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融合的基础——与凯斯特洛特与巴尼奥利文章的对话

受凯斯特洛特和巴尼奥利两位学者合著文章的启发,提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融合有3个基础:1)两个学术群体面对的本体论需要接近;2)两个学术群体彼此包容对方的方法论;3)科研运行组织方式有利融合。为了更好地论证作者提出的3个融合基础,文章选用“北京中心城区色彩管控案例”作为例证,将这3个基础不存在的状态下,自然地理学者和人文地理学者面对这个实际问题时会采纳的差异性研究路径,以及渐行渐远的趋势。

摩洛哥乌里凯谷的村庄

2023年10月底,我来到摩洛哥古城马拉喀什参加中欧旅游学术论坛。入境时签证官问:“你的入境目的是什么?”我回答:“参加中欧旅游学术论坛。”签证官反问:“中欧旅游学术论坛与摩洛哥有什么关系?”这让我一愣,回答颇费口舌。

基于GIS的农用地连片性分析及其在基本农田保护规划中的应用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问题,以往主要考虑数量、用途、质量和位置等因素。该文提出农用地连片性的概念,即同一质量范围(同一等级,或某一等级以上,或某等级区间内)的农用地地块相连程度。力图以之判断优质集中农用地的空间分布,并提议将此概念纳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确定程序中。国内外有关连片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景观生态学领域,国内也有文章涉及到耕地连片程度的问题,但在数学方法和理论上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该文结合农用地分等成果,设计了3种农用地连片性的计算方法:空间相连性计算法、模糊纹理定量方法、基本农田保护指数方法,并以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为例,采用空间相连性计算法,在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支持下,计算了不同约束条件下基本农田划定的空间范围,从而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实例研究表明,此方法的应用具有3个优点:1)连片的面积不再有最小和最大极限;2)连片的土地不限于零距离的相连;3)连片土地的质量等别可以自定义调整。

行为地理与城市旅游线路设计——以苏州一日游线路设计为例

行为地理学在研究人们的空间行为时强调个体之间的差异。旅游产品消费过程得到的效用满足也是以个体来衡量的。由于旅游线路是旅游产品之一 ,因此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是设计更多的旅游线路产品 ,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旅游需要。本文以苏州游客调查资料为基础 ,并设计了显示旅游群体线路选择差异性的指标TRDI,通过计算苏州城市旅游中 ,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职业人群的TRDI,分析不同群体旅游线路选择的多样性差异。而后提出中观尺度上旅游线路设计的基本理念及评价方法 ,从而为旅游业经营单位设计旅游线路和旅游者选择适当的旅游线路产品提出建设性的方案。

景观表征权力与地方文化演替的关系——以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景观改造为例

城市内部各个地方的景观是其文化的可视载体,由于它们具有空间的相对固定性,因此也是文化地理学研究地方文化的主要观察对象。本文采纳新文化地理学的观点,即关注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景观的意义及其变化,并力图挖掘影响这些变化的动力,进而揭示影响地方文化演变的动力。文化景观具有传播文化符号的功能,因此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文本"。在商业区改建过程中,设计建造者借助这些文本,再度表达出其背后的意义,这种再度表达的过程就是传播学中的表征,也称为再现。本研究通过景观调查方法以及访谈方法,分析了该传统商业区景观在改造前后文化表征的变化,以及表征权力的变化。本文结论有三方面:①该商业区改造后新的景观表征多以北京文化符号替代了老商业区的文化符号。②这种替代的负面结果是不利于加强老商业区居民的地方认同,同时削弱了城市内部文化的多元性。③政府协同规划师在景观表征上具有绝对的权力,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文化的"原真性"。因此本文建议在老城区改造中,尽力挖掘地方独特文化,给予当地人更多的文化表征权力。

“地方”概念对人文地理学各分支意义的辨识

地方是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当文化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交叉时,"地方"则为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提供了分析的基础。本文结合英美地理学刊物中若干涉及"地方"研究的文章,挖掘了地方的概念和内涵,以期对人文地理学诸分支提供学术支撑。本文的结论是:地方研究可支撑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和制度转向的研究;支撑区域地理学地方营销和旅游地理学旅游目的地营销的研究;支撑城市地理学公众参与式城市规划方案的制定;支撑政治地理学的选区策略制定。因此,"地方"作为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其存在意义是为其他学科提供学术营养,同时,文化地理学对地方的研究也可以使得文化地理学的社会应用能力更强。

