工具,是沦陷区内华资企业无法回避的难题。1938年3月至1939年3月期间,大生纺织公司在沦陷状态下以抵押经营的方式复工并维持生产,顽强抵抗了日方以"军管理"威迫"合作"来"合法"劫夺大生产权的图谋,是当时日占区内华资企业中较为罕见的特例。大生之所以能成功抗拒日军压力长达一年之久,一是因为大生在南通经济社会中的基石地位令日方对其投鼠忌器;二是因为陈葆初等南通绅商在日伪及地方当局复杂关系中的灵活应对。由此可见,企业的战争应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