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主义到多维主义:数字时代公共治理的模式变革

治理系统的多维化是数字时代公共治理的新特征。在数字时代,公共治理的数字化不仅提升了治理效能,更形成一种在数字空间中运作、以数据与算法为驱动的新治理形态,而数字空间中治理信号传递方式的差异则塑造新的治理运作模式。具体而言,数字技术从空间、主体、资源三个层面重构了公共治理系统的基本组成,推动“物理-社会-数字”三元空间、“个体-组织-算法”多维主体以及“数据-算法-算力”资源体系的形成。治理系统的多维化将引致治理模式变革,治理过程呈现出跨事务、跨时间、跨地域的立体化转型,并进一步带动治理职能体系的分层与组织结构的动态化变革。公共治理的多维化发展不仅仅是一种可观察的已有现象,它更展现了未来公共治理的潜在形态。

杭州探路“未来社区”

杭州市上城区基于7个省级未来社区试点项目,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初步展现了城乡社区作为共同富裕基本单元的重要内涵。社区是共同富裕建设的微观实践单位。作为社区重要组成部分的老旧小区,往往面临着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滞后、老龄人口多、困难群众比例大等巨大挑战,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现实的社区居住环境、社区公共服务和社区社会关系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张力。

突发公共危机中的政党力量--来自城市基层社区社会动员的案例对比研究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府职能转型的背景下,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一线的基层治理中,在社区社会动员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社科研究本土化、中国化的语境下,本文试图在“国家-社会”框架中拓展对政党维度的思考与应用,并通过案例对比研究揭示突发公共危机背景下政党进行社区社会动员的独特机制:社区党组织主要通过意识形态动员,整合社区各主体间利益、重塑党员和居民对于政党社区工作的价值理性、促进价值融合,进而成功激发党员和居民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积极性。本文还展示出一种新时期基层政党力量与社区自治间的共治共享关系。

数字技术应用与政府创新的双向互构——基于浙江省“三张清单”数字化改革的分析

数字技术应用是政府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动力。在技术与组织关系维度,已有研究或基于“技术决定论”主张数字技术对科层组织的激进影响,或基于“科层规制论”强调科层惯性对数字技术效应的制约。浙江省“三张清单”数字化改革的案例显示,数字技术应用与科层组织形态之间呈现动态的双向互构关系。数字技术应用通过对政府需求、流程规范、权力关系的三重嵌入,在赋能政府的同时引发其内部运行的调适难题,政府因而寻求体制机制创新予以应对,形成“由横到纵”的政府平台化与“调适性协同”的协作矩阵两种新型组织形态。同时,政府组织形态变迁也对数字技术应用产生反作用,体现为对技术深度应用环境与动力的重构。这一研究发现为理解数字时代技术与组织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超越技术赋能:数字化改革中的治理模式重塑何以可能

赋能论、组织变革论、系统论是当前数字治理研究的三种主要视角。赋能论强调数字技术对治理主体的赋能,组织变革论关注数字技术应用所驱动的科层组织变革,而系统论则聚焦数字政府建设中公共治理系统的转型。上述三种视角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但是它们之间的分立限制了数字治理理论的体系性与解释力。以过程性框架整合三类研究视角,数字治理发展可以被解释为从技术赋能到组织变革、再到系统重构的治理模式重塑过程。其中,技术赋能是治理模式重塑的逻辑起点,组织变革是治理模式重塑的触发条件,系统重构是治理模式重塑的政府端结果。三者在时序上的演进以及系统重构后的治理输出,构成了治理模式的重塑。

海南省医药招采价格引导机制创新及成效

有效的药品价格管理,既是医药卫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立健全药品供应体系的重要保障。2021年,海南省创新医药招采价格引导机制,横向获取全国各省市挂网价,纵向比较本省采购价,设置销售和采购行为监测指标,开展实时在线价格分析监测,并对医药企业与医院进行积分考核和信用评价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本文总结海南省医药招采价格引导机制主要做法、创新点及其成效,为医药招采价格引导机制和信用评价制度政策扩散提供借鉴。