KFC在北京城区的空间扩散模型

文化扩散是文化地理学和传播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以往关于文化扩散的模型多以时间为主要变量,少以空间位置作为变量。文化地理学更关注有空间变量的模型。本文以美国肯德基炸鸡连锁店(KFC)为例,分析外来连锁消费企业在北京城区的空间扩散。KFC的扩散属于扩展扩散,该类扩散对目的地的要求高于迁移扩散,而北京为KFC早期的进入提供了社会基础。以KFC总部提供的数据建立了刻画扩散过程的数学模型,以期对以往研究有所补足。研究发现KFC不是按商业中心地等级扩散的,因此以商业中心地等级为基础设计了6级扩散环。以环级数、极半径作为空间变量的建模尝试均不理想;以极角度作为空间变量的模型通过检验。研究结论为:①极半径、极角度和扩散环是以往扩散模型中没有使用过的空间变量,且极角度模型通过了检验。②所建模型可为中档大众消费连锁式餐饮企业在大都市内部的布局提供一种决策参考,即中心扩散应强于周边扩散,但方位上差别不明显。③KFC扩散主要受经济规律控制。本文的不足是把扩散环级作为静态的空间基础,同时也没考虑同一商圈内其他同类快餐连锁店的竞争关系。本研究因数据局限模型变量较少。

北京城区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文化产业空间分布是从空间的角度发现、解释文化产业的空间分布规律,属于文化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根据最新一期的北京基本单位调查数据,利用罗伦兹曲线、集中化程度指数、文化企业年产值的等值线图来刻画北京城区范围内文化产业现有空间分布状况。经过分析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其一,北京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明显,主要集中在四环以内;其二,文化产业内各行业的集聚中心各不相同;其三,文化企业更多地分布在城区北部。尝试对形成上述分布特征的原因作出解释,并利用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的理论对现实进行了分析。

日本新国土规划与地方规划的相互关系

1998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第五次国土规划——《2 1世纪的宏伟蓝图》,该规划是在国际上日益重视环境与人类协调发展的背景下 ,根据日本后工业化社会的特点制定的。该国土规划制定了国家在 2 1世纪前 1 0～ 1 5年发展的方针政策和目标。通过介绍、分析日本第五次国土规划与地方政府规划中的内容及联系 ,总结出日本国土规划与地方规划的相互关系 ,旨在对中国国家和地方规划的制定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北京郊区化进程中人口分布与大中型商场布局的互动

北京市目前正处于城市郊区化的初期,文章借助沃尔克人口重心和洛伦兹曲线,刻画出1991—2000年北京市城区人口分布的变化,并通过人口重心公式的转化使用,计算了同期城区大中型商场分布的变化。研究发现,在北京市由向心集聚型向离心分散型过渡的阶段,城区大中型商场的重心移动与人口重心移动方向基本一致,但是时间上存在大约2年的滞后。这说明人口郊区化对大中型商场分布郊区化有一个正向带动。同时大中型商场重心的偏移对人口的分布也有较大影响。

交通廊道对城市社会空间的侵入作用——以北京市德外大街改造工程为例

城市社会空间是城市规划和城市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城市实体结构是城市社会空间的重要影响因子 ,而城市交通廊道又是最活跃的一种城市实体要素。交通廊道对城市社会空间的作用有侵入、隔离、接替等。本文以北京市德外大街改造工程为例 ,分析交通廊道对所经过的社会空间的影响。就其理论意义而言 ,从一个侧面挖掘了美国地理学家莫迪“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中城市实体层面对社会空间层面的作用机制 ,即交通廊道是通过切断社会空间关联来影响所经社会空间的。就其实践意义而言 ,提出在城市大型交通廊道建设中 ,应该注意保持城市居民生活基本空间单元的完整性。同时指出城市社会空间是一个有机体 ,不同类型的城市社会空间单元在适应实体空间变化上存在差异性。帕森斯的AGIL理论可以解释德外社区为什么可以积极地适应交通廊道的侵入。

地上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评价对古都文化空间格局保护的作用——以北京市西城区为个案研究区域

地上不可移动文物属于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文化景观,同时也是城市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本文以北京西城区地上不可移动文物资源为研究对象,借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它们的相对价值。并利用资源经济学中的若干资产价值确定方法,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计算地上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的绝对价值。通过层次分析法的分析计算,作者发现在西城地上不可移动文物资源中,价值相对突出的是西城区以水体为核心景观的园林文物资源,而且这些园林的正外部效益也是最大的。本文为西城区“文化兴区战略”提出了空间规划上的建议,即以南海、中海、北海、什刹海一系水体为依托,营造“都城水景文脉”。

地方性对地理标识性产品垄断利润形成的影响——以苏州洞庭碧螺春为例

以地方性理论为切入点,提出历史事件为地方性的来源。在洞庭碧螺春原产地苏州吴中区东山镇和金庭镇(原西山镇)进行访谈调查,了解地方性在洞庭碧螺春生产销售方面的作用。运用级差地租理论和垄断市场理论说明了当地通过占据历史事件发生地的"地方性"而获得了级差地租和垄断利润。研究结论为:1历史事件和传说具有空间不可移动性,可以成为形成级差地租的因素。2历史传说赋予地理标识产品的质量无法通过理化手段测量,因此会出现原产地之外的茶叶假冒当地茶叶销售获利。派生的建议是当地政府需要加强对地理标识产品的宣传及法律保护。

记忆空间表达及其传承研究——以北京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为例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作为记忆空间,与非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区别之一是它承载着更多的集体记忆。这个集体不但是居住或工作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人,还包括居住在历史文化保护区之外的人们。在这个逻辑下,城市才能将纳税人的钱投入到历史文化保护区上。以北京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为案例研究区域,分析了权威性和非权威性记忆空间、集体和个人记忆空间的表达和传承,分析了这两种空间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方案制定的参考意义和局限。文章用地理学的尺度转换理论解释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最后基于非表征理论,提出在历史文化保护区记忆活化的过程中,首先要打通权威记忆素材和个体记忆素材之间的界线,这样才能为个体记忆上升为集体记忆铺平道路。

乡村公共空间与乡村文化建设——以河北唐山乡村公共空间为例

乡村聚落中的公共空间是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随着乡村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乡村公共空间也在发生变化。本文以河北唐山为调查区域,抽样调查分析了当地乡村生活与公共空间的分布特点。即虽然乡村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是大多数乡村公共空间还是分布在必需性活动场所及其附近,并以两三种活动复合在同一地点为主,良好的环境和设施是附加性的分布影响因素。同时,本文归纳了公共空间活动的人员结构和组织特征,进而分析了政府、村委会、核心人物在乡村公共空间中作用。

中国民间寺庙:一种文化景观的研究

以往的大多数文化景观研究主要集中于聚落的格局、土地划分格局和建筑这三方面。关于前者,现已有聚落地理学或者乡村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专门涉及,而中者则构成经济地理学或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只有建筑成为文化景观中最主要也最易见的部分,我们所研究的民间寺庙便是中国传统社会甚至现代社会中独具特色、但却十分常见的一种建筑。我们之所以挑选这样一种民间宗教信仰建筑作为本文主题,是由于我们认为,该种建筑确是中国下层社会(甚至包括上层社会的部分)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现代地理学已经彻底抛弃了那种只注重空间,而把时间这一尺度留给历史学的片面做法。而文化景观恰恰表现了时间留给空间的印痕,正如乔丹和罗文垂所说,“

北京城区广场分布、辐射及其文化生产空间差异浅析

广场是城市文化活动的重要载体,是城市中重要的文化生产空间。文章首先选择北京城区广场作为研究对象,首先调查了三级广场的分布状况,结合人口分布对广场分布进行了评价;其次调查了北京城区一个典型剖面上的4个广场,用格林方法确定了4个广场之间的空间分割点,并依据对广场活动者的调查,确定了每个广场的空间辐射范围的平面形态,从而确定了这4个广场文化生产空间的大致范围;第三,调查了广场的文化活动类型,并将活动类型的差异与城市文化空间的圈层进行了比较,从而解释了广场文化产生差异的原因。结论是,城市广场的建设属于城市实体空间建设的一种形式,它是人们自觉的、理性的行动,本着公平的原则建设广场,将使城市各个地方的居民具有依托广场开展文化活动的可能,并借助广场创造城市新的多元的文化。

北京老城商业空间演替过程研究——以1996年到2006年内城南北剖线变化为例

城市商业空间变化是城市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城市的发展,其老城不再是城市唯一的商业区和商务区布局地。在唯一性地位丧失后,老城的商业空间特性将发生变化。本研究选择北京老城的一条南北剖线进行实地调查和历史资料整理。结果显示,1996到2006年的10年间,商业中心地空间格局发生了演替,同时出现了专门化的商业区。本研究以中心地理论、柔性专门化概念和中心城市演变理论来分析商业空间演替原因。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索用"职能数"划分商业区等级,用同类店的"线密度"划分专门化商业区。本研究的另一探索是用野外景观调查法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①北京老城商业空间的演替可以从商业中心地的覆盖范围变化来分析。自1996到2006年,调查剖线上二等商业中心地的覆盖范围减小,连续的专门化商业区出现。②剖线上中心地格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交通的发展。③柔性专门化布局趋势促使调查线上专门化商业区的出现。城市扩展,城市边缘新型商业业态与老城商业业态的竞争,导致高档专门化商业区向高级商业中心地的靠拢,也顺应了老城高级中心地职能提升的需要。由于数据资料的原因,仅取南北纵向的街面上的店为分析对象。由于未获得各业种在北京城市的分布状况,因此只能绘出剖线附近的中心地等级变化,目前的结论尚不能推断老城其他地区商业空间演替的情况。

非均衡理论在长江三角洲实践之效果分析——转移—份额法的实例应用分析

二战后 ,非均衡理论迅速发展 ,并被各国政府纷纷用之指导其区域规划 ,有的已取得一定成效。本文简要阐述国内外主要的非均衡理论 ,进而分析长江三角洲的经济特点和经济扩散的空间过程 ,并利用转移—份额法分析 2 0世纪 80— 90年代中国实行非均衡战略的效果 ,发现上海这一区域“增长极”的经济发展对全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带动和扩散作用。新的一个世纪即将到来 ,“增长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将依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上海作为一个很好的增长极必将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产业带的发展 ,因此本文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 ,对长江三角洲的产业布局提出一些建议。最后本文讨论了转移—份额法分析问题